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找到了一份工作，继续学习英语，拉小提琴，在一个合唱团唱歌。除了音乐，还有一样事情使他如鱼得水，他可以呼吸，可以恣意发挥，展现自己，那就是同孩子交往。他工作地方附近的朋友和亲戚家，凡是有孩子的，每到星期日他一定会去，他是个懂得孩子愿望和脾性的好玩伴、好叔叔，大家都喜欢他，他和孩子们玩，和他们弹琴奏乐，把他们带入诗意的游戏世界，孩子们亲近他，却不知道他们的叔叔兼朋友是那么失意，那么忧伤。他非常渴望有自己的孩子，可是他拿什么来养家糊口呢？想成家的人，工作上必须有所进展，能够向上爬。况且女人是那么难以接近，若对自己那么没有信心，又怎能够向女人保证，一辈子使她温饱，使她幸福？

有好些年我们很少见面，我们住的地方相离很远，除了生日时写贺信，几乎没有别的联系。每当我有新书出版就寄一本给他，每次他都会来信致谢，却从未对我的书表示什么意见，我从来都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写的东西。大战前三年，他在阿尔高地区的一个小城找到一份工作，一年后我搬到伯尔尼，这一来，我们相距就不太远了。有几次，汉斯星期日骑自行车到我家里，与我们一起坐在树荫下聊天，和孩子们玩，我们聊到巴塞尔、卡尔夫，聊起老家。那时汉斯工作的地方是家大工厂，那儿有许多办公室，汉斯就在其中之一担任书信写作的工作。他抱怨日子又长又无聊，也讲苏黎世的亲戚，星期日他常到那里去和他们的孩子玩。战争开始后，我有一次同他谈起国际政治，他只是摇摇头，他很少看报纸，也没有什么立场。他很特别，半是孩子，是圣诞树下笑容灿烂的汉斯，是同我玩耍、有一次被我打了一拳的汉斯；半是个谦虚的小市民，声音低沉，头向前倾，对工作很失望，工作只为了维生，一个耐心的小职员。

不过，除了小提琴，除了和亲戚的孩子一起度过星期日，他还有自己的一方天地，在那儿他的心灵能够得到更新，从那儿他能够得到生活的勇气。他不只在心灵上保持童真，他还保持了虔诚，双重意义上的虔诚，一是心灵上的纯真，对人类和世界秩序的敬畏，一是信仰上的虔诚，他是教会里虔诚的一员。不适应商业和工作的环境，职位总是很低，这他都认了，他接受他的命运。觉得难以忍受的时候，他并不埋怨上帝和世人，不埋怨设施和上司，更多的是埋怨自己。他完完全全不问政治，也不允许自己有什么批评，他过的虽不是苦修的生活，也并非滴酒不沾，但他十分节俭，因为他的钱来之不易。他一星期有一两天到教会的唱诗班去练唱，他的歌唱得不错。

战争开始之后，汉斯的日子似乎比我好过一些。政治上的事他不关心，他的生活虽然简朴，却有保障，在他看来，统治世界的不是将军和部长，而是神。战争期间父亲过世，我们兄弟姐妹都回去了，大家在一起有许多话谈，父亲把我们又联系在一起了，在悲伤之中，我们似又回到儿时，大家互相依赖，同甘共苦。

到了战争末期，我原先所享有的一切自由和舒适已经散失殆尽。书房早已成为办公室，家境大不如前，隐居在家自由自在工作的日子早就结束了，我被卷进世事的苦难和紧张之中，连心爱的音乐，我最后的慰藉，也无法忍受了。这时我太太病情严重住进医院，我只得把孩子送到别人家去，我一个人住在荒凉不堪的家里，一切似乎都崩溃了。恰在这时，也就是1918年的秋天，汉斯来信要我去参加他的婚礼。他已经订了婚，生命有了一线光辉，想试试建立起幸福的生活。

