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莱曼和费尔哈特之间有什么怨仇吗？”他们执意问道。麦夫鲁特说，那都是些陈年旧账，苏莱曼刚结婚，有了孩子，过得很幸福，他绝不会去杀人。他们说，费尔哈特的妻子，抛弃他躲到了苏莱曼的家里。麦夫鲁特说，在这件事上苏莱曼没有过错，他根本不回那个家。这些都是他听维蒂哈说的。麦夫鲁特没有放弃替自己的朋友辩护。谁可能会去杀费尔哈特？他怀疑什么人吗？没有。麦夫鲁特和费尔哈特之间有任何怨仇吗？他们之间有关于钱、女人、姑娘的问题吗？没有。他希望费尔哈特被杀吗？不希望。
有时，警察们忘记了他的存在，说一些别的事情，忙着跟一个开门的人说话，还开起了足球的玩笑。麦夫鲁特从中察觉，自己的情况并不太糟糕。
有一会儿，他以为听到了这样一句话：“据说，他们仨都爱上了同一个姑娘。”随后，他们哈哈大笑起来，好像跟案子无关一样。苏莱曼是否可能跟警察说了情书的故事？麦夫鲁特感到郁闷。
审讯后他又被送去了拘留室，这下他内心的负罪感变成了惶恐不安：现在他们会打他要他说出情书的故事，还有苏莱曼是如何欺骗自己的。这个想法瞬间让麦夫鲁特感到无比丢脸，以至于他想去死。但随后，他觉得自己夸大了这些恐惧。是的，他们仨都爱上了萨米哈，一点没错。麦夫鲁特明白，即便自己说，“其实那些情书我是写给拉伊哈的”，警察也只会付之一笑。
正当他盘算着这么交代时，下午他们释放了麦夫鲁特。走上街，他为费尔哈特感到悲伤，犹如他自己的人生和记忆中的重要一部分被抹去了。然而跑回家拥抱女儿的渴望是如此强烈，他激动地坐上了开往塔克西姆的公交车。
女儿们不在家，家里空无一人的样子异常悲凉。法特玛和菲夫齐耶没洗碗就出门了。用了三十年的钵扎器具、拉伊哈放在窗前的紫苏花盆、才两天就放开胆子肆无忌惮到处游逛的大个蟑螂，让麦夫鲁特感到一种悲凉，甚至是一种怪异的恐惧。仿佛在短短的一天里，房间变成了另外一个地方，家具也都有点变了样。
他跑上街道，因为他确信女儿们和她们的姨妈一起在杜特泰佩。现在杜特泰佩的所有人都会因为他和费尔哈特的亲近而指责他。为了表示对费尔哈特的哀悼，他该对萨米哈说什么？坐在开往梅吉迪耶柯伊的公交车上，他看着窗外思忖着这些问题。
在杜特泰佩的阿克塔什家，麦夫鲁特看见了节日礼拜后的人群。苏莱曼是和他同时被释放的。有一会儿，麦夫鲁特发现自己正和苏莱曼的妻子梅拉哈特面对面地坐着。他们一言不发地看电视。麦夫鲁特觉得，所有人都对不住这个与世无争的女人。现在他也想不被指责、责骂，尽早带着女儿回到塔尔拉巴什的家里。他甚至把苏莱曼获释的喜悦也看作是针对自己的一种指责。感谢真主，这个家有四层，还有三台一直开着的电视。麦夫鲁特一直待在一楼，这样也就没能见到萨米哈向她表示哀悼。现在萨米哈成了寡妇。也许她预见到这样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在费尔哈特身上，才明智地离开了他。
费尔哈特的阿拉维派亲戚、收费员同事和几个贝伊奥卢的老朋友，出席了他的葬礼，萨米哈没去。离开墓地时，麦夫鲁特和莫希尼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伊斯坦布尔的上空灰蒙蒙的。他俩不爱喝酒，就一起去看了电影，随后麦夫鲁特回家等两个女儿。
