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年间，我学会了人生并非只是一种等待，也可以是一种用来享受的东西。那些看到苏丹像尊重霍加一样尊重我的人，几乎每天都邀请我参加那些典礼和庆祝活动。一天是一位大臣的女儿结婚；隔天是苏丹又添了一个孩子，接着是为他的儿子们举行割礼；另一天是庆祝自匈牙利人手中夺回了一座城池；接着安排标志王子第一天上学的仪式；之后又开始了斋月和节日庆祝活动。不断吃着这些丰盛的美食与肉饭，加上在这些经常持续数日的节庆中，大口大口吃着糖做的狮子、鸵鸟、美人鱼和坚果，我很快就变胖了。多数时间我都在看表演：一直扭打到昏倒为止的橄榄油摔跤手们，在清真寺叫拜楼之间拉起的高空钢索上把玩着手里的棍棒跳舞的走钢丝的人，用牙齿弄扁马蹄铁钉、用刀或串叉刺着自己的耍杂技的人；从袍子里变出蛇、鸽子和猴子，转眼间把我们手中的咖啡杯、荷包里的钱变没的魔术师们，还有演卡拉郭兹与哈吉瓦特故事的皮影戏，其中有我喜爱的骂人对白。晚上如果没有烟火表演，我就会跟着大多是当天认识的新朋友一起，前往大家去的一处宫殿或宅邸，喝着拉克酒或葡萄酒，听着音乐。几个小时后，我会与模仿倦懒瞪羚的美丽舞娘、走在水面上耍弄的俊俏舞男以及用疲惫的嗓音唱着动情而快乐的歌曲的歌手们一起，尽情碰杯、娱乐。

我经常前往那些对我非常感兴趣的大使们的官邸。在欣赏了年轻男女伸展美丽身躯演出的芭蕾，或是来自威尼斯的乐团演奏的最新的无聊夸耀曲目后，我开始享受名声渐隆的好处。聚集在大使馆的欧洲人经常会问我经历过的可怕冒险，他们对我遭受了多大的痛苦、我是如何忍受这一切的、现在又是如何继续撑下去的感到好奇。而我则会隐藏自己在屋里打瞌睡、撰写愚蠢书籍而度过整个人生的事实，就像在苏丹面前做的一样，就他们想要了解的这块有趣国土，给他们讲述我即兴编造出来的惊人故事。不仅仅是那些婚后前来看望她们父亲的年轻女孩，和我打情骂俏的使节夫人，就连那些显贵的使节与官员们都带着崇拜之情听我讲着我编造的宗教和暴力的血腥故事，听我讲着我编造的宫廷倾轧和爱情阴谋。如果他们一再要求，我会悄声说出一两件国家机密，或是描述一些苏丹的奇怪习惯，没人知道那些都是我当场捏造的。当他们想要了解更多的情况时，我就会摆出一副讳莫如深的样子，乐在其中。我会装作无法全盘道出自己知道的所有事情，且以沉默作为掩护，以此来激起这些霍加努力想要我们模仿的笨蛋们的好奇心。但是，我知道他们相互之间也在悄声谈论着，说我参与了某种需精通科学的大型神秘计划，那是一项必须投入巨资的秘密武器设计。

当我晚上想着那些我所看到的美丽身影，带着一身的酒气，头昏脑胀地从这些别墅、宫殿回到家时，总会看到霍加坐在我们已有二十年历史的桌子旁边工作着。在他身上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对工作的狂热，桌上则铺满了纸张，纸上画满了我看不懂的奇形怪状的图案，写满了神经质的文字。他会让我说一说一整天都做了些什么，都看到了些什么，但很快就厌恶起这些他觉得无耻又愚蠢的消遣，打断我的话，开始谈论起“我们”和“他们”，向我描述他的计划。

他再次谈到，一切都与我们心灵的内部构造有关系，他所有的计划也都是根据这一点来设计的。他兴奋地谈论着满是垃圾的碗橱（也就是我们称为脑的东西）中的均衡或混乱。但是，我不明白如何能从这一点出发，来构思出他把自身及我们所有的希望都寄予其身的武器的形状。我认为没有人能够明白这一点，有时我也认为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明白。他告诉我说，有朝一日有人会打开我们的头脑，证实他所有的这些想法。他谈到瘟疫期间我们一起照镜子时，他察觉到的一个伟大的真理。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已在他的心中明朗化了，而那个武器也就来自于这一真理！对于他的这些激动的话语，我并没有明白多少，却也受到了感染。接着，他会用颤抖的指尖把纸上一个奇怪而且不明确的图形指给我看。

