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因为比上周晚了一些，等候室里人不太多。广播一直响个不停，催促乘客上船。

“你还会向我挥手吗？”

“当然。”

他笑了。那笑容浅浅地浮上眼角，马上又融化不见了。

“真的谢谢你。”

他向我伸出手，手指碰了一下我的脸颊。我吃了一惊，屏住呼吸。因为这个举动是他表达感谢的自然流露，所以并没有破坏我的心情。但是，心跳确实加快了。

我不知道该回以什么表情，低下了头。他的手指掠过耳朵摸了摸我的头发。

“你的头发好漂亮。”

他的指尖在颤抖。尽管我就在他身边，尽管只不过是头发而已，他还是很惶恐。

我低着头动弹不得，特别担心头上还残留着山茶花油的气味。如果翻译家也和我一样不喜欢这个气味怎么办……

栈桥上洒满夕阳余晖。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我在等候室的窗户里向他挥了手。这次我已经丝毫不觉得滑稽了，感到自己正在做一件力所能及的大事。

翻译家在登船台阶前回过头来。夕阳太过刺眼，我没能看清他的表情，但是他确实看到了我。他举起右手，回了一个再见的手势。

船开走以后，我把手掌按在他刚刚碰触过的头发上。今早妈妈梳盘发留下的梳痕，还很清晰。

嗯，她对我特别亲切，还请我吃了许多茶点。泡芙啊，水果蛋糕啊，冰冻果子露啊，全都是没见过的外国点心。老奶奶又优雅又温和，住在中央广场里侧的豪华公寓里。屋子有五间，可是她说就自己一个人住。她跟我道了好几次谢，我还是第一次被那样的有钱人感谢呢。不过就是陪着去了趟医院罢了。她肯定是太寂寞了，一会儿给我看旧相册，一会儿给我看画集，还放唱片给我听，特别热情地招待我。我说了好几次“我该回家了”，可她不让我走，所以才耗到这么晚。对不起哦，妈妈……

这些瞎话说得比想象的流利得多，我没有感到丝毫内疚。为了圆第一次撒的谎而一而再再而三地撒谎，很有意思。我嘴上讲着没见过的点心和公寓，心里却想着翻译家，眼前浮现出他满是褶皱的领带和在脚边飞舞的菜粉蝶。

“哦，是吗？”

妈妈好像不怎么感兴趣。

“然后呢，怎么没让你带两块点心回来啊？真是个粗心的老太婆。”

这句抱怨倒是没忘。

我怕妈妈起疑心，就赶紧回答：

“我吃了好多，肚子都撑着了，就不吃晚饭了。”

我想赶快一个人待着，蜷缩在前台里回想今天发生的事。如果不这样的话，那些看过的景色全都会化为幻影的。

从那天起，我开始望穿秋水般地等待每天上午十一点邮差的到来。翻译家想出了一个很符合大富婆的名字。如果妈妈问起的话，我就说是在和上次那个老奶奶通信。幸运的是，十一点左右妈妈一般都在距离前台很远的地方。

邮差是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每次都把邮件送到前台，跟我聊上几句。什么天气好不好啦，旅馆景不景气之类的。我一向三言两语应付了事。

邮差的自行车已经消失在大道上，我还没有去碰那摞放在前台上的信件。若是轻易就找到翻译家的来信，那太可惜了。又或者，若是马上就知道没有翻译家的来信，那太可怕了。

以前我也曾有过这种翘首以盼的感觉。对，是等待爸爸回家的时候。每天晚上，我都在被窝里竖起耳朵倾听，不放过任何细微的声响，祈祷爸爸回到家时不要烂醉如泥。可以说，等爸爸回家就是我到了夜晚要做的事。但是大部分时间我都等不及就睡过去了。天亮以前被爸妈的吵架声惊醒，于是明白自己的祈祷又没有奏效。

有一天爸爸没有回来，到了第二天傍晚还是不见人影。我为了能在第一时间看到爸爸出现在大道对面，不停地在大堂入口进进出出，结果又被妈妈训斥了一顿。终于到了夜里，爸爸回来了。那时他已是一具冰冷的尸体，脸部浮肿，满身血污，就像变了一个人。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用等待什么人了。

翻译家的信上没写什么特别的事，不过是一些四季交替、工作进展、玛丽依的情况、关于那天两人漫步悬崖边的回忆、对我健康状况的关心等等的内容，生硬古板，恭敬审慎。

但是对我来说，找到翻译家的那封信，躲在前台角落里偷偷阅读，是一天之中最宝贵的一刻。我小心翼翼地撕开信封，反复阅读三四遍，再沿着翻译家折过的折痕重新折好塞回信封。

我想不起他的脸。除了衰老，他的脸上没有任何令人印象深刻的特征。我能记起的只有他微微下垂的眼睑、指尖的微小动作、呼吸还有嗓音。我能回忆起它们的微妙区别，可一旦组合起来，翻译家的轮廓就变得模糊不清。

