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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没有东西可看，没有故事可听，生活将会变得索然无味。孩提时代，我们听收音机、透过窗户眺望对面的公寓或楼下蹒跚而过的行人，借此摆脱生活的无聊。在1958年的那些日子里，土耳其还没有电视。但我们却不肯承认：我们总是无比乐观地谈论电视，就像谈论一部四五年之后才会抵达伊斯坦布尔的好莱坞电影，说，“就要到了。”

作为过去的消遣，遥望窗外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当电视真的到达土耳其后，人们坐在电视机前看节目的姿势竟与从前在窗前眺望的姿态一模一样。我的父亲、叔叔、祖母看电视的时候，常常不看彼此，盯着屏幕争论不休，或是说两句停两句，报告刚才所见所闻的内容，一如当初我们透过窗户凝视外面的世界。

“如果雪再这样下下去，就会结起来了。”婶婶望着窗外飘落的雪花，会这么说。

“那个卖土耳其糖果的人回到尼尚塔石拐角了！”我从另一扇窗户可以看到路面的有轨电车。

星期天，我和叔叔婶婶还有住在公寓楼下的每一位，都会来到楼上和祖母共进午餐。我站在窗前等着食物端上来，感到和母亲、父亲、叔叔、婶婶在一起是如此令人愉悦，仿佛我面前的每一件事物都闪着淡淡的光辉，它们笼罩在长餐桌上方的水晶灯下。祖母的起居室和楼下的起居室一样灰暗，但我却觉得她的更暗一些，或许是因为那些纱窗和流苏的缘故。它们悬挂在永远关闭的阳台门窗两边，投下些许令人心悸的阴影。又或许是因为屋里摆放着一扇珍珠母镶嵌的屏风，还有厚重的桌子、各式衣柜、小型钢琴、那些挂在高处的相框以及这间屋子因缺少新鲜空气而常有的灰尘味儿。

午饭过后，叔叔在隔壁阴暗的房间里抽烟。“我有张足球赛门票，但我不去了。”他说，“你爸爸会带你们去的。”

“爸爸，带我们去看球赛吧。”我哥哥在另一间屋子喊道。

“孩子们需要呼吸些新鲜空气。”我母亲会在卧室里说。

“那你带他们出去吧。”父亲对母亲这么说。

“我要去探望我妈呢。”母亲回答。

“我们不想去外婆家。”哥哥说。

“你可以开车去。”叔叔说。

“求求你啦，爸爸！”哥哥喊道。

之后是一阵持久、怪异的沉默，仿佛屋内每个人都对母亲有意见；仿佛父亲对此心知肚明。

“这么说你会把车借给我喽，是吗？”父亲问叔叔。

不一会儿，我们走下楼，母亲给我们穿上套头毛衣，厚花格羊绒长袜。父亲抽着烟，在门厅里踱来踱去。叔叔把他“优雅、雪白的”1952年道奇车停在塔斯维基耶清真寺门口。父亲让我们兄弟俩都坐在副驾驶座位上，自己转动钥匙发动了汽车。

露天球场没有什么人排队。“这张票是他们两个的，”父亲对守在十字转门旁的检票人说，“一个八岁，另一个十岁。”进门的时候，我们不敢抬眼看那个人的眼睛。看台上还有很多空位子，我们立刻坐了下来。

两队球员已经来到了土质球场。我喜欢看他们穿着耀眼的白色短裤在场上跑来跑去做热身。“看，那是小马赫迈特，”哥哥指着其中一个说，“他刚从青年队转过来的。”

“我们知道。”

比赛开始了，好长时间，我们一言不发。过了一阵子，我的思绪开始游离比赛，转到其他事情上去了。为什么所有球员的名字都不一样，却穿着同样的队服？我开始想像球场上奔跑着的不再是球员，而是一堆人名。他们的短裤越来越脏。又过了一会儿，我看到露天看台后面，一艘有趣的带烟囱的轮船驶进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上半场结束了，两队都没有得分。父亲给我们一人买了一袋埃及豆和起司皮塔饼。

