那个上了年纪、一直在咳嗽的警探看上去不像是在调查命案，倒更像是要让人们忘掉这个案子。他约见了一些认识卡的人，可讯问的过程中，更多的是他自己在说。从这个和蔼可亲、对土耳其人抱有好感的警探这儿，塔尔库特·厄尔钦得知，在去卡尔斯之前的八年里，卡有过两个女人，一个是土耳其人，一个是德国人。我认真地记下了她们的电话号码。从卡尔斯回来后的四年里，卡没有和任何女人有过联系。

我们冒着雪，静静地走回卡的住处，找到了身材魁梧、很可爱但有点爱发牢骚的女房东。这栋老楼的顶层阴凉而且满是尘土味，房东一边开门，一边愤愤地说房子就要租出去了，如果我们不把里面这些脏东西拿走的话，她就要把它们给扔掉了。打开门以后，房东就走了。卡在这个昏暗、低矮的小房间里住了八年。我一进去就闻到了卡身上的那股味道（我从小就非常熟悉这味道），顿时我便泪满眼眶。这分明就是他母亲亲手给他织的毛衣的味道、他书包的味道、他家中自己房间里的味道，过去我还一直以为这是我不知道的、也没想起来问的某种土耳其香皂的味道呢。

刚来德国的几年，卡在集市里扛过包，给人搬过家，给土耳其人教过英语，还干过漆匠之类的活儿。在申请成为“政治流亡者”，开始领“难民补贴”之后，卡就和“土耳其人之家”（他就是在这儿找到那些活儿的）的共产主义分子疏远开来了。这些遭流放的土耳其共产主义分子觉得卡太内向，而且还有点中产阶级的味道。最后的十二年里，卡的另外一个收入来源就是在图书馆、文化馆和土耳其人协会里给大家朗诵他写的诗。只有土耳其人才来听他朗诵诗（人数偶尔也能超过二十人），如果一个月能有三次这样的机会，他就能挣上五百马克，再加上四百马克的难民补贴，这样他就能撑到月底了，不过这种情况很少。椅子和烟灰缸都是破破烂烂的，电炉也生了锈。起初，对于房东的责备我很气愤，还打算把卡所有的东西统统塞到旧箱子和袋子里带走，包括他的枕头（上面还残留着他头发的味道）、腰带和领带（我印象里他高中时就开始用了）、“巴利”牌的鞋（他曾在给我的信上说过，尽管鞋尖已经被脚趾顶烂了，可他还是把它当作拖鞋在家里穿）、牙刷和漱口杯、三百五十多本书、旧电视机和他从未对我提起过的录像机、已经穿破了的夹克衫和衬衣，以及他从土耳其带来而且已经穿了十八年的睡衣。不过我在写字桌上并没有找到我真正想要的东西，我急了，我可是为了它才来法兰克福的。

在从法兰克福写给我的最后几封信里，卡曾高兴地提到过，花了四年的时间他终于完成了一部新的诗集。诗集的名字叫“雪”，里面大部分的诗都是他在卡尔斯灵感爆发时写在绿皮本子上的。从卡尔斯回来后，他发现这些诗中间竟然存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深层次”的联系。在法兰克福的四年他都用来修改这些诗了，这是个非常艰辛、折磨人的工作。因为在卡尔斯的时候，他很容易就会想到一些诗句，仿佛是有人伏在他的耳边轻声告诉他的一样，而在法兰克福时他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因此，卡试图找出诗集中的逻辑，并且按照这种逻辑来进行修改。在给我的最后一封信里，他告诉我，所有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他要到德国的一些城市通过朗诵来检验他的诗，等一切妥当之后他会把诗集打印出来，给我寄一本，给伊斯坦布尔的出版商寄一本。在信中他还问我，我能不能在书的封底上写上一两句话，给出版商、我们共同的好友法希尔寄去?

卡的书桌正对着窗外那些被茫茫白雪和夜色吞噬的房顶。作为诗人，卡的书桌整齐得出人意料。桌上铺着一层绿色的呢子布，右边摆着笔记本，里面记录着卡对自己在卡尔斯的生活和在卡尔斯写的诗的评论，左边放着他正在读的书和杂志，两边还对称地放着一部电话和一盏铜制的台灯。我紧张地朝抽屉里看去，朝着书和杂志堆里看去，朝着卡收集的剪报（和很多土耳其人一样，卡也喜欢收集剪报）里看去，朝着衣柜里、床上、浴室和厨房的小柜里，甚至是冰箱和小衣袋里看去，总之屋里头所有能放下一本书的角落我都看了。我不相信这本诗集就会这么不见了。塔尔库特·厄尔钦一边抽着烟一边欣赏着法兰克福的雪景，而我则把刚才找过的地方又重新找了一遍。如果不在汉堡之行他带在身边的手提包里，那他肯定把它放在了家里。如果诗集没有全部完成的话，卡是不会把其中任何一首诗打印出来的，他认为这是不吉利的，可他在信中说诗集已经完成了呀。

两个小时后，我还没找到卡的绿皮诗本，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告诉自己这个诗本，至少他的诗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只不过因为着急我没有发现罢了。房东敲门时，我把桌子上、抽屉里能找到的所有本子，上面有卡的笔迹的纸张统统装进了手里的塑料袋里，此外，我把随意摆在录像机旁边的色情带子（这证明卡的家里从来就没有客人来过）也装进了上面印有“卡夫霍夫”字样的购物袋里。我想找件卡的东西留作纪念，就像游人在出远门之前要把生活中某件普普通通的东西带在身边一样。可我又和过去一样不知道选什么好了。最后桌子上的烟灰缸、烟盒、用来拆信封的小刀、床头的钟、已经烂成一条一条的破坎肩（在冬夜他总是把这件坎肩穿在睡衣外边，所以上面至今还残留着他身上的味道）、卡和他妹妹在多尔玛巴赫切的码头上拍的照片，就连他的脏袜子、从未用过的手帕、厨房里的叉子甚至于我从垃圾筐里拣出的烟盒，我统统把它们都塞到了袋子里。上一次，我们在伊斯坦布尔见面时，卡曾问过我要写什么样的小说，我就把《无辜者博物馆》中的故事情节讲给了他听，这些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其他人。

