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审汉代的月钱级差和月谷级差，我觉得其比例是有规律可循的。若把二千石俸确定为指数“1”，则二千石以上及比二千石诸秩，其月钱指数呈3.75、2.5、1.25、1、0.75排列，井然有序。再看东汉月谷。东汉建武俸例，大将军、三公月谷350斛，中二千石180斛，二千石120斛、比二千石100斛，其中没有真二千石。但如前所述，《汉书·汲黯传》注引如淳另记“律，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那么再把真二千石150斛纳入其中，则月谷指数呈2.9、1.5、1.25、1排列。为明快起见，列出下表：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34E93.jpg" />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笔者所推定
汉代俸额级差的规律性，由此显露出来了。二千石俸额，在月钱和月谷两方面都是指数1，真二千石都是1.25；若综合两汉，就可得到这样一个级差：3.75：2.5：1.5：1.25：1：0.75。由此我们认为，两汉二千石以上诸秩级差，遵循同一规律。表中有几个数字被置于括号之中，它们出自我的推算。下面加以阐释：
第一，月钱部分的中二千石一级。若以中二千石月谷指数1.5的反推，西汉中二千石的月钱应是24000钱。
第二，西汉御史大夫若依指数2.5，在东汉应折算为月谷300斛；同时西汉丞相（及大司马大将军）依指数3.75，在东汉应折算为三公（及大将军）的月谷450斛。那么，为什么东汉大将军和三公月谷实为350斛，处300斛和450斛之间呢？因为汉成帝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其官不存了，这一级出现了空缺。若三公仍为450斛，则跟中二千石的180斛差距过大。（而且丞相一人之事现由三公分担，也不好照拿丞相俸禄吧。）所以，朝廷将三公俸额降到350斛。东汉三公的俸额指数，由此变成了2.9。位比三公的大将军，与三公相同。
第三，东汉建武俸例以下，无真二千石之秩。但月谷之制中却曾有过真二千石之俸，即月谷150斛。那么二千石诸秩曾有180斛、150斛、120斛、100斛4等，似无可怀疑。真二千石的月谷150斛，正与西汉真二千石月钱20000钱一级对应。同理，用月谷180斛反推，西汉中二千石的月钱应为24000。那么在月钱之制下，二千石诸秩也是4等。
第四，西汉后期废除了八百石、比八百石及五百石秩，朝廷须重新安排比二千石以下诸秩俸额，以使级差保持匀称。东汉比二千石一秩的指数变成了0.83，而非西汉的0.75，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下面继续辨析存在疑问的相关史料。首先是《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
而元帝加昭仪之号，凡十四等云。昭仪位视丞相，爵比诸侯王。婕妤视上卿，比列侯。娙娥视中二千石，比关内侯。傛华视真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视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视千石，比中更。充依视千石，比左更。七子视八百石，比右庶长。良人视八百石，比左庶长。长使视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视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视三百石。顺常视二百石。无涓、共和、娱灵、保林、良使、夜者皆视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视有秩斗食云。