麦夫鲁特甚至没和女儿们说起她们姨父的葬礼。法特玛和菲夫齐耶做出一副相信她们有趣的费尔哈特姨父干了坏事而被杀的样子，不问这方面的问题。不知道萨米哈对他的两个女儿说了什么，灌输了什么？麦夫鲁特越看女儿，越为她们的未来感到担忧，阿克塔什一家人是怎么想费尔哈特的，他希望女儿们也这么想。他知道去世的费尔哈特不会喜欢自己的这个愿望，他为此感到羞愧。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个人观点，相对于女儿们的未来，无足轻重。他明白，费尔哈特死后，在城市的生存角逐中，除了考尔库特和苏莱曼，他不再有别的依靠。
从第一天起，麦夫鲁特就对考尔库特说了他对警察说的话：他真的不知道费尔哈特在耍什么花招。更何况，那份差事也不适合他，他立刻就去辞职。他也积攒了一点钱。为了通报自己的这个决定，他去了耶迪泰佩电力公司在塔克西姆的大楼，发现他们已经给自己结了账。由于私有化之后出现的掠夺，公司的新老板们都在提防批评以及有关腐败的传闻。麦夫鲁特痛苦地听到认识的收费员对费尔哈特的议论，他们说起他就像说起一个给这个职业抹黑的人。可同样的一些人，有时说起一个在查处偷电行为时因为相似的原因被杀或被打的收费员时，却把他看作一个给这个职业带来荣耀的英雄。
费尔哈特为什么以及如何被杀的，好几个月都没有定论。一开始警察怀疑是一起同性恋凶杀案。对于这个说法，考尔库特和苏莱曼都愤怒了。之所以这么怀疑，是因为凶手并没有破门而入，显而易见他是费尔哈特认识的一个人，甚至还在家里和他一起喝了拉克酒。他们也录了萨米哈的口供，接受了她和丈夫吵架后搬去姐姐和姐夫家的事实，一点也没怀疑她，他们让她回家指认了被偷的物品。警察拘捕了两个楚库尔主麻和吉汗吉尔的惯偷，打了他们一顿。这些每天都在变化的细节，麦夫鲁特都是从靠政治关系得到消息的考尔库特那里听来的。
伊斯坦布尔的人口已经达到了九百万，如果没有一张半裸或是著名女人的照片，由于嫉妒、醉酒、愤怒引发的一般凶杀案，报纸就不再会报道。费尔哈特的被杀竟然也没有成为报纸的新闻。从电力公司私有化中大获不义之财的大报社老板，也不允许刊登这些方面的负面消息。六个月后，费尔哈特的老朋友们出的一份左派反对党月刊，在一篇有关电力腐败、谁也不会看的文章里，在众多名字当中也提到了费尔哈特·耶尔马兹。作者认为，费尔哈特·耶尔马兹，是一个善意的收费员，他不幸成为了黑社会团伙之间利益分配角斗的牺牲品。
这份麦夫鲁特连名字都没听说过的报纸，是苏莱曼在出版后两个月拿来给他的。苏莱曼看见了麦夫鲁特读报时的样子，但对此什么也没说。苏莱曼有了第二个儿子，建筑生意也很好，他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
“你知道我们有多爱你，是吧？”苏莱曼说，“从法特玛和菲夫齐耶那里，我们得知你没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感谢真主，我们过得很好。”麦夫鲁特说，“我不明白，我的女儿为什么抱怨。”