离开向导回到房间后，我马上翻起卡的东西来。可是为了摆脱卡给我带来的巨大悲痛，我刚刚还暗下决心今晚要忘掉他呢!我先看了看那些色情录像带，旅馆的房间里没有录像机，可从带子上面卡亲手写的批注可以看出，他特别喜欢一个名叫“美琳达”的美国艳星。

我开始看卡的笔记本了，这里面记载了他对自己在卡尔斯写的诗的评论。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在卡尔斯的爱情和可怕的经历呢?我从卡的抽屉里找到一个档案袋，里面有将近四十封情书，从这些情书里我找到了答案。这些信都是写给伊珂的，可一封也没有寄出去，所有信的开头都是“亲爱的，我考虑了很久要不要把这些写下来告诉你”。在这些信中，卡都提到了自己记忆中的卡尔斯，提到了和伊珂做爱时的另外一些让人痛心、催人泪下的细节，提到了他在法兰克福平凡、普通的生活（在给我的信里，他也曾提到过在范·贝特曼公园看到的一条瘸腿的狗，以及犹太人博物馆里让人难过的锌制桌子）。这些信没有一封有折痕，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卡连把它们塞进信封的决心都没有。

在其中的一封信里，卡写道“只要你一句话，我就会回到你那儿去”，在另一封信里，他说他再也不回卡尔斯了，因为他不希望伊珂对他的误会更深；他在一封信里提到他忘了一首诗，而另一封信在读者看来就像是给伊珂的一封回信。在信里，卡写道“太遗憾了，你连我的信也误解了”。我确信这当中没有伊珂写给卡的信，因为我把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倒出来，摊在旅馆房间的地上和床上仔细地找过。几周后当我在卡尔斯碰到伊珂的时候我问过她，她也说她没给卡写过信。写这些信的时候，卡就已经知道自己不会把这些信给寄出去的，可他为什么做得像是在给伊珂写回信呢?

也许，我们已经触及到小说的关键了。我们能否理解别人的爱和痛?对于比我们生活得更痛苦、贫穷和忧伤的人，我们能理解多少?如果理解只是把自己摆在他人的位置上的话，那么世界上的有钱人和当权者能不能理解数以万计在生活边缘挣扎的可怜人呢?对于诗人朋友所忍受的煎熬，小说家奥尔罕又能看到多少呢?

带着迷失和遗憾，我就像一只受伤的动物，在痛苦中度过了一生。如果我不是如此爱你的话，我也不会让你如此生气，也就不会失去平衡（我花了十二年的时间才找到这种平衡）而回到了我最开始的地方，我感觉自己遍体鳞伤，我的心里现在仍有那种迷失和被人遗弃的感觉。有时，我觉得自己的遗憾不仅仅是你，而是整个世界。

我看着这些，可我看懂了吗?

我从房间的迷你吧里拿出威士忌喝了起来。喝尽兴了之后，我在深夜出了旅馆，朝凯瑟斯特拉斯大街走去。我要调查一下“美琳达”是何许人。

她的眼睛很大，带点橄榄绿，眼神很忧郁，略微有点斜视。她的皮肤很白，腿很修长，嘴唇就像宫廷诗人们比喻的那样，像樱桃一样小巧但很有肉感。她很有名，在“世界性中心”通宵营业的录像带租售处，二十分钟里我就找到了六盘她的带子。后来，我把这些带子带回伊斯坦布尔了。看了这些电影，我觉得美琳达有些地方已经沁入了卡的心里。拜倒在她裙下的男人不管多丑，多粗鲁，当他们兴奋地呻吟时，她那苍白的脸上就会流露出只有母亲才会有的那种真正的怜悯。她穿着衣服的时候（一个事业心很强的职业女性，一个抱怨丈夫阳痿的主妇，一个放荡的女招待）和她赤身裸体的时候一样让人着迷。后来当我去卡尔斯的时候，我才明白，她的大眼睛、结实的身体和举止都很像伊珂。

卡把他生命的最后四年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这种带子上。我知道这样说会激怒一些人，他们幻想着能在卡的身上看到一个完美、伟大的诗人的影子。为了找到美琳达其他的录像带，我在那些孤独的男人中走来走去。突然间我有个想法：孤苦男人们惟一的共同点就是躲在角落里带着负罪感看色情电影。我在纽约四十二号大街的电影院里，在法兰克福的凯瑟斯特拉斯大街上或是贝伊奥卢后面巷子里的电影院里看到的，都证实了这一点：这些孤苦的男人在带着羞愧、贫苦和迷失感欣赏电影时，电影间隙在电影院破旧的大厅里躲避别人的目光时，他们是如此地相似，这足以推翻那些民族论和人类学的理论。我手里提着黑色塑料袋（里面装着美琳达主演的录像带），走出了“世界性中心”，冒着鹅毛大雪回到了旅馆。

我在大厅的吧台又喝了两杯威士忌，为了让酒劲上来，我走到窗边欣赏着窗外的雪。我想，要是回房间之前就能醉倒的话，今晚就不会再想美琳达或是卡的笔记本了。可一进房间，我不由自主地又随手抓起了一本笔记本，连衣服都没脱就倒在床上看了起来。翻了三四页以后，我看到了这样的一片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