在这段史料中，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石各为一秩。周国林先生认为其中“美人视二千石”一句，脱漏了一个“比”字，应作“美人视比二千石”，证据是《三国志》卷五《魏志·后妃传》有“倢伃视中二千石，容华视真二千石，美人视比二千石，良人视千石”之语。但那证据不算强硬，因为曹魏、西汉相去已远。而且还不能否定另一种可能性：反倒是《魏志》“美人视比二千石”一句误衍“比”字。必须指出，上引《汉书·外戚传》中并无“比秩”。之所以不惮其烦征引全文，正是为了显示其中没一个“比秩”；妃嫔们所“视”所“比”的，全是正秩。“视”、“比”同义。“视”、“比”于正秩的做法，还是“比秩”形成的途径，详见本书下编第六章。考虑到这一点，《汉书·外戚传》中的“美人视二千石”一语中，不可能有“比”字。那么“娙娥视中二千石，比关内侯。傛华视真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视二千石”的记载，就可以证明中二千石、二千石之间，确实有过“真二千石”一秩。
真二千石一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请看：
1.汉武帝时，郑当时：至九卿为右内史，以武安、魏其时议，贬秩为詹事。（《汉书》卷五十《郑当时传》）
2.《茂陵中书》：詹事秩真二千石。（《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臣瓒）
第1条材料显示，郑当时由右内史左迁为詹事，是为“贬秩”。按，右内史居三辅，秩中二千石，号称九卿；而詹事秩真二千石，参第2条《茂陵中书》。那么由中二千石而真二千石，便是“贬秩”的意思。詹事属皇后、太后宫官，视之如卿，可以认为此官高于郡守二千石；郑当时贬秩在汉武帝之时，“茂陵”也是汉武帝的陵号；可见汉武帝时，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秩，都已从二千石中分化出来了。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真二千石”一秩在汉武帝到汉成帝时比较显眼；而在此后，特别是在东汉，真二千石与二千石的区别，就暧昧黯淡了。下面讨论这个问题。
《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续汉志》及《汉书·百官公卿表》颜注所列禄秩，只见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荀绰《晋百官表注》、《三国志·魏书·后妃传》只列中二千石、真二千石、比二千石。真二千石与二千石的区分开始淡化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这跟西汉后期的秩级化简趋势有关。如下事件透露了一些迹象：
1.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春：令诸侯相位在郡守下。（《汉书》卷九《元帝纪》）
2.汉成帝阳朔二年（前23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
3.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省大郡、万骑员秩，以二千石居。（《汉旧仪》）
4.汉成帝绥和元年：以大司马票骑将军为大司马，罢将军官。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封为列侯。益大司马、大司空奉如丞相。（《汉书》卷十《成帝纪》）
先看第1条。本来“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汉元帝让诸侯相位在郡守之下，则其秩级也应降到了二千石，由此真二千石的官儿就少了一大批。第2条云，汉成帝阳朔二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表明当时朝廷有简化秩级的意向。进而看第3条，据我们所考，大郡、万骑太守秩真二千石；而汉成帝绥和元年对大郡、万骑太守减其员、降其秩，则地方郡国不存在“真二千石”了。随诸侯相、大郡太守、万骑太守变成了二千石，那么秩在“真二千石”的官儿大为减少，寥寥可数了。由汉成帝“除八百石、五百石秩”，我们知道当时的禄秩规划转了方向，改以“简化”为原则了。那么顺此趋势，在此后的什么时候，真二千石一秩就合并于二千石了。京师三辅仍为中二千石，余郡通为二千石。由此月俸16000钱或月谷120斛，就成了二千石的正秩。
周国林先生利用《续汉书·百官志五》注引荀绰《晋百官表注》的半钱半谷材料，来论证东汉殇帝延平中（106年）的真二千石月俸，很近于建武“百官受俸例”中的120斛，即二千石之俸。下面讨论这个问题。按《晋百官表注》原文如下：