在费尔哈特去世后的八个月里，他的遗产被瓜分了。萨米哈在阿克塔什他们找来的律师的帮助下，分到了丈夫做收费员那些年里挣的钱，还有费尔哈特在楚库尔主麻和托普哈内附近急急忙忙低价买下的两套小单元房。又小又歪斜的老旧单元房，经乌拉尔的建筑公司粉刷一新，随后出租了。麦夫鲁特从法特玛和菲夫齐耶那里，听说了有关杜特泰佩生活的所有细节，从他们吃的饭到他们去看的电影，从她们和姨妈玩的游戏到考尔库特和维蒂哈之间的争吵。法特玛和菲夫齐耶去她们的姨妈家里度周末，周六晚上还在姨妈家里留宿。两个孩子带着新毛衣、牛仔裤、背包和别的礼物回到塔尔拉巴什的家里，兴奋地把这些新物件展示给她们的爸爸看。她们的萨米哈姨妈，现在就为法特玛交了高考补习班的钱，还给了她们很多零用钱。法特玛想学旅游专业。看到女儿的这种决心，麦夫鲁特两眼潮湿。
“你知道考尔库特对政治感兴趣。”苏莱曼说，“我真心相信我哥为国家的效力，有一天终将得到回报。尽管我们离开了农村，但为了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贝伊谢希尔人，我们成立了一个新的同乡会，好让他们得到我们这些同乡的资助。在杜特泰佩、库尔泰佩、努乎特和约然，还有许多别的有钱人。”
“我对政治一窍不通。”麦夫鲁特说。
“麦夫鲁特，咱们都四十岁了，该知道一切了。”苏莱曼说，“这件事里没有任何政治成分。我们将举办晚会，郊游和聚餐原本就有，现在再开一家会所。就像经营快餐店那样，你煮茶和同乡们交朋友就行了。我们收了钱，在梅吉迪耶柯伊租了一套单元房。你去管理那里，挣的钱至少是你可怜巴巴做街头小贩的三倍。考尔库特是保人。晚上你六点下班，夜里去卖你的钵扎，这个我们也想到了。”
“让我想两天。”
“不，你现在就决定。”苏莱曼说，但看见麦夫鲁特沉思的样子，他没再坚持。
其实麦夫鲁特想找一份更接近街道、人群和贝伊奥卢的差事。和顾客们开玩笑、敲他们的门、行走在上上下下无尽的人行道上，是他熟悉、喜欢的事情，而不是待在办公室里。但他也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一生离不开考尔库特和苏莱曼的资助。他也自知做收费员时挣的小费已经用完了，况且在做收费员那些日子里，夜晚干得少因而失去了很多钵扎顾客。有些夜晚，他感觉仿佛没有一扇窗帘会拉开，没有一个顾客会叫他。夜晚，他感到了城市的混凝土、冷酷和恐怖。野狗们不再那么具有威胁性了。边远街区的那些带轮子的金属垃圾桶，也进入了市中心，进入了麦夫鲁特喜爱的所有地方，贝伊奥卢、希什利、吉汗吉尔。一个翻找垃圾桶的新的贫困阶层也应运而生。麦夫鲁特走了二十九年的街道，早已成为他灵魂的一部分，正在经历着快速的变化。街上充斥了太多的文字、太多的人、太多的噪音。麦夫鲁特发现人们对于过去的好奇在增加，但他感觉钵扎并不会从中获益。街上出现了更强硬、更愤怒的新一代小贩，他们是一些一心想宰客、动不动就叫嚷、不断折卖的人……他们损人利己，却都是些愚笨的人。老一代小贩在城市的纷乱中慢慢消失……
麦夫鲁特就这样喜欢上了和同乡交朋友的主意，夜晚他还能够随心所欲地卖钵扎。他接受了这份工作。小单元房在一层，门前有一个卖烤栗子的小贩。头几个月里，麦夫鲁特看着窗外学会了卖栗子小贩的经营之道，还发现了小贩的不足之处。有时他走出去找个借口（“看门人在这里吗？”“最近的玻璃店在哪里？”）和他聊天。有几次，他还允许小贩把卖栗子用的茶几搬进楼里（他们不允许这么做的），然后和他一起去做了主麻日的礼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