我的任务是代表我们的家庭出席他的婚礼，我们家其他的人都在德国，而边界是封锁的，没人来得了。我觉得为难极了，战争年代繁忙的工作压力和心灵的苦难已经把我变成个不愿见人的绝望者，不得已的时候，我可以拖着烦累的工作一天天过日子，麻痹自己。但是长期以来，我已经无法参与任何快乐的事，无法参加任何庆典。当然，去挨过这么一天也不是做不到，但是，我担心的不只是自己。我自己的婚姻刚刚结束，在我看来，不结婚的话，会比现在好过千万倍，我思潮如涌，想起十四年前决定结婚、举行婚礼时，内心有多么激烈的斗争。不，我不会带给汉斯什么好运的。我们这样的人扮演市民的角色去结婚，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我们适合做隐士、学者或者艺术家，要不然做荒漠里的圣徒，但是我们不适合做丈夫，做父亲。我们幼时所受的教育是当时虔诚的教育法称为“意志挫折法”，事实上，我们的许多东西也被压断，被毁灭了。可是，我们的意志恰恰是他们无法毁灭的，我们天生的、独一无二的个性，那一点闪光，那一点使我们成为边缘人、成为特立独行者的东西，还留在我们身上。

可是找个借口不去参加汉斯的婚礼根本就做不到。我自知纠缠于自己的不幸中，整个人十分神经质，并且，我怎能不衷心祝福弟弟终于找到的幸福呢？那不是太愚蠢太不公道了吗？我又怎能够不出席而使得他的婚礼蒙上阴影？那样做就代表我不关心他，不祝福他。况且我知道，婚礼上独自一人面对新娘济济一堂的亲朋好友，对于新郎是多么难堪的事。于是我穿上黑色礼服乘火车到阿尔高去，见到汉斯安静、幸福、有点不知所措地站在严肃友善的新娘旁边，我真有些感动了，也为自己的猜臆而感到羞愧。新娘的姐妹和姐夫妹婿也都来了，他们殷勤地接待了我，我对他们也颇有好感，这是个精力充沛个头高大的家族。结婚仪式完毕，到邻村新娘的娘家参加喜筵之前，我已经觉得汉斯境况不坏，前途光明。长久以来我未曾如此快乐，这健康平安的乡间世界离开一切的战争，革命和世界末日似乎很遥远。喜筵很好，大家兴高采烈，我不但放心，还十分高兴，见到弟弟经过长久的饥渴和寻找，终于安定下来，有了自己的家，融进众人之中，那种感觉真的是十分好。惟一不太满意的是他们在城里找的新房，不过出于礼貌，我还是称赞了几句。房子在一条嘈杂的街道旁，他们住在一层。接着而来的日子我自顾不暇，很少想到汉斯。战争结束了，革命也结束了，我在自己鬼屋似的家里度过了一个冻得半死不活的冬天，忧虑重重，我当时的整个存在都崩溃了。到了春天，我终于收拾了书和一张老书桌还有一点纪念品，搬到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汉斯的日子过得不错，他是个好丈夫，有个好家庭，下了班有自己小小的家在等他。他们有两个儿子，多年来他只有星期日在别人家里做客时才见到的，现在他自己也拥有了。

大概在那次婚礼四五年后，我刚好有事得在汉斯居住的城市停留一段日子。这时，他在这个城市已经住了十几年，一直在同一家工厂工作，动荡不安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见到汉斯和他的家。他看起来安静了一些，也显得有点老了，当然他也有忧虑，这是我后来听说的。原来在他结婚之后，上司曾找他谈话，认为他在厂里工作已有年头，又勤快可靠，然而他目前的工作地位比较低，既然已经结婚了，就应该弄清楚厂里职位有高有低，而他还处于最基层。一个人只要肯干，又有点才干，他就会力争上游，不老是听从别人的吩咐，也得学会发命令，不老是受别人监督，也要监督别人。对一个一向辛勤工作又刚刚结了婚的职工，如果他努力，又自信能够做比目前更多、更重要的工作的话，应当给予升迁的机会，当然，工资也会相应增加。厂里决定让汉斯在一个比较重要的职位上试用一段日子，厂里希望他乐意接受这个机会并有良好的表现。我们的好汉斯恭恭敬敬听着这段话，羞涩地提了几个问题，接着请求给他一点考虑的时间。他的上司看到他不马上抓住这个机会，觉得有点奇怪，同意给他时间考虑。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忧虑重重，为作决定沉思着、挣扎着。到了约定的时候，他请求上面，还是让他留在原来的岗位上。这时他才把一切告诉妻子，很费了点气力才使她相信，他只能这么决定。这之后，人家再没有麻烦过他，他一直留在原来那个低微的岗位上，守着他的打字机。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件事。我到他家里去过几次，星期日同他的家人一起郊游过，也请他到我住宿的旅馆吃过饭、聊过天，于是想看看他工作的地方。可是汉斯吃惊地一口拒绝，门房也不放我进入。为了至少对弟弟的日常生活有个概念，有一天中午放工前我跑到工厂大门口去等他。这个入口真是壮观，就像古堡的入口，门后有座小房子，门房就坐在窗口守望。从大门进去分成三条路通到工厂，工厂像个小城市，里头有一栋栋的房子、院子和许多烟囱。中间一条是车道，旁边两条是人行道。我在门外等着，顺着宽广的街道看去，看着房子，想像着在其中一栋房子里，我的弟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坐在一个有许多打字机的大厅里打信件。我见到的是个严肃、严厉而且还有点灰暗的世界，如果要我每天早上、每天中午按时到这里来上班，接受命令写信，写账单，那么我得承认，这事我做不来。当然，作为工厂厂主、高级主管和工程师或工头，作为一个能纵观全局的人在此工作，这我还想像得出是什么样子。可是做个工人或低级职员，日复一日做着相同的事，那就像身陷噩梦。我费劲地向门里望去，想着汉斯，想着那遥远的圣诞夜里他童稚灿烂的笑容，我的心整个揪了起来。