每次他指给我看时，都会让我觉得这个图形多少有了点进展，这个图形似乎让我想起了某件事。看着这块我称为图形“恶魔”的黑色污点，我以为我会马上说出我把我看到的东西比作了什么。然而，一时的犹疑，或者想到可能是记错了，结果我什么也没说。这四年期间，每张纸上画的这个图形都有细微的变化，每次也都有所发展而得以明确，最终，在耗费了多年来积攒下来的钱财和人力后，他终于能够把这个图形变成了现实。而在这四年期间，我却总是这么来看这个图形的：有时我把它比作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某样东西，有时把它比作我们梦中的某个意象，有一两次则把它比作昔日彼此叙述自己的回忆时看到或谈论的某样东西。但是，我就是迈不出这最后一步，说不明白我脑海中闪现的东西，所以只能屈服于这种混乱思绪，徒然等待着这个武器自行揭开它的秘密。即使四年后，当这个小小的污点转化为庞然大物，高如大清真寺，成为整个伊斯坦布尔谈论的骇人异象，霍加称其为“真实的战争机器”，而每个人也都把它比喻成某种东西时，我依然无法理清过去霍加对我描述的这个武器未来将获胜利的各种细节。

进宫时，我像起床后努力要想起记忆本身执意忘怀的梦境的人一样，试着向苏丹重述这些逼真的惊人细节。我提及那些霍加不知向我描述了多少次的车轮、整速轮、炮塔、火药及操作杆。我用的这些文字不是我的风格，而尽管我的叙述也缺乏霍加那种激情狂热，但我还是发现苏丹已经受到了感染。看到这些晦涩的言词、我粗枝大叶转述的霍加关于胜利与拯救的热情诗句为这个我觉得很聪明的人点燃了希望，我也深受鼓舞。而苏丹也会说，留在家里的霍加是我。对他这种彻底迷惑了我的心智的智力游戏，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当他说我是霍加的时候，我觉得最好装作什么也不明白，因为他很快就会提出所有这一切都是我教霍加的——不过不是现在迟钝的我，而是许久之前改变了霍加的我。我心想，要是我们谈的是娱乐、动物、过去的节庆或商人游行的准备，那该多好。后来苏丹说，大家都知道，这项武器计划的背后有我的存在。

这就是最让我担惊受怕的。霍加多年未公开露面，几乎已被人遗忘。那个不管在别墅里、在宫中、在城里如此频繁出现于苏丹身边的人都是我，现在他们嫉妒的人是我！他们对我这个异教徒恨得咬牙切齿，不只因为那笔来自于那么多村庄、橄榄园与驿站的收入将投注在那项日渐引人说长道短的不明武器计划上，也不只是因为我和苏丹走得这么近，还因为研制这个武器就干涉了别人的事务。当我无法对他们的诽谤充耳不闻时，我就会向霍加和苏丹说一说我的担心。

但是，他们并没有太在意。霍加完全地埋首于他的计划。我就像老人羡慕年轻人的激情一样，羡慕他的怒气。最后那几个月，他为纸上那个可疑的黑色污点增添了细节，并将其转化为一个令我害怕的庞然大物，开始了它的模型浇铸计划。他在这些模型上投入了惊人资金，浇铸出了任何炮弹都无法穿透的厚钢板。他对于我转述的那些坏的传言甚至听都不听。他只对谈论这一切的大使官员感兴趣：这些使节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是怎么来思考问题的？对这个武器有什么想法吗？最重要的是，为什么苏丹从未考虑派遣使节，在这些国家设立代表帝国的使馆？我意识到他希望得到这个职务，逃离这里的笨蛋，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但即使在对自己的设计能否实现感到绝望、铸造的钢铁开裂以及觉得资金将要不够了的日子里，他都未曾坦白说出这个想望。只有那么一两次，他顺嘴说想和“他们”培养的科学人士建立联系，认为或许他们会了解他所发现的关于头脑内在的真理。他想与威尼斯人、佛兰芒人或任何当时他想到的远方城市中的科学人士通信。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人是谁？他们生活在哪里？如何才能与他们通信？我是否可以从使节们那里了解到这些？最后那些日子，我不太关心这个武器是否终将成真，而是放任自己享乐，忘记了他的这一请求，而这一请求有着令我们的敌人高兴的消沉迹象。

苏丹也对我们敌人的流言充耳不闻。准备测试这个武器的那些日子里，霍加在找寻有勇气的人，这个人必须进入那个可怕的金属堆里面，在锈铁臭味中转动整速轮。在这期间，当我对那些谣言抱怨的时候，苏丹连听都不听。他还是像往常一样，要我重复霍加说的话。他相信霍加，对一切都很满意，一点也不后悔对他抱以信任——对这一切，他很感激我。当然，这是出于同样的理由：是我把一切教给了霍加。他也和霍加一样，也谈论起关于我们头脑内在的事来，然后提出其他与这个感兴趣的话题类似的问题。就像有一阵子霍加所做的那样，苏丹也会问我，在那里，在那个国家，在我以前的国家，人们是如何生活的？

