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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贺恭一郎。
先看看后者，加贺在之后的《谁杀了她》、《恶意》等作陆续出现，甚至在《新参者》奠定了“人情侦探”的形象，如今看来算是相当幸运。从《大概是最后的招呼》东野自身的叙述中，可以发现加贺这个角色，一开始并不是以“系列侦探”去塑造的，在《沉睡的森林》用上加贺的理由，竟只是个福至心灵的玩笑，而《恶意》之所以派他登场，也只是直觉认为这样比较好。加贺逐渐受到作者重视，进而开始经营，是东野创作后期的事了。
至于前者就更为遗憾。《浪花少年侦探团》只写了两部短篇集，且东野在第二部的后记中，直接讲明这个系列不会继续写，理由是“作者自己无法停留在这个世界”——想写的东西已经改变，这样的故事，自己不可能再轻松地写下去。于是竹内忍这个“名侦探”的未来，就此画上句点。
从这样的脉络来看，东野于一九九六年对“名侦探天下一”的处置，大有类似的宣示意味。“不需要名侦探。”藉由这句话，不仅告别了系列侦探，也告别了本格推理。
然而后来呢？正如同我们知道，东野对于本格推理的态度，是“若即若离”的，对于名侦探，他当然也没有完全放弃。
因为之后的一九九八年，又诞生了一个今日家喻户晓的系列侦探——汤川学。
回到游乐场？
历经一九九七年的空白，东野于一九九八年再度出版新作。年底他经历创作生涯的另一个转捩点，该年发表的《秘密》入围第一百二十届直木奖，他一跃成为畅销作家。之后几年的《白夜行》、《单恋》、《信》、《幻夜》也陆续入围，风格大多如同他在本书最后的宣言一般，是注重“现实性、现代感与社会性”的作品。
这时的东野已完全脱离浪漫主义，距离他“心灵的游乐场”越来越远。不过另一方面，“名侦探”的种子仍悄悄播下，在他的作品群萌发细小的芽。一九九八年《侦探伽利略》出版，塑造汤川学“科学侦探”的面貌，一九九九年《我杀了他》再度让加贺刑警登场，二○○○年出版《再一个谎言》与《预知梦》两作，前者试图赋予加贺“和制可伦坡”的形象（详见笔者撰写之《我杀了他》解说文），后者扩大汤川的调查版图，以科学知识为主体的诡计，逐渐转移至心理层面。从这两位侦探，可见到东野试图经营、丰富系列角色的雄心。
尽管这两人的系列作品并非浪漫本格，也经常不是以凶手、诡计为导向，但多少确立了“名侦探”在作者心目中的位置。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