现在我见到大门内很远的地方开始有动静了，先出来了几个人，接着多一点，接着出来了许多人，他们都朝着大门走来，最先出来的已经从我面前经过，走向城里了，里面的人群还在不断涌出，黑压压一大片，快步走在两条人行道上，中间路上也有上百的自行车、摩托车，间或有汽车。男男女女都有，主要是男人，有些年轻人不戴帽子，他们粗鲁强壮自得其乐，有些人聊着天，但是绝大多数的人脸无表情，默默无言，看起来有点累，被人群带动着走。最先我看着他们的脸，想找出汉斯，可是人群从三条路上涌过来，在人流中，根本不可能认出个别的人，于是我不再找弟弟，就这么站在那里看着。大概有一刻钟的光景，人流才逐渐散尽，道路和院子又变得死气沉沉，等待着人群的归来。

后来，每次到这个城市来的时候，我都会到这门口等待午间的行军，有几次我能够逮到汉斯，有几次是他看见我，有时候看不到他，我只好走掉。对我，每一次都是痛苦和教训。当我在人群中发现弟弟，看见他在他们中间低着头快步走着，我就感到一股无济于事的深切同情，每当他看到我，抬起头静静地对我笑笑，手伸向我时，我就觉得他比我年长，比我成熟。我一直把他当孩子看，而他隶属于这几千人，他耐心的步伐、他疲乏却很友善有耐心的面容，这一切赋予他一种悲凉的庄严，一个备受折磨的屈从的印记。

对他的生活有所了解之后，我也想让他认识我生活的某些方面，让他认识我圈子里的人。他爱好音乐，自己也玩乐器，就算他不喜欢文学、哲学，不喜欢政治，我还是想可以和他一起听听好音乐，想找个晚上或者星期日，把他从他小市民的生活中拉到我们艺术家这边来，想带他到苏黎世听歌剧或音乐会，散场后和我搞音乐的朋友一起坐坐聊聊。约了他许多次，热情地邀请他、催他，他就是不答应。我只得略带失望地放弃了。汉斯不想听歌剧，不想听音乐，不想和我的朋友在一起。我忘记自己在战争期间的情况，那时我对音乐和朋友的聚会、对一切可以想起艺术的事物都不能够忍受，当时，只有忘了这些珍贵的事物才生活得下去，偶尔想起一段舒伯特和莫扎特的乐曲就会想哭。我没有看出、没有感觉到，我弟弟的处境与我当时很相似，不知道他勇敢地坚守着职业上的苦役需要多么大的决心，经历一次令人陶醉的艺术享受、全心投入《魔笛》，很有可能令他对至今的生活质疑，使他的生活受到危害。我只觉得失望，以为他满足于小市民生活，害怕晚上晚回家，不好意思和我的朋友在一起。后来我们就不再提这事了。我也渐渐得知，他不愿意有人向他提起他的作家哥哥。他喜欢我，对我很好，可是我的写作、我精神生活方面的兴趣对他始终是负担，他想得到保护，不愿参与。