“爸爸，这个我吃不完了。”我说，把吃剩的递给了他。

“扔到这儿吧，”他说，“没人会注意你的。”

我们起身转悠，暖和一下身体，就像大伙儿一样。我们学着父亲的样子，把手也揣到毛料裤子兜里，转过身来打量着坐在身后的观众。人群中有人冲着父亲叫喊着什么，父亲把手搭在耳朵上，示意太吵了，他什么都听不清。

“我不能过去，”他对那人说，并指指我们所在的方向，“我得和孩子们在一起。”

人群中那人围着紫色围巾，他跨过自己那一排，扶着椅子背，从很多人中挤到了我们这里。

“这是你的孩子吗？”那人拥抱父亲以后问道，“都这么大了。我简直不敢相信。”

父亲没说什么。

“什么时候有的孩子啊？”那人问，惊奇地看着我们。“一毕业你就结婚了吗？”

“是的。”父亲回答说，却并未朝那人看。他们聊了好一阵子。围着紫色围巾的人转过来，往我们手里各塞了一把美国花生米。他走后，父亲在椅子上坐了下来，好久都没有说话。

队员们换上干净的短裤回到场上，不久，父亲对我们说：“走吧，回家吧。你们会着凉的。”

“我不会着凉的。”哥哥说。

“你会着凉的，”父亲说，“再说阿里也会着凉的。走吧，回家。”

我们从同排观众的身边走出去，一会儿碰到别人的膝盖，一会儿又踩了别人的脚趾，还踩到了我刚刚扔掉的起司皮塔饼。走下看台，我们听见裁判员吹响了哨子。下半场开始了。

“你刚才冷吗？”哥哥问道，“你为什么刚才不说你不冷呢？”我没吱声。“白痴！”哥哥骂道。

“回家路上，你可以在收音机里听下半场比赛的情况。”父亲说。

“收音机里不会播这场比赛的。”哥哥回话说。

“现在你就安静点儿吧，”父亲说，“回去路上我带你们去塔克西姆广场。”

我们不吭声了。穿越广场的时候，父亲把车停在无痕彩票行门口——就像我们预料的那样，却对我们说：“别开门，我马上回来。”

他下了车，没等他锁门，我们就在车内按下了门锁。但父亲并没有进彩票行，他走到那条鹅卵石街道的另一边。那儿有一家店铺，贴着印有游轮、飞机、阳光沙滩的海报，竟然周日也照常营业。父亲进去了。

“爸爸去哪了？”

“回家后我们玩猜大猜小游戏怎么样？”哥哥问。

父亲回来了，哥哥正在摆弄汽车的加速器。我们回到了尼尚塔石，把车停在清真寺门口。“我怎么忘了给你们买点什么了！”父亲说，“不过，求求你们，别再要那个名人系列了。”

“不，爸爸，求求你。”我们恳求道。

来到阿拉丁商店，父亲给我们每人买了十块装的名人系列泡泡糖。我们回到公寓。进了电梯，我兴奋得差点儿尿裤子。楼里很暖和，母亲还没回来。我们撕开糖纸，把它扔到地板上。结果是：

我得到了两张费夫齐·恰克马克元帅，一张查理·卓别林，摔跤手哈米特·卡普兰，甘地，莫扎特，戴高乐，两张阿塔图尔克，还有一张葛丽泰·嘉宝（21号人物），这是我哥哥至今还没有的图片。加上这些，我现在已经有了一百七十三张名人图片，但还需要二十七张才能收齐。我哥哥得到了四张恰克马克元帅，五张阿塔图尔克，还有一张爱迪生。我们把泡泡糖扔进嘴里，开始读卡片背面的文字：

费夫齐·恰克马克元帅

独立战争将军

（1876—1950）

曼波口香糖公司

集齐100个名人图片的幸运者将会得到纯皮英式足球奖励

哥哥拿着他的一百六十五张卡片，“你想玩猜大猜小游戏吗？”

“不。”