汉延平中，中二千石奉钱九千，米七十二斛；
真二千石月钱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
比二千石月钱五千，米三十四斛；
一千石月钱四千，米三十斛；
六百石月钱三千五百，米二十一斛；
四百石月钱二千五百，米十五斛；
三百石月钱二千，米十二斛；
二百石月钱一千，米九斛；
百石月钱八百，米四斛八斗。
陈梦家先生认为，《晋百官表注》之俸例，“实为建武俸例的具体说明”。它展示了半钱半谷俸制的原始面貌，不过又存在很多错讹，劳榦先生做过一些推订(21)，但并没使问题更加清晰。
《晋百官表注》中的“二百石月钱一千”，陈梦家先生认为应是“二百石月钱千五百”。但即使如此，也只有六百石以下诸秩，经“半钱半谷”的折算后可以合于建武俸例，其他则往往不合。依粟一斗得米六升、粟一斛平价百钱的比例，中二千石月米72斛折粟120斛，而依建武俸例之“半谷”应为90斛；真二千石月钱6500钱，而依建武俸例之“半钱”应为6000钱；比二千石34斛折米56.7斛，而依建武俸例之“半谷”应为50斛；千石月钱4000钱，而依建武俸例之“半钱”应为4500钱(22)。那么，中二千石、真二千石、比二千石和千石4级，都没法由“半钱半谷”的推算办法来印证建武俸例。然而真二千石的月米为36斛，这个数字可以折算为粟谷60斛；那么对真二千石“月钱六千五百”一句，可以认为那“五百”二字是错讹，弄窜了；由此把真二千石的月钱认作6000钱，按每斛100钱的谷价折算，恰好是60斛；加上“半谷”部分的60斛，正是二千石的俸禄120斛。这就合于周国林先生的判断了，就是说，这里真二千石一秩月谷120斛，其实就是先前二千石秩的月谷之数。
由此我们看到，真二千石的月谷之数，原为150斛，后来变成了120斛。杨天宇先生说《汉表》颜师古注所叙禄秩是西汉禄秩，那看法确有可取之处。东汉建武俸例可能不全是新创，而是由汉成帝绥和以后的俸例损益而来的。真二千石与二千石一秩的合一，就发生在汉成帝到东汉建武之间。在真二千石跟二千石合一，“四级说”就不再适用了，进入周国林先生“三级说”的有效期了。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的级差分别是350斛、180斛、120斛，化为指数则为2.9：1.5：1，看上去还算匀称。
以上是我们对“真二千石”的理解。面对史料的凌乱歧异，这理解也许是矛盾较少的一种。按我们看法，在西汉秩级最繁密时，有过“真二千石”一秩。
五 丞相与御史大夫的秩级
这一节把目光投至官僚等级的最高端，观察丞相与御史大夫的秩级。
陈梦家先生认为：“汉初最高秩为二千石，此上三公、大将军和御史大夫没有秩名。”(23)陈先生所云，是后来的情况，因为汉初《秩律》中无丞相，御史大夫只是二千石，有秩名，与后来“无秩名”的情况不同。在丞相（或三公）、御史大夫已无秩名时，如何看待其等级呢？我们觉得，不妨认为二官构成了两个特殊秩级。
周国林先生对三公无秩提出两个解释：一是居其职者人数少，二是三公俸额离万石相差太远(24)。此外我想还有一些历史原因。汉初丞相无秩级，秦、战国也应如此。苏轼论历代仕进，称“战国至秦出于客”(25)。秦国的丞相就经常任用客，学人因有“秦用他国人”、“喜用别国人”、“秦固以客兴”之说(26)。自秦惠文王以张仪为相始，直到秦始皇时，秦国的22位为相者，至少有18位有“客”的身份(27)。“相”的流动性颇大，与后世的丞相来自依次迁转，相当不同。晁福林先生又认为，“强国能派重臣到其他国家为相，弱国为了某种原因也能派臣到强国为相”，这种“相”“实际上是一些高级别的外交官”(28)。张创新先生亦云：秦国“最初的‘相’并不是‘百官之长’，而是负责外交事务的职官”，有时还要带兵打仗，官属也很有限(29)。可想而知，“相”的待遇应是因时因人而定的，并无定准；估计主要以爵定，无固定秩级。秦统一后情况一时没变，故丞相无秩。
随时间推移，相国、丞相的权责日益稳定，“文官化”了：不再来自列国游士，而是来自正常迁任；不再权责不定，而是最高行政首长了。《汉书·百官公卿表》：“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丞相也在“吏员”之列，跟秦时观念不相同了。当丞相在俸禄与迁转上，跟其下官职形成连续阶次时，丞相之位就具有了秩级意义，虽然囿于旧例仍无秩名(30)。
