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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度与文化的发展是富有连续性的，一脉相承的情况非常明显。官阶制也是如此。先秦的五等爵号，在清朝仍被使用着。“大夫”、“将军”之名，也被沿用二十多个世纪，尽管它们有时是爵，有时是官，有时是阶。
战国秦汉的“天地变局”造成了巨大历史断裂，但制度文化的连续性，在其间依然存在着。“连续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部分是周代真实政治制度的继续变异，另一部分是战国秦汉儒者的“托古”建构。这二者也不是截然两分的。前者要依靠文献记述而流传下去，记述时难免发生润饰损益；后者“托古”也利用了真实的历史素材，在此基础上踵事增华。那么中国史的制度连续性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个“文化”问题。在连续演化着的文化系统中，不但保留着古老的制度信息，而且还以“化腐朽为神奇”的方式“深加工”那些信息，再反馈于现实政治。作为“典范”影响后世的周朝政治传统，一定程度上又是战国秦汉儒生“建构”出来的。
两千多年来，士人在维系中国文化制度的连续性上，居功至伟。战国秦汉间虽“礼崩乐坏”，仍有士人在其间继往开来，传承“古礼”。随这个阶层在汉朝再度崛起，中国制度史上，逐渐出现了一场“古礼复兴运动”1，并在新莽时形成了一个高潮。魏晋间的制度动荡，再度引发了人们对“周礼”的向往，据说是源于“周礼”的三年丧、五等爵、国子学之类制度得以出台。南北朝“复礼”之事不断升温，对“古礼”、“古制”的热情延续到了唐代中期。汉唐间行政等级与礼制等级的不少变动，跟那场“古礼复兴运动”相关。
周代品位结构的特点就是“一元化”，繁复的古礼既是其体现者和承载者，也是在“一元化”观念下被编排出来的。早期中华文明对社会等级秩序的基本想象，就蕴含在古礼之中。秦汉帝国等级制的缓慢“一元化”进程，虽是专制官僚体制自身发展的结果，但儒家礼制的推动之功也不能忽视。包括了繁多生活细节的古礼等级，充分体现了“品级、等级和阶级的高度一致性”，在结构上是“立体”的或“复式”的，并且是以“数字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即充分运用数列手段，是为“礼数”。打比方说，如果说帝国的行政等级是骨架的话，那么等级礼制就使之有血有肉、羽翼丰满了。
来自周代的等级礼制，或说由儒家踵事增华而整齐化了的等级礼制，在“周礼”的名义下，参与了官阶制的进化历程。本章打算讨论的公卿大夫士爵、周礼九命和朝位三者，即是。这几种位阶以往我们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