妈妈去练舞了，距离客人入住还有一段时间。下午，我再次从衣兜里拿出信来，认真仔细地品味蓝黑墨水写成的文字。结尾一行有我的名字：“玛丽小姐”。

看信时，我感觉一个个文字都在盯着我似的，像极了想要触碰我头发的翻译家的指尖。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那份渴望。我反复地阅读那封信，反复回忆并体味等候室里发生的那一瞬间。

“来，多吃点，大婶给你夹！”

来帮忙清洁的大婶是妈妈的老朋友，她早早地死了丈夫，靠做裁缝和在爱丽丝打工维持生活。妈妈总在背地里发牢骚，说她活干得挺好，就是吃得太多。谁叫合约上规定她在我们家吃午饭呢。

“年轻人得多吃点哦，这是最基本的。”

大婶让我吃盆里剩下的土豆泥，顺便也往自己盘子里夹了点。

妈妈和大婶两个人边说边吃，各喝了两杯红酒。她们谈论别人的八卦消息，前台的电话铃响或者送货卡车到了后门的时候，由我出去应对。

“玛丽，你有男朋友了吗？”

有时候大婶会问我，我就随便敷衍过去。

“总是闷在旅馆里的话，心情都不好啊。就算再可爱的女孩，一天到晚这么坐着，也入不了男人的眼哦。应该多打扮打扮！下次啊，大婶给你做身连衣裙。那种性感的，胸脯和背上都露肉的，腰掐得紧紧的，怎么样？”

大婶把红酒一饮而尽，抿嘴笑着。其实她一次也没为我做过衣服。

我知道她有爱偷东西的毛病。为了不被妈妈发现，她经过仔细斟酌，只偷不值钱的破玩意儿，绝不碰旅馆的备用品和妈妈的东西。

第一次发现她这个毛病是因为我丢了圆规。圆规上数学课才用，平时一直扔在抽屉里没动过，可是不翼而飞了。这东西丢了也无妨，所以也没有去找。接着就是厨房的抹牛油刀、洗脸池台面上生了锈的刮胡刀、药箱里的清洁棉，还有我的小镶珠盒。丢到了这个地步我才发觉不对劲。她渐渐染指我的随身用品，手绢、纽扣、长袜、衬裙……唯独与头发有关的，像梳子、发卡、山茶花油之类的从来没下过手。可能是她也很清楚对于为我盘发这件事，妈妈有多么执着。

有一天，我在大婶随手乱放的包里看见那个小镶珠盒露出了个角。小镶珠盒是我小时候逛夜市时买的小玩意儿，她往里面塞满口红、收款条还有钢镚儿什么的。

我怕事情变得更复杂，没有告诉妈妈，还轻轻地帮她合上了包。这个小盒被妈妈发现可不好。所以直到现在，我的那些日用品还在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不见。

“玛丽还是孩子呢。”

妈妈这么说着，点燃了香烟。

“说起前几天那个和妓女大闹一通的客人……”

大婶一边把筷子伸向妈妈吃剩下的炸鱼排，一边说道。我的叉子插进土豆泥里，动不了了。

“我听一个来改大衣的老太太说，以前好像也有过类似的闹剧。”

“估计也是。那种男人狗改不了吃屎，肯定是想让女的干一些特别淫荡的事。”

“比如说呢？”

“那种事情我怎么知道？”

两个人高声大笑起来，喝干了酒杯里最后一点红酒。我低着头，在土豆沙拉上叉来叉去。

“那人可是出了名的怪人。也不知道吃些什么，天那么热，还老穿一身厚衣服在街上走，从来不和人打招呼。”

“这种乖僻的人都是这样，所以说变态嘛。”

“那个老太太在超市买东西时见过他一次，他说自己买的面包发霉了，正在对超市的店员抱怨。态度特别横，没完没了，反正和一般人不一样。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握紧拳头，哟，那真是吓人！那年轻店员都给吓哭了。不就是一个面包嘛，你说说。”

“招人烦的客人，无论上哪个店都不受欢迎。”

“而且还住在岛上。”

“真是不正常。”

“还有人说他把老婆杀了，才逃到这儿来的。住在那个小岛上是为了避人耳目。”

“啊，杀人？原来是杀人犯在这闹了一场，太可怕了。”

“真是的！”

妈妈朝着一片狼藉的饭桌上吐出一股烟，大婶舔了舔沾满油的手指，我来回搅拌着土豆沙拉。

比起怀疑翻译家是个杀人犯来，她们对他的品头论足更让我觉得不可原谅。我把沙拉一股脑塞进嘴里强迫自己咽下去，却被土豆给噎住了。好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