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菲克竭力让自己保持礼貌,他笑着说:“但我仍然没看见它们之间有什么矛盾。”然后他根据他们之间来往的书信,开始说他们共同的观点。
苏莱曼•阿伊切里克打断雷菲克的话说:“您所说的共同之处仅仅在于激情。让我来跟您说我们之间的分歧:您不明白改革的惟一力量是国家和这个国家的领导班子。您只想着要给农民带去某些方便,让他们在更好的条件下生活,给他们带去某些现代的技术。这是最终我们都希望的。但您首先,而且仅仅就想到了这些。有一点您不明白,那就是这些东西不会立刻就有,更不会自己冒出来。首先国家必须更加强盛,必须保持原有的实力,并用这种力量去摧毁前进道路上的障碍。首先应该是国家!您不明白在我们这里国家有它自己特殊的地位。”
雷菲克说:“我一直都在想我们是有自己特色的。”他觉得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很绝望,他感到害怕了。他嘟囔道:“我真的有点糊涂了。”
组织者作家说:“我们和我们是相似的。”
雷菲克兴奋地说:“对,我正是这么想的!”
“您是这么说的,但除了说要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您没能提出任何别的建议。”
雷菲克说:“农民的生活状况很糟糕。这点我在铁路上都看见了。”
突然苏莱曼•阿伊切里克站了起来。他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他笑着说:“您去了那里,可怜他们了。我也可怜他们。以前我也努力想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后来我学会战胜自己的感情了。您也要学会。那个时候您写出来的东西就会有价值了!”他用不再掩饰的粗暴说完这些后又重新坐了下来。“改革的成功和国家的进步靠的是这些农民。如果我们感情用事,把手上所有的一切都还给农民的话,我们用什么来建设工业?如果我们没有工业,我们就会被帝国主义吞噬掉!”
雷菲克说:“是的,没有工业非常糟糕!”他越发觉得自己是个傻瓜了。
“您既赞成这个,又坚持要那个。但二者是不可兼得的。当务之急是建立国家工业。这个行动其实已经开始了,但又被停下了。现在我不知道伊斯麦特帕夏会做什么,但一个国家是一定要有工业的。这也将从农业,也就是您可怜的农民那里来获得。”
雷菲克说:“至少可以解除农民身上的地主压迫……”他再次觉得自己是个傻瓜。
苏莱曼•阿伊切里克笑着说:“您知道这是改革做不到的事情。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想这样做,但他们在土耳其根本没有发言权,因为他们没有后台。他们能做的就是最深刻的批判!”像是可怜自己以前的同志们那样,他笑了笑。然后他又突然生气地说:“理想主义不是件坏事,但我认为做点实事会是件更好的事!”他气愤地问道:“我们怎么会说起这个?是的,改革触及不到地主!”
雷菲克嘟囔道:“改革竟然做不到这个……”
苏莱曼先生说:“但改革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农业税不再征收了,兵役制上的平等也实现了,那个养路费,也在两年前让我们给取消了。”
雷菲克说:“养路费是一种可怕的非常征用,您大概知道,不交养路费的结果……”
“我知道,先生。我全知道。如果您有兴趣,我还可以跟您说说戴尔西姆行动。我知道所有的罪孽,我也接受所有的罪孽,因为我相信没别的路可走!如果您也想有所作为,想为国家做点贡献,您也必须有接受罪孽的勇气……其实我也不能说它们是罪孽……因为为国家做的任何事都不能算罪孽。但是您,用您那怪异、不寻常的视角认为已经实施的某些改革是罪孽的,所以您会做出那错误的计划!想一想改革是什么?改革就是把对人民有好处的东西带给他们……”
雷菲克想:“是的,我是个笨蛋!”他害怕了。“我做这些计划是为了给我的生活指明一个方向,为了给自己的生活赋予一个目的。我可怜了那些农民,而最终知道所有这些都是荒唐和空洞的。”他感觉自己像个罪犯,一个游离在社会之外的怪物,一个变态的人。他坐在那里,向前微倾着身子,一边轻轻地点着头,一边看着自己的脚尖。“原来我想的事都是错的,我是一个幻想者。我读了卢梭……我从伊斯坦布尔逃了出来……我看见了农民的贫穷……但我错了……”第一次他没有觉得游离在社会之外是件可怕的事。他想:“我只是想做些什么!我仍然这么想。”
他看着苏莱曼•阿伊切里克说:“唉,那么我可以做些什么呢?”随后他似乎对自己这种随便的态度感到了羞愧。
苏莱曼•阿伊切里克说:“您可以和我做一样的事情。”
雷菲克想:“他在做什么?他是安卡拉经济局长、一个国家公务员……如果我是公务员,我也会接受他们所做的一切。如果我反对,那我就什么也做不成了……”
苏莱曼先生说:“我们可以给您找一个好的职位。听说农业部要发表您的书。尽管我认为不对,但这并不重要!最终是一个服务,可以表示您的善意。您可以在经济部工业考察团里找个位子……可能我也要过去,因为您知道,首要任务是建设一个强大的工业……”
雷菲克叹息道:“我既不能和国家站在一起,也不能反对国家!”