我也想过这事，因为我们的交往有些受影响。有时候一两年不见，见了面问问彼此的健康和家人的情况外就没有什么说的了。到今天我仍不知真正的原因，我只能猜测。毫无疑问，弟弟在我面前总是不自在，在我面前，他表现出的漠不关心和市民气并不符合他的实际情况。在他自己的圈子里，他是个有趣的好同伴，有情趣、有想像力、会说笑，常使人惊喜不已。在他看来，我永远是被人家认为比较聪明的哥哥，我代表精神性，而他从小在家在学校都与此格格不入。他身上和我一样有艺术家的禀赋，他见到我的禀赋能够培养成为职业，受到承认，而在他身上这种禀赋停留在偶一为之的自由游戏上，保留着孩童游戏的无邪与无责任。不过这只是我心理学上的解释，不足以说明弟弟的态度。影响弟弟生活的还有一股力量，那就是宗教的力量。我身上也具有宗教情愫，我们的宗教情愫根源相同，不过我在少年时代先成为自由思想者，后来又成为泛神论者，读过一些外来的神学和神话，即使后来我和基督教逐渐和解，也没有放弃内省，总是孤独一人。汉斯不一样，他保留了源自父母亲的信仰，心灵上和理性上都很虔诚，并且参加教会。我知道，有时他也有怀疑，思考着自己带点冒险性的神学，不过，他履行着他的信仰，是非常坚贞的教会成员，聚会和圣餐他通常都参加。

这种虔诚的心和对妻子孩子的责任感给他力量，使他在实际生活里能够在那么不合适的工作岗位上坚持下来。这两种力量也使他免于苦恼和忧愤。他从不去想工厂经理的汽车和别墅，不去想他们的薪水与他的有何区别，他对人总是彬彬有礼。他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不过他总是小心谨慎地做好工作，回到家就不再谈工作上的事。家里有家里的事，生病、缺钱、孩子上学等等他都得操心，在家还有唱歌、乐器、晚间祷告、星期日做礼拜和孩子们去郊游，每次郊游，他口袋里一定带着歌本。我们见面时，他偶尔会抱怨办公室情况的改变，有一次对我说起一个严酷的上司，那时，我通过朋友把紧张关系平息了。看来他过得还好，只是当我有事到他们城市，在工厂门口等他的时候，有时会发现他太老太缺乏生气，太顺服太疲惫。后来，工厂里没那么多的事，老有人被解雇，而他的眼力越来越不济，冬天里长时间在灯光下写东西很难受，有几次我发现他忧心忡忡。

现在让我讲讲我们最后一次相会那几天的情形。

我有事到汉斯居住的城市去几天，那是在11月里。我又走到汉斯工厂大门口等他下班，那天我情绪欠佳，想想，觉得带着这种情绪见弟弟不大好，想走开，可是人流已经出来了，于是我等着，见到了汉斯，跟他点了个头，他过来，和我握握手，我们两人就向城里的方向走去，在一条安静的小巷子里来回走着。汉斯问我好不好，我没法好好说，我知道他中午的休息时间很短，家里妻子做好中饭在等他，于是约好晚上到旅馆聊聊。

汉斯晚上准时来到我房间，随便聊了一下，又经过一些犹豫后，他忽然开始用压抑的声音对我讲起他在办公室的处境。他快受不了了，眼睛常常不舒服；他的身体越来越差，人人都对他不好，办公室现在年轻人很多，他们总在背后说他的坏话，大概不久他就会被辞退。我吓了一跳，多年来没有听他用这种语气说过话。我问他，是不是发生过什么事。他说，是的，他做了件蠢事。有一次，一个同事对他很不客气，他感觉到，他们大家都反对他，他一下子控制不了自己，就很气愤地说，把我辞退好了，反正我也受够了。

他神情黯淡地呆看着前面。“汉斯，”我说，“事情真的没有那么糟！是什么时候的事？昨天还是今天？”