《秩律》中御史大夫列在二千石诸官之首，那是秦国重法精神的鲜明体现。御史大夫有秩一点，意味着其身份是“吏”。不过此官是较晚才获得“副丞相”的特殊地位的。在秦国的称“史”之官中，本来内史重于御史(31)。《战国策·秦策三》云：“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内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国之人者乎？”这话的背景约在秦昭襄王三十六年（前271年），当时排在相国之下的是廷尉、内史，还没御史大夫呢。嬴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秦王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以及随后“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之类记载(32)，则显示秦统一前后设有御史大夫，其官“副丞相”了。
陈梦家先生说御史大夫无秩名，又有工具书说御史大夫“西汉沿置，仍为丞相副贰，秩中二千石”(33)。按，御史大夫的秩级曾多次变化。首先《秩律》中御史大夫秩二千石，并非“没有秩名”。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约为汉景帝到汉武帝时，中央诸卿由二千石上升为中二千石，御史大夫仍在诸卿之首，应系中二千石。证以《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臣瓒曰：“《茂陵书》，御史大夫中二千石。”“茂陵”是汉武帝的陵号。随后这个机要监察之职继续上升，超越九卿而自成一级，进入第三阶段。《汉表》：“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汉书·外戚传》：“昭仪位视丞相，爵比诸侯王。婕妤视上卿，比列侯。娙娥视中二千石，比关内侯。”昭仪、婕妤、娙娥三者所“视”各为一级，知“上卿”自成一级，在丞相、中二千石之间。
还可以通过御史大夫与中二千石的不同赐爵，证明前者高于后者：
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年）：立皇太子，大赦天下。赐御史大夫爵关内侯，中二千石爵右庶长，天下当为父后者爵一级。（《汉书》卷八《宣帝纪》）
汉元帝初元二年（前47年）：立皇太子。赐御史大夫爵关内侯，中二千石右庶长，天下当为父后者爵一级。（《汉书》卷九《元帝纪》）
御史大夫所赐关内侯，是十九级爵；中二千石所赐右庶长，是十一级爵。二者相差达八级之多，则御史大夫与列卿已不再比肩同列，进入了陈梦家先生所说的“御史大夫无秩名”阶段了。
进而，俸额与迁转是否跟百官形成连续的阶次，也是判断丞相和御史大夫是否构成秩级的依据。先说俸额。据本章第四节，西汉丞相、御史大夫的俸钱，与其下各秩已成比例。再看迁转。西汉通例，郡国守相迁九卿、九卿迁御史大夫、御史大夫迁丞相。朱博云：“故事，选郡国守相高第为中二千石，选中二千石为御史大夫，任职者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圣德，重国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为丞相，权轻，非所以重国政也。”(34)可见丞相和御史大夫作为迁转阶梯的最高两级，已“位次有序”了。
还有若干礼制也表明丞相、御史大夫各成一级，如君臣相见礼、拜官授印礼和后妃相见礼：
1.皇帝见丞相起，谒者赞称曰：“皇帝为丞相起。”立乃坐。太常赞称：“敬谢行礼。”宴见，侍中、常侍赞。御史大夫见皇帝称“谨谢”，将军见皇帝称“谢”，中二千石见皇帝称“谢”，二千石见皇帝称“制曰可”，太守见皇帝称“谢”。
2.拜御史大夫为丞相，左、右、前、后将军赞，五官中郎将授印绶；拜左右前后将军为御史大夫，中二千石赞，左右中郎将授印绶；拜中二千石，中郎将赞，御史中丞授印绶；拜千石、六百石，御史中丞赞，侍御史授印绶(35)。
3.婕妤见，大长秋称“皇后为婕妤下舆”，坐称“起”，礼比丞相。娙娥见，女御长称“谢”，礼比将军、御史大夫。昭仪见，称“谢”，比中二千石。贵人见（按贵人当做美人），称“皇后诏曰可”，礼比二千石。（卫宏《汉旧仪》卷上）
