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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论题。历朝历代冠服变迁的总趋势，确实就是“等级性的强化”。但具体说，究竟是“冠服体制”的哪些东西发生了变化？其结构与样式的排列组合，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可以尝试新的解析方法，以便更系统地阐释它。
分等与分类，必定是通过概念来实现的。“冠服体制”既体现于具体的冠服及服饰元素之中，同时也必然是一套人为的概念。王朝会通过命名来把不同冠服区别开来。我们还能看到，各朝典章及《舆服志》之类文献，对冠服的叙述模式是不相同的。王朝典章对冠服的表述模式的变化，也是探讨“冠服体制”的重要着眼之点。因为叙述冠服时总要分门别类、按部就班，不可能乱炖一锅煮，而不同叙述模式也是一种分等分类。其中也有线索可循。虽有学者讨论过历代《舆服志》的特点了4，但尚不精细深入，开掘空间还是很大的。
在各代典章史志叙述冠服时，首先可以在两种办法间做选择。第一种是以“服”为纲。服装本身，会因色彩、图案、款式和质料的不同及用途不同，而形成不同种类，依此叙述就会有一种叙述模式。但也可用另一种办法，以“人”为主。即，不是先罗列各种服装，而是先罗列不同人员，再叙述其各自着装，由此形成另一种叙述模式。这是个以什么为“纲”、以什么为“目”的问题。若先叙服类，再叙穿着之人，是一种“纲举目张”之法；若先叙人员类别，再叙其穿着之服，也是一种“纲举目张”之法。二法虽非截然两分，而是互相渗透的，但两种模式的差异是能看出来的。例如汉朝叙冠服，采用的就是“以冠统服、由服及人”模式；而历史后期典章，则先罗列各色人等，再叙其服。可见两种模式间确实发生过变化，进一步发掘就能发现问题所在。
人员的分等分类是个行政问题，服饰分类的基础则是服饰差异，讨论冠服的分等分类，就是讨论如何利用和制造差异。服饰差异是如何形成的，或如何被制造的呢？那就有很不相同的情况了。因生活方式和环境变迁，各种冠服会“自然”生发出来，从而呈现出特异性来。比如南方人戴斗笠，北方人戴皮帽，诸如此类。由此就形成了“自然差异”。这里所谓“自然”，是就其还没有基于等级需要而被王朝编排改造而言的。在生活与工作中，又能看到校服、军服、警服、各色工作服之别，及邮电、工商、城管等部门的制服之别，诸如此类。不止中国如此，不同职业穿着不同服装的做法，在各社会各时代是普遍存在的5。传统中国的特点，在于对职业服饰王朝经常用法令去规定。此种类型的人为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