他低声说，不，这是几星期以前的事了。我看出，弟弟情况不妙。他怎会这么疑心，觉得被人追踪！他怎能几星期之久担心害怕！我对他解释，如果他的上司把话当真而想开除他的话，他早就被开除了。我又说，年轻同事不尊重他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们自己年少的时候，不也老是拿年长的人开玩笑吗，当我处在年轻人中间的时候，有时也觉得自己老了、无趣了，一旦年轻人察觉到我们的感觉，他们就喜欢装腔作势，让我们觉得自己不行。我鼓励他，安慰他，他也听进去了。他承认，年轻人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但他觉得自己已经无法胜任目前的工作了，他觉得越来越费劲，并且从来也没有过乐趣。他问，有没有可能在别处找个工作，我能不能帮他，我不是有一些朋友和关系吗。

我的心刺痛了一下。我十分愿意为他做点事，十分愿意受到他的拜托，可是我太清楚，他说出这话有多难。他这样来找我，心灵一定极端痛苦。很显然的，在这儿他已经无法忍受下去了，无论如何都要走——但是，为什么他又那么害怕被辞退呢？

我又开始安慰他，答应他，一定会为他想办法，不过我也提醒他，如今找事不容易，到处都在裁员。在没有找到合适的事情之前先不要辞职，他还得养家糊口呢。想到这一点，他好像被吓着了，希望当做什么也没说过。可是我坚持要他把心思都说出来。这时他说，他只希望离开这里，离开这办公室，随便到哪儿去都行，也不一定做秘书工作，钱少一点也无所谓，比如做办公室勤杂工或者货仓看守都行。

他心灵的痛苦我很入心，我安慰他说，以前也有过不少次，看似前面已无路可走，结果还是都走过来了。我说，我在这里的这些天里我们要好好商量他的事，如能定下计划，我一定会帮他的。他同意了，脸上郁结消除。晚餐的铃声响了，我们一起去吃饭，喝了点酒，聊起从前的事，汉斯轻松起来了，还有点高兴的样子。大厅里有棋盘，我们坐下玩儿时玩过的游戏，我们没有小时候玩得好了，不过棋盘和棋子、手的动作和思考的模样把我带回童年，几十年没有想起过的事物，比如我们巴塞尔老家橡木饭桌的气味，那时我的一个玻璃球里的小白羊，等等，啊！那遥远的生机勃勃的世界，我们童年的原始森林！见到弟弟输棋时脸上显出的孩童般的惋惜神情，我感觉到，他也有点着迷了。逝去的时光带来多少甜蜜啊！

汉斯像往常一样早早就告别了。我回到房间去，刚才的一点轻松快乐一扫而光，我忘了我们的晚餐和棋盘，耳中想起弟弟压抑的声音，这是多年来我没有听过的声音。情况真的很糟糕，我马上感觉到弟弟陷入生命的严重危机了。他又怒又怕地谈起办公室里的年轻人，好像他们真能够控制他似的！这已经有点跟踪狂的影子了，还有他来来回回又想辞职又怕被辞退，这也不是好现象。他情愿做办公室勤杂工，这一点我不觉得是病态，倒觉得是正面的想法。我开始翻来覆去地想，能够在哪位朋友那儿为他找个职位，可是没有一家不是老早就在裁员，没有一个不在为他的职工发愁，特别是为那些有家的职工。就算找到个事，在一个人家不认识他、又没有二十年工龄的地方，他能够维持多久呢？不管留下或者离开，我知道，弟弟现在陷入他的老敌人手里了，这就是对自己的怀疑、对复杂而残酷的世界的恐惧。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眠，后来疲乏了，只见到弟弟抬起童稚的脸对着我，那张我打他时他对着我看的脸。这张脸一直陪伴我到入眠。

接下来的几天里，出乎意料来了许多工作，我整天和信件、电话打交道，还有访客不断，等我匆匆和汉斯见一面时，又有别人在场，他也不像那天晚上那么压抑和激动。我们没有多谈，可是我心里仍然很为他的事着急，我决定，不把他的事解决好就不离开。汉斯身上的危机情绪，如果不是正好也存在我自己身上的话，我就不可能那么清晰地感受到。当时，我的存在从外部和内部同时受到威胁，使得我也能够见到他人身上类似的情况。多年来对我少言寡语的弟弟，现在肯把心思都告诉我，大概也是因为他感受到我的状况与他相似吧。