4.元帝加昭仪之号，凡十四等云。昭仪位视丞相，爵比诸侯王。婕妤视上卿，比列侯。娙娥视中二千石，比关内侯。傛华视真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视二千石，比少上造……（《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
前3条约是汉武帝到汉元帝时的礼制。其中丞相、左右前后将军、御史大夫、中二千石各有其礼，有条不紊。第4条为汉元帝之制，其中“上卿”即御史大夫。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346455.jpg" />
丞相、御史大夫与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依序而降的情况，再度一目了然。丞相和“上卿”御史大夫之秩的形成，标志着禄秩不断向上伸展过程的最后完成。丞相最终被纳入了“吏”的队伍。
六 略谈将军的秩级与位次
前节讨论丞相和御史大夫的秩次，在列表中涉及了将军，所以这里附带对将军的秩级和位次，再做一些推测。在《二年律令·秩律》中，二千石一秩列有“卫将军”，其排序比较靠后。可知这时卫将军的地位，在诸卿中约居中等，低于郡守、郡尉。但无论如何，卫将军是有秩次的。以往我曾有“汉代将军无秩”的说法(36)，认为汉代将军不以“若干石”为秩级。但这一论点，现与《秩律》中卫将军有秩的情况相矛盾，需要做修订了。
我所说的“汉代将军无秩”的将军，指“常设将军”，即如下八号：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前后左右将军。这些军号不仅用于出征的将领，也用来确定“内朝”辅政者的身份。八号将军不必人选齐备，但名号本身已成序列。卫将军在八号之中，《秩律》记其秩二千石，那么“将军”并不是在所有时候全没有秩级的。
然而《秩律》时代的卫将军，似有特殊性质；西汉将军制度，是发生过变化的。日人大庭修把西汉的将军发展，划分为景帝以前、武帝时代和昭帝以后三个阶段。景帝之前将军号很少(37)。汉武帝时军号纷陈杂出，除大将军、车骑将军和卫将军外，骠骑及前后左右将军也出现了。但“将军”的形态依然摇摆不定。可以在命将出征之际即时授予军号，也可能把某军号比较固定地授给某人，诸将军的高下统属关系往往相机而定。第3阶段即汉昭帝或宣、元以后，八号常设将军的制度清晰起来了。
汉初能看到另一些将军，它们不在《秩律》之中。例如：汉高祖五年（前200年），使灌婴出击臧荼，为车骑将军；汉高祖七年击匈奴，使灌婴为车骑将军；汉高祖十一年为陈豨叛乱，置郭蒙、柴武等将军；为平英布叛乱，命灌婴为车骑将军；汉惠帝六年，樊哙任上将军；吕后七年，赵王吕禄任上将军，刘泽任大将军；八年吕后崩，吕氏任灌婴为大将军；等等。车骑将军和大将军，后来在八号将军之列；上将军则否。它们都不见于《秩律》，应无秩级。汉高帝六年诏：“诸王、通侯、将军、群卿、大夫已尊朕为皇帝……”(38)这份诏书中的将军列在通侯之后、群卿大夫之前，地位相当崇高。汉高帝七年叔孙通制朝仪：“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39)既称“诸将军”，则不止一人或不止一号。
《秩律》所见卫将军，与上述驰骋疆埸的大将军、上将军、车骑将军等，看来并不相同。它冠以“卫”字，似是常设卫戍之职。汉文帝甫即位，就把心腹宋昌任命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其时的卫将军职能与中尉、卫尉等类似，所以有确定的秩级；其余诸将军不见秩律，应无秩级。那么汉初将军实有两种，一是诸将军，位在群卿之前，无秩级，也就是高帝六年诏中“通侯、将军、群卿”中的将军；一是卫将军，秩级二千石，与列卿相当。我甚至猜想：这时的卫将军，没准儿就是一个“卿”。
景、武之间，诸卿秩级升至中二千石，卫将军如果继续比卿，秩级应水涨船高。随后八号将军的体制逐渐成形：
1.前后左右将军，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绶。汉不常置，或有前后，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有长史，秩千石。（《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
2.前后左右将军，宣、元以后，虽不出征，犹有其官，位在诸卿上。（《北堂书钞》六四注引《汉官解诂》）
3.汉兴，置大将军、骠骑，位次丞相；车骑、卫将军、左右前后，皆金紫，位次上卿。典京师兵卫，