“你愿意用你的葛丽泰·嘉宝换我的十二张恰克马克吗？”他问道，“这样你就能有一百八十四张卡了。”

“不。”

“可是现在你有两张葛丽泰·嘉宝的啦。”

我没吱声。

“明天学校会给你打预防针哦，可疼啦，”他说，“别指望我会照应你，知道吗？”

“我才不要你照应我呢。”

我们一声不吭，吃罢晚饭。收音机传来《体育世界》的声音，我们知道白天那场球赛的结果是2比2平。随后母亲走进我们的房间，敦促我们上床睡觉。哥哥开始收拾书包，我跑进起居室。父亲坐在窗户旁，凝视着外面的街道。

“爸爸，我明天不想上学了。”

“你怎么会这么说呢？”

“明天他们要给我打预防针，我很害怕，怕得喘不上气来。你问妈妈。”

他看着我，什么都没有说。我跑到抽屉前，取出了纸笔。

“你妈妈知道吗？”他问道，并把纸笔放到克尔凯郭尔的书上。这书他一直在看，却从没打算把它看完。“你要去学校，但不用打预防针。”他说，“我打算这么写。”

写完后，他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我把墨迹吹干，折好字条装在口袋里，跑回卧室，把它塞进书包。我爬到自己的床上，高兴得蹦个没完。

“安静点，”母亲说，“该睡觉了。”

2

我已经在学校了。刚吃完午饭，整个班级都两个两个的排成队，我们又要回到那间讨厌的餐厅去打预防针了。有的孩子已经哭开了，有的则紧张地等待着。一阵碘酒的味道飘进了楼梯，我的心狂跳了起来。我走出队列，来到站在楼梯顶层的老师那里，整个班正乱哄哄地从我们身边走过。

“怎么啦？”老师问，“这是什么？”

我举起父亲签字画押的那张字条，交给老师。她皱着眉头看了看。“要知道，你爸爸不是医生，”她说，然后又想了想。“上楼去吧，在2-A教室等着。”

2-A教室里有六七个和我一样被赦免的孩子，其中一个仍恐惧地看着窗外。惊恐的哭声传到楼下的走廊，一个戴眼镜的胖男孩正在大声磕着南瓜籽，看着奇诺瓦的幽默书。教室门打开了，消瘦憔悴的代理校长赛菲先生走了进来。

“也许你们当中真的有人病了。若果真如此，我们是不会让你们下楼去的。”他说，“但是我要对那些不想打针而撒谎的孩子说，你们总有一天会长大成人，会服务于国家，甚至为她而死。今天你们逃避的仅仅是一针疫苗——但长大以后，如果你们只因为害怕而做了逃兵，便将是背叛国家的罪人。那就太可耻了！”

教室里陷入一片长时间的沉寂。我看着阿塔图尔克的照片，留下了眼泪。

后来，我们偷偷溜回自己的教室。打完预防针的孩子陆陆续续回来了：有些袖子还没来得及放下来，有些两眼衔着泪水，有些脸拉得老长地蹭了进来。

“住得近的孩子可以回去了，”老师说，“那些没人来接的必须等到最后一遍铃响。别按别人的胳膊！明天放假。”

每个人都高兴地叫喊了起来。有些同学离开教学楼时还举着胳膊，有些停下来让看门人希勒米看他们胳膊上擦过的碘酒痕迹。

我走到街上，把书包背在肩上快跑起来。一辆马车在卡拉贝特肉铺门口堵住了我的去路。我不得不在车流中穿行。我家住在马路对面。我跑过海里纺织品商店和萨利赫花店，看门人哈兹姆为我打开了大门。

“你怎么一个人这个时候就回来了呢？”他问。

“今天他们给我们打预防针了，所以放学比较早。”

“你哥哥呢？你一个人回来的吗？”

“我一个人回来的，街上汽车真多。明天我们放假。”

“你妈妈出去了，”他说，“去楼上你祖母那里吧。”

“我生病了，”我说，“我想回自己的房间，你给我开门吧。”