在这困难的时日里，有件事令我很高兴，有个周末我的两个儿子来了。他们是星期六到的，我要他们和我一起去看望他们的叔叔，我想，这说不定会令他兴奋、令他惊喜。我们到的时候，汉斯和他妻子还有他们的大孩子都在，小儿子作为交换学童在瑞士法语区一户人家那里，那家的儿子则在汉斯家，他来学德语。我的儿子同两个男孩聊天，我和汉斯坐在长沙发上。汉斯很友好地听着我们闲聊，可是可以看得出，经过一星期的工作，他已十分疲倦，我看见他不时偷偷打哈欠。他看起来心境相当平和，样子疲惫，脑子里空荡荡，但是并不烦恼，他有点冷，站起来好几次，到正要熄灭的炉边，把手放在烟囱上取暖。我们坐了一小时，告别的时候，他还是站在炉边，双手放在烟囱上，他疲惫、友善的脸弯向前方。此刻，我还见到他冷得有点发抖、疲惫地站在炉边，显然在等待晚上上床休息。

没有任何预感告诉我，我再见不到他了。相反，这次拜访麻痹了我对汉斯的忧虑，他温和的疲倦、他的哈欠、他安静地站在炉边半睡半醒的样子好像传染了我。这天黄昏时刻，我既见不到抬起脸控诉着的小汉斯，也见不到工厂灰色人流里的汉斯，又见不到最近在我旅馆房间里用那么压抑的声音对我讲述心中苦恼的汉斯。我只见到了平日的汉斯，见到星期日的汉斯，他高兴明天是星期日，就像我高兴明天和孩子们度过一样。没有任何不安警告我，要我后天把汉斯约到旅馆来谈他的问题。我们三个人就这样走了，过了很愉快的一个晚上和一个星期日。

几天后，我还穿着睡衣和拖鞋坐在小书桌前写信，有人敲门，告诉我楼下有位先生要见我，那是一位牧师。我换了衣服下楼去，见到阅览室里坐着一位白胡子的先生，第一眼我就看出，这并不是一次礼貌性的拜访。他自我介绍，是汉斯所属教会的牧师。他问，汉斯今天到过我这里没有，我马上知道事情不好了，难受和惶恐占据了我的心。他告诉我，这天早晨，汉斯比平时早出门，天虽很冷，他却没有穿大衣，一小时后，办公室来电话问他的情况，因为他没有去上班。我把汉斯告诉我的事讲给牧师听，这些他都知道，他知道的比我多。汉斯害怕被辞退，那是他想像出来的，在汉斯来找我之前，他已找过上司，人家向他保证，不会辞退他的。他来找我的时候把这给忘了，或者不相信那是真的。我向牧师讲了弟弟少年时的一些事，他点点头，他对汉斯认识很深，对这事的看法与我相同。我们都十分担心，不过我们不往最坏处去想，我们主要想到我弟弟的妻子。我们暂且假设，汉斯在林子里跑，在那儿挣扎着、诅咒着，等他跑累了，就会回家去。我不知道，是企盼的力量还是狡猾的直觉，使我不但能够劝说汉斯勇敢的妻子保持希望，自己也能相信，失踪的人会回来。我信任汉斯身上的童稚气和信仰，他接受政治和社会现状，即使他是这现状的牺牲品，他也承认神的秩序，他不会消灭自己的生命的。他会带着他的沮丧和绝望在林子里，在乡间大道上跑，把自己弄累了，一天，说不定两天，他就会回来的，会平安回来的，至少身体会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两人都知道，他精神上出问题了，他的妻子比我还清楚。她对我讲述了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显示出他精神上的问题，她也证实了，他不相信厂里会留他，他们的保证只让他安心了一会儿。

她还说，昨晚上床前，他没有自己做晚间祷告，而是请她做的。只在最后说阿门的时候大声跟着说。今天早晨他比平时起得早，他走的时候，她还在床上，后来她才看见他把大衣留在家了。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他怎会做出使她如此担心害怕的事，他一向什么事都顾虑到她的，他的精神一定错乱了。

