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赠予我数不清的痛苦与屈辱，我全部贪婪地咽下。一切都在烛光下进行。只有浮在水桶里的老鼠一直瞪着眼睛注视着我们。

乘坐早上第一班游船的只有我们两个人。暴风雨已经过去，海浪虽然还起伏不定，但雨已经停了。入海口也恢复了静寂，朝阳即将从云间射下第一束阳光。

我用丝巾包住了头，就是勒死他妻子的那条丝巾。翻译家的每块手帕都太小，洗脸池里的毛巾又太难看，实在找不到其他适合包头的布。

“算了，就这样也没事。”

我说。但是，翻译家拿出了丝巾。

“可这个不是……”

他没有管我的踌躇不决，把丝巾展开围在了我的头上，还把开线的一角巧妙地藏在了我的脖子后面。那些血迹从远处看，不能不说很像某种抽象的花纹。

“很适合你啊。”

他说。

甲板上潮乎乎的，为了避免摔倒，我们俩拉起了手。手腕上的伤痕还很清晰。

翻译家在咖啡店为我买来了热可可。虽有点温，但甘甜可口。店里的大叔还是昨天那个在船头抽烟的人，眼睛浮肿，接过钱时仍然板着脸、低着头。

“谢谢。”

大叔瞟了一眼我裹着丝巾的脑袋。

大海的颜色很混浊，漂浮着许多像是从河里流进来的垃圾。没看见海鸥，在天上流动的只有云彩。

“扶手是湿的。”

翻译家用自己的手帕擦了擦。

“喂，我怎么和妈妈说呢？”

“去岛上玩，后来回不去了，这么说就行。实际上也真是这样。不过别忘加上一句：去疗养院住了一晚。明白了吗？”

“头发呢？”

“一直围着这条丝巾就行。不用担心，特别可爱，你母亲也会喜欢的。”

我用手摸了摸脑袋，沾着血迹的地方触感有所不同。突然，一阵风从后面吹过来。男人帮我用力重新系紧丝巾，并把露出来的头发塞了进去。

小镇越来越近了，教堂、办事处的钟塔和崖壁映入眼帘。暴风雨那么猛烈，崖壁却依然保持着以往的雄姿浮于海上。游船放慢了速度，一边往右转弯一边鸣笛。我们用力握紧了对方的手，咖啡店的大叔正在清洗我们喝过的可可杯子。

小镇眼见着慢慢变大了。栈桥上已经站满了人，准备乘坐游船的游客好像已经迫不及待地排成了队。船旋转了四分之一，船尾朝向栈桥靠了过去。这次响起的汽笛声更加低沉。

“你不用下船了。”

“我把你送到花朵时钟那里。”

“我得跑着回去，到退房的时间了。”

“我会再给你写信的。”

“我等着。”

翻译家碰了碰我的脸颊，然后就像珍藏这触感一般，轻轻地合上了手指。

嘈杂的声音传来，远方有人在呼喊我的名字：

“玛丽！玛丽！玛丽！”

确实是在叫我。栈桥上的人都抬头看着我们这边，原来那些人并不是等着上船的游客，而是系着围裙的服务员、出租车司机以及身着睡衣的中年妇女。所有的人都在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等候室前面停着警车和救护车。我看见拉手风琴的少年在人群后面，像往常一般把手风琴挂在脖子上，不过没有拉。

“玛丽，我在这儿呢！玛丽！”

是妈妈，是妈妈在喊。她为什么这么大声叫我的名字呢？我觉得特别不可思议。

咣当一声，马达停了。两个不认识的年轻人跑上甲板来，冲着我们不客气地说了些什么。声音很大，我却一句话也没听清楚。他们俩你一句我一句地嚷着，我的耳朵里却寂静无声。无论什么声音都传不进来，仿佛我的鼓膜突然蒸发了一般。

翻译家甩开我的手，在甲板上跑起来。他跌跌撞撞地跑着。那两个人中的一个追了过去，另一个留下来抱住了我。他不停地冲我说着什么，但我还是什么也没听见。

翻译家脚下一绊，撞上了烟灰桶，随即被咖啡店的大叔抓住了。他使劲挣脱掉那个大叔，朝着船头跑去。这一切都发生在寂静之中。

差一点就被抓住，但翻译家纵身跳进了大海。他连再见都没对我说，也没冲我微笑，就踩上栏杆，躬起身子跳了下去。

水花飞溅——

从那个刹那之后，我的鼓膜又恢复了。

“你有没有受伤？”

年轻男人盯着我的脸，用温柔的声音问道。

“他跳下去了，赶快派船！”

周围响起凌乱的脚步声。

“扔救生圈！”

“救生衣在哪儿呢？”

“等着他浮上来，都不要慌。”

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

“这个是……”

年轻男人刚要朝丝巾伸手，我就把他的手推开，蹲了下去。

“玛丽，吓坏了吧？已经没事了，不用担心。玛丽居然被人诱拐了，真是吓死我了！天哪，怎么把你折磨成这样啊？哪儿疼吗？他到底是什么人啊？！还好你没出什么事。真是太好了！真是万幸！警察先生，太谢谢你们了！医院会给这孩子好好检查的，是吧？我们能坐救护车，是吧？”

妈妈一直不停地说话。喋喋不休的声音把我一圈圈地缠住了，但是回响在耳朵里的，只有翻译家沉入海底的声音。

三天后，翻译家的尸体才浮上来。是警察潜水队发现的。他的身体因腐败气体肿胀起来，衣服被撑裂了，呈半裸状态。脑袋也膨胀成了两倍大小，几乎看不出原来的相貌。

翻译家有前科。四年半以前，他曾因为商品纠纷殴打了钟表店店主——用摆在柜台上的座钟打的脑袋，店主三个月后才痊愈。因此比对指纹很容易就核实了身份。

我只住了一天的医院。医生检查了我的全身，一丁点擦伤和内出血都没放过，一一记录在病历上。原来头皮上面有无数道小口子，多半是剪刀划的，我一直没意识到。一挨枕头，这些伤口就针扎般地疼痛。

整个问讯过程非常细致。负责问讯的是一名女警察，她偶尔还会带来精神科医生或心理顾问。但是我只会回答“什么都不记得”，他们误解是我受到了惊吓才会这样。

既然嫌疑人已死，即便搞清楚事情真相，对于被害人来说也无一利，反而只会加深少女的精神创伤。这是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

暴风雨之夜，因为我没回家，爱丽丝乱成了一团，妈妈还报了警。一开始大家都以为我可能被大浪卷走，或是被洪水冲走了。直到早上，咖啡店大叔向警察报告说：曾经看到我和一个可疑的男人一同乘坐游船。

这些过程，都是大婶告诉我的。她似乎觉得应该同情我，却又压抑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所以一直很兴奋地讲着。

但是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无所谓。翻译家死了。只有这件事是真实的。

头发长到原先的长度耗费了十个月以上的时间。我再也没有坐到前台里，为了不被客人看见我的脸，干的都是里面的活儿。后来头发又长了，妈妈也不再为我盘起。山茶花油不知何时已经全挥发了，瓶子都是空的。

“有一个笔记本，上面翻译了一本主人公名叫玛丽依的小说。请帮我找一找。”

这是我向警察提出的唯一要求。但是找遍了住所的各个角落，也没找到这样一个本子。只找到大量拍摄我各种姿势的胶卷。

翻译家的尸体没有亲属来认领，就直接火葬了，埋在小镇的公共墓地里。

直到最后，外甥也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