他从墙上摘下钥匙，我们走进电梯。不一会儿，满电梯都是他的烟味儿，还熏到了我的眼睛。“别碰电插座。”开门后，他嘱咐说，随即又把门给带上了。

屋里没有一个人，但我还是习惯地叫了几声，“有人吗？有人在家吗？房间里有人吗？”我扔下书包，打开哥哥的抽屉，开始翻检他收集的那些电影票。他从不许我碰他的东西。我盯着那些球赛的图片看了起来。那是他从报纸上剪下来，粘到本子里的。不久传来了脚步声，从声音我就能判断出，这不是母亲，而是父亲。我把哥哥收集的电影票和贴图本小心翼翼地放回原处，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看过他的东西了。

爸爸在他的卧室里，正打开衣柜，在里面寻找什么。

“你已经回来了，是吗？”

“不，我在巴黎呢。”我说，这是在学校里常说的一句话。

“今天你没去学校吗？”

“今天我们打预防针了。”

“你哥哥不在这里吗？”他问，“那好吧，回到你的房间去，让我看看你能有多安静。”

我听他的话，回到房间里，前额抵在窗户上眺望窗外。根据走廊里传来的声音判断，我知道父亲从橱柜拿出了一个手提箱，拎回到自己的房间，然后从衣柜里取出夹克和裤子。这是我从衣架发出的声音听出来的。他随后又从抽屉里拿出衬衫、袜子，还有内衣。我听见他把这些都放进手提箱里，然后走进盥洗室。从盥洗室出来后，他重重地锁上手提箱，随即进了我的房间。

“你趴在这里做什么呢？”

“看窗外的东西呢。”

“到这儿来，我们一起看吧。”

他把我抱在腿上。好一会儿，我们一起凝望着窗外。在我们和对面的公寓之间有一株高高的柏树，树梢在微风中摇曳。我喜欢看父亲嗅它的样子。

“我要去很远的地方。”他说，然后吻了我。“不要告诉你妈妈。以后我自己会告诉她的。”

“你是坐飞机去吗？”

“是的，”他说，“去巴黎。不要告诉任何人。”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两磅半里拉的大硬币递给我，然后又吻了吻我。“也别对人说你在这儿见过我。”

我立刻把钱装进口袋里。父亲把我从腿上放下来，拎起手提箱，这时我喊道：“别走，爸爸。”但他再次吻了我，然后就走开了。

我透过窗户望着父亲。他径直朝阿拉丁商店走去，拦下一辆出租车。上车前，父亲抬头看了看我们的公寓，还朝我挥了挥手。我也挥了挥手。就这样，他离开了。

我久久地盯着空荡荡的大街。有一辆有轨电车驶过，接着是一辆售水马车。我按了按铃，叫哈兹姆上来。

“是你按的铃吗？”哈兹姆走到门口问我，“别瞎按着玩。”

“拿这两磅半里拉，”我说，“去阿拉丁商店，给我买十块名人系列的泡泡糖。别忘了找五十库鲁什零钱回来。”

“这钱是你父亲给的吗？”他问，“但愿你妈妈别发火。”

我什么都没说，他转身走了。我趴在窗前，看他走进阿拉丁商店。不一会儿，他走了出来，恰巧碰见对面马尔马拉公寓的看门人，于是停下来和他聊开了。

回到家里，他把零钱递给我。我迫不及待地打开泡泡糖：又有三张恰克马克元帅，一张阿塔图尔克，以及莱奥纳多·达·芬奇、苏莱曼大帝、丘吉尔、弗朗哥将军各一张，另有一张21号人物葛丽泰·嘉宝，我哥哥始终还没有她的。现在，我总共有一百八十三张了，但是要收齐一百个人的，我还需要再集二十六人的图片。

我很欣赏第一张91号人物，是林德伯格坐在他穿越大西洋时的飞机上。突然我听见钥匙的开门声，妈妈回来了！我飞速捡起被我丢在地上的泡泡糖纸，并把它们扔进了垃圾桶。

“我们今天打预防针了，所以回来早。”我说，“预防斑疹、伤寒和破伤风。”