组织者作家说:“这是对的!”他也第一次像是有点悲伤地说:“但您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要么和我站在一起,要么反对我们……您知道反对我们的那些人。”他用手指着左胸说:“这边是共产党人。他们没有任何影响力。有的人很遗憾还在监狱里。”他又用手指着右胸说:“这边是自由主义支持者,实业银行那伙人,假的自由主义者……您读过阿呵奥鲁•阿赫梅特的《国家和个人》吧?……但阻碍我们组织运动的既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自由主义者……是反动派和改革的敌人阻碍了我们。他们在一夜之间就把我们给取缔了。您知道那个《安卡拉》小说的作家是怎么被他们发配到地拉那[1]的吗?现在我们可能要和伊斯麦特帕夏一起重新开始。您可以和我们一起干……”
雷菲克困惑了。组织者作家说这话的样子就跟“您可以坐在那张沙发上”一样。他想:“我可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吗?所有这些激情之后我去当个国家公务员。”他觉得连这个想法都很可怕。
他说:“不,我不能!”随后他在想刚才那句话是怎么说出来的。
一阵沉默。
苏莱曼•阿伊切里克嘟囔道:“我很伤心。”他停顿了一会儿后说:“而您有我们没能在年轻人身上找到的激情!那么,你准备做什么?”
“我要回伊斯坦布尔!”
“啊,是的,您在铁路上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雷菲克想:“我要回伊斯坦布尔!难道我的心就那么软吗?还要和国家站在一边?我不是那种人,我不会去做坏事!那么,我比这个苏莱曼先生更好吗?也不是,另外我还有点傻……我想回家。回去后做什么?一切还是像以前那样吗?那样的话我就反对国家……如果我敢那样的话会怎么样?”
苏莱曼•阿伊切里克说:“回到伊斯坦布尔后希望你可以继续给我写信!也许有一天我们的意见可以统一。”
雷菲克说:“我要的是祖国的好,不是国家的!”