那天晚些时候我再去汉斯家时，仍然没有消息，白天里他的儿子骑着自行车已经找遍这一带了，我们商量后决定报警。那天天气非常冷，晚上回旅馆的时候，雪花飘落了。我觉得很冷，想到汉斯，我的心压抑得厉害，对他、对我们这都将是严峻的一夜。这一天夜里，我弟弟家灯火通明，暖和的房间里总有人坐着等他回来。弟媳妇的姐姐来陪伴她，在这忧患的时刻弟媳妇表现得很坚强，很勇敢。

夜过去了，灯熄灭了，灰暗冰冷的早晨降临了，汉斯仍然不见踪影。我的妻子也来了。我们坐在旅馆里，想着做点工作。这时来了访客，那是一位最近几天刚通过信的年轻诗人，现在他想认识我。来得真不是时候。我们跑来跑去、到处打电话已经三十个小时，这时已不抱任何希望了。我们到楼下大厅见客，虽然我们一点也不想聊天，但是这个年轻人的诗我们不久前刚读过，并且很喜欢，有他中断这可怕的等待也未尝不好。他从苏黎世来，带着一位共同的朋友的问候，我们像喜欢他的诗一样喜欢他本人。可是我们在一起还坐不到半小时，我就见到玻璃门外有人来，一位脸有愁容的白胡子先生，原来是牧师。我很快迎向他，他一面和我握手一面说：“有消息了，他们发现您的弟弟了。”我看着他，已经明白了。“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他说。警察在离路边有点距离的田间找到了他，就在离家不很远的地方。从前那把手枪早就没有了，一把小刀就足够了。

汉斯十七年前结婚的时候，我这个兄弟姐妹中离开家庭最远、和家庭最疏远的人，有机会作为家中惟一的成员参加他的婚礼。我并不情愿去参加那个庆典，对于一切称为家庭、婚姻、市民幸福的东西，我都极为怀疑。然而，那一天，我感受到，我和汉斯同属一族，是同胞兄弟，这给了我很大的力量，从婚礼回来后，我为汉斯的幸福满心欢喜，也加强了自己生活的勇气。这一切在他的葬礼上又重复了。这一次，也没有哪个兄弟姐妹能够来。这一次，我也觉得没有人比我更不适合作为兄弟代表家族站在棺木旁。这一次我也是不情不愿地接受了任务，而结果和我想像的大不相同。

那是11月最后的一天。雪已停，毛毛雨落入灰暗的早晨，坟墓四周湿漉漉的泥土闪闪发亮。汉斯躺在他的棺材里，脸上带着笑容。封棺后，棺木就入土了。我们撑着雨伞站在草地上，送葬的人很多。教堂合唱队来为他唱告别歌，接着白胡子牧师站出来讲话。如果说诗歌合唱很美，那么，牧师的告别词就更美了。我不完全分享汉斯和牧师的信仰，这一点，此时一点意义也没有。这是哀伤的典礼，然而它是典礼，是一次温暖、尊严的告别。来了许多人，有的人在哭，我不认识这些人，他们大家都认识汉斯，喜欢汉斯，有些人多年来同他交往颇深，对汉斯说来，他们比我对他更有意义，然而我是惟一一个来自他的家族的人，惟一一个在记忆中保有他童年轶事，知道他所来道路、了解这一道路的人。越往回走，我越了解。我们苏黎世的堂姐也来了，汉斯从前每到星期日必到她家去，他曾是孩子们的好叔叔、好玩伴。两个孩子也同我一起站在墓旁，他们现在早已成人。牧师说完阿门之后我们还久久站着不动，我从许多人的话中听出，汉斯享有他们的爱，他童稚的魅力吸引他们。一切比我知道的多得多。如果我有幸喜好我的职业、能够为一种比较高尚的工作服务，那是我用很大一段生命换来的，或许用了太大的一段，而我不敢希望，将来在我的墓旁会照映着如许的光辉，回荡着如许亲切的爱意。我又看看这个坟墓，和它告别。我原先有点害怕的葬礼很快就过去了，快得奇特，也美得奇特。最先我看着棺材时产生了一种羡慕之情，那是年纪渐老的人看着长眠者偶尔会有的感情。这时，这种感觉也消失了。我同意这一切，我知道小弟弟得到安息了，我自己也做得对。如果没有一起经历这担心害怕的几天，如果不曾站在这墓旁，我就疏忽了许许多多宝贵的人生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