“你哥哥呢？”

“他们班还没打完呢，”我说，“学校让我们回家了，我一个人穿过整条马路呢。”

“胳膊疼吗？”

我没吭声。过了一会儿，哥哥回来了。他胳膊疼，躺在床上，用另一只胳膊枕着脑袋。那睡姿看上去可怜兮兮的。等他醒来的时候，外面已经黑了。“妈妈，现在更疼了。”他说。

“过会儿你可能还会发烧呢。”妈妈说。她在另一个房间里熨衣服。“阿里，你的胳膊是不是也很疼啊？安安静静地躺会儿吧。”

于是，我们都静静地躺在床上。又睡了一会儿，哥哥醒了，开始看报纸上的体育报道，然后对我说，昨天就是因为我，我们才提早离开了球场。而由于我们的提早离开，我们球队少了四粒进球。

“即使我们没有离开，我们队也不一定会进那些球啊。”我说。

“什么？”

他又在床上眯了一会儿，然后递给我六张恰克马克、四张阿塔图尔克，外加其他三张我已经拥有的图片，想换一张葛丽泰·嘉宝，但我拒绝了。

“玩会儿猜大猜小游戏吗？”他问我。

“好吧，玩就玩。”

你拿一堆图片，用手掌按住，问，“上面还是下面？”如果他说下面，你就看一看最下面那张，假定是68号吧，丽塔·海华斯。然后我们假定18号诗人但丁，是最上面那张。这样，下面的大号就赢了。输的就得给赢的一张卡片，当然是你不那么喜欢，或者重复最多的图片。菲尔德·马歇尔、恰克马克的图片在我们之间来来往往，直到晚饭时间。

“你们上去一个看看，”妈妈说，“爸爸可能已经回来了。”

我们都跑到了楼上。叔叔坐在那里抽烟，陪着祖母，父亲不在。我们听着收音机里的新闻，看着体育报道。祖母坐起来吃饭的时候，我们才回到楼下。

“你们在上面干什么哪？”妈妈问，“什么都没吃，是吗？先给你们来点扁豆汤吧。你们可以慢慢吃，等爸爸回来。”

“没有吐司面包吗？”哥哥问。

我们静静地喝着汤，妈妈望着我们。从她脑袋的姿势和目光游离的神态，我知道她在听电梯的声音。喝完汤，她问：“再来点吗？”说着瞥了一眼汤盆。“趁还没有凉，我也喝点吧。”她嘴里这么说着，但身子却站起来走到了窗边，看了看下面的尼尚塔石广场。她在那儿站了一会，然后扭过身来，回到餐桌旁开始喝汤了。我和哥哥还在争论昨天的比赛。

“安静点！是电梯的声音吗？”

我们都不做声了，仔细倾听。但那不是电梯。一辆有轨电车划破了寂静，餐桌、玻璃杯、水壶和里面的水随之微微抖动。吃橙子的时候，我们非常确定地听到了电梯的声音，它越来越近，却没有在我们这层停下，而是直接去了祖母的那层。

“它直接上去了。”妈妈嘟囔着。

吃完饭，妈妈说：“把你们的碟子拿到厨房去，爸爸的放那儿别动。”我们收拾了桌子。父亲的餐具干干净净，一直躺在空荡荡的桌子上。

母亲走到窗边，望着下面的警察局。她直愣愣地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突然，她像是下定了决心，收拾起父亲的刀叉和空盘子，将它们放进厨房。“我去楼上看看奶奶，”她说，“我走开的时候别打架啊。”

我和哥哥又开始玩猜大猜小游戏。

“上面。”这还是我第一次这么说。

他翻出上面的卡片：34号，科卡·优素福，世界著名摔跤手。哥哥抽出底下那张，是50号，阿塔图尔克。“你输了。给我一张。”

我们玩了很久，他总是赢。很快我的二十张恰克马克就被他赢走了十九张，此外还有两张阿塔图尔克。

“我再也不玩了，”我气愤地喊道，“我上楼去找妈妈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