“我知道,我知道!但您不明白两者是不可分的,而且国家是在前面的。”
“我知道,可能这是对的,但我不能这么做。”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他们互相笑了笑,这种笑表示他们可以永远理解对方,但同时也表明了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
苏莱曼先生从椅子上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步。出乎雷菲克的意料,他像个孩子似的羞愧地笑了笑,然后突然说:“小伙子,我很喜欢您。您的来信既让我感到高兴,也让我去思考了某些问题……看了您的那些计划我很生气……但现在我要说,我很喜欢您!……”他拍了拍雷菲克的肩膀,“没想到您的脸是这样的……现在我明白了。这么圆润、单纯和平静……”因为羞愧,他没能把话说完。然后他看着别的地方说:“快跟我说说您在铁路上看到的事情。如果我对您有什么冒犯,请您原谅……对,我去把拿茶来。”他迈着小步子,很快地离开了房间。
雷菲克想:“我的脸是圆润而平静的!”他觉得自己像个傻瓜。“一个善意的傻瓜!他为什么要注意我的脸?因为从我脸上就可以知道我是个傻瓜!”他想在书柜的玻璃上看见自己。他起身走到书柜前,在玻璃上看见了自己的“平静和圆润的一张脸”!他想到了裴丽汉,也想到了从前的生活。“这张平静的圆脸会出现在古尔邦节的家庭午宴上和除夕的‘翻跟头’赌戏上。”他想起九个月前在伊斯坦布尔度过的最后一天。他去了贝伊奥鲁,想到对日常生活的厌倦,他把自己比作一个基督教徒,认为自己是一个没人关心的怪物。他嘟囔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怎么发生的?我是什么人?我是个好人!他们是这么看我的——善良、单纯和诚实……”当人没有其他特点时,人们就会说他是个好人。他看见苏莱曼先生端着茶杯走过来。“比如说这人,关于我他会对别人这么说:‘雷菲克•厄谢克基吗?啊,他是个好人!很善良……’听到这话的人就会想:‘也就是说有点傻。’苏莱曼•阿伊切里克会说:‘这小伙子害怕和国家站在一边……’然后他们会挑起眉毛说:‘这天底下什么人都有!’”他又想起刚才那像风暴一样过去的谈话。刚开始他还什么也不明白,只知道傻笑。其实他早就该明白了。他突然想:“其实我已经明白了!在看见齐亚的时候,去见农业部长的时候,不,不,在看见凯利姆先生的时候就明白了!”他想起了黑尔•鲁道夫。“魔鬼进入了我的身体!我在这里就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但这次他从自己这种游离在社会之外的状态中感到了乐趣,就像抽烟那样,他轻轻地把它吸进去,让它弥漫到自己的血管里。“也就是说任何事情都不取决于我的善意、要求和选择。我只能游离在社会之外,因为光明和理智的光芒落入了我的灵魂!一切都被包围在他们所说的国家、改革和共和国里面,没我可走的路!”他想起了荷尔德林的话。突然他嘟囔道:“那么,光明将如何来临?”他气愤地想起兴致勃勃谈论国家高压政治的穆赫塔尔先生。“光明怎么才能来临?我是相信光明的。是光明,还是黑暗?如果是黑暗,那我将永远游离在社会之外。如果是黑暗,那将意味着我要屈服并放弃自由。但为什么,为了谁,是那种自由吗?照穆赫塔尔先生说的,放弃自由,或者放弃光明社会就可以前进……是那样的吗?那么谁要自由?国家不要!商人对此不太感兴趣。地主们恨自由!农民们连听都没听过。别的还有什么人?工人们吗?……还有我!哈,哈……我要自由!”他在房间里来回走着,看着墙上那些国家领导人的照片。照片上那些强硬但又慈悲的人像是在惊讶地对他说:“小伙子,你又是谁?我们已经安排好了一切。什么光明,什么黑暗,什么自由,你是从哪找来这些东西的?记住你是个奴隶,屈服吧!”想到这些他笑了,因为屈服也是有乐趣的。人一旦屈服,就可以把罪孽留给历史和周围的存在,就可以安心地继续生活……一旦感到难受还可以骄傲地这样解释:“我知道所有的罪孽,我接受所有的罪孽……”他高兴地想到:“我知道自己是个奴隶!”但随后他又气愤地想到了荷尔德林。突然他说:“不,这是错误的!”然后他发现自己像往常一样又走进了一个思维的怪圈。他不想再在那怪圈和房间里转悠了,于是他重新坐回到沙发上。他看了看组织者作家的书桌。他觉得刚进屋时那些让他感到激动的笔、纸张、香烟、烟灰缸、稿件和书籍现在看上去都很可笑。写着自己的那些计划的书稿也很可笑。当他想到书稿会被出版时突然又忘记了刚才想到的一切,他嘟囔道:“出版后兴许会被人采纳!”他突然感到自己也已经做好了把罪孽扔给历史和周围的存在的准备。
[1]现阿尔巴尼亚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