我给他讲了一大堆故事。一遍又一遍地讲着这些故事，如今我已相信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真的，但现在我无法分辨这些故事是年轻时真正经历的事，还是每次坐在桌旁写书时从笔尖流淌出来的幻想。有时，我会说出一些当时心头浮现的有趣谎言，也有一些是我编得越来越完美的故事；我总说那里的人的衣服上有许多纽扣，因为苏丹对这样的细节感兴趣；我还讲一些故事，这些故事中的细节不知道是来自我的记忆还是来自于我的梦。但是，仍有一些二十五年来我依然无法忘怀的真事——在椴树底下吃早餐时，我和父母、兄弟姐妹们在餐桌上的谈话！苏丹对此最不感兴趣。有一次，他对我说，实际上，所有的人生都很相像。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句话感到十分害怕，苏丹的脸上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魔鬼般的表情，我想问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是，看着他的脸，我心里想说：“我就是我。”那情形，仿佛当时如果我有勇气说出这句毫无意义的话，就可以让所有那些想耍阴谋把我变成另外一个人的造谣中伤者们的游戏化为灰烬，也可以让霍加和苏丹的游戏泡汤，然后再度宁静地生活在自身的存在之中。然而，就像那些害怕提出任何可能危及自身安全的疑虑的人一样，我在恐惧中保持了沉默。

这是春天发生的事，当时霍加已完成武器的制造，因为尚未召集到他需要的人手，还没能进行武器测试。不久，我们惊讶地获悉，苏丹随军参加对波兰领地的远征去了。为什么他没将这个能够打败敌人的武器一起带去？为什么他没有带我去？他不相信我们吗？就像其他留在伊斯坦布尔的人一样，我们相信苏丹事实上不是去打仗，而是打猎去了。霍加对多了一年的时间感到高兴，而我也没有其他的娱乐消遣，所以我们便一起为这武器忙碌了起来。

为找到操作这个武器的人员，我们费了很大劲儿。谁也不愿意进入这个可怕的不明机械里。霍加放话出去，将提供丰厚的酬劳。我们让人沿街传布消息，派人去了城里、造船所与大炮铸造厂，并在咖啡馆的游民、无家可归者与喜爱冒险的人中间找寻人手。即使我们找到的人克服恐惧进入了这个铁堆里，也大多很快就逃走了，因为无法忍受挤在这个铁甲虫里，操作热得发烫的整速轮。夏末，当我们能够开动这个机械的时候，多年来为这项计划积蓄的钱也已告罄。在好奇的人们困惑而惊骇的注视下，这个武器笨重地动了起来。胜利的呼喊声中，它向一座想像中的堡垒发起了进攻，摇摇晃晃地发射炮弹，然后停了下来。资金继续从各个村庄及橄榄园涌来，但因为费用太高，霍加只好遣散了我们召集来的人员。

冬天在等待中过去了。远征归途中，苏丹驻留在了他非常喜爱的埃迪尔奈。没有人来找我们，只有我们俩在一起。上午皇宫没有人聆听我们的故事，晚上也没有官邸的人款待我，因此我们没什么事做。我请一位来自威尼斯的画家为我绘制肖像，并学习乌德琴，以此来消磨时间；霍加则时不时地到库勒底比去看看他派了一个看守人守卫的武器。他也不是没有到处为它加点东西，却又很快厌倦了。我们最后共度的那些个冬夜里，他没再提及这个武器，也没谈论要用它来做的事情。他突然显得缺乏活力，但不是因为失去了热情，而是因为我没再把他的激情给鼓动起来。

晚上多数时间我们都在等待，等待着风雪停止，等待着深夜小贩最后的叫卖声经过，等待着炉火减弱再多添柴火，等待着金角湾对岸最后一盏灯熄灭，等待着怎么也不来的困意到来，等待着早上的宣礼词。在这样的冬夜里，我们很少交谈，经常各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一个这样的晚上，霍加突然说我改变了很多，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我的胃开始翻腾，背上开始直冒冷汗。我想反驳他，说他错了，告诉他自己一直是原来的样子，我们很相像，他应该像以前那样注意我，我们仍然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谈论；但是，他说的没错。我的目光停留在了靠放在墙边的肖像，那是当天早上才拿回来的我的画像。我变了。大啖美食佳肴后，我变胖了，有了双下巴，肌肉松弛，行动迟缓。更糟的是，我的脸也完全不一样了。经过那些宴会的狂饮与纵情声色，一种低俗的神色悄悄爬上了我的嘴角，加上不在正常时间睡觉及酩酊大醉，让我两眼无神。就像对自己的生活、对这个世界和对他们自身感到满意的那些笨蛋们一样，我显露出了一种粗鄙的自得模样。但我知道，我很满意自己新的状态，我什么也没说。

后来，直到得知苏丹点召我们及我们的武器到埃迪尔奈加入军队之前，我一直反复做着同样的梦：我们身处威尼斯一场化妆舞会，它令人恍惚地想起伊斯坦布尔的宴席。当我母亲和我未婚妻拿下她们脸上的“普通女人”面具时，我在人群中认出了她们。而当我摘下面具，满怀希望她们也会认出我时，不知怎么地，她们却不知道那就是我。她们手握面具指着我身后的一个人。我转身看去，发现这个人是霍加，他会知道我就是我。然后，我走向他，希望他认出我。而这个是霍加的人一语不发地拿下了面具，我吓了一跳。一股罪恶感让我从梦中惊醒——面具底下出现的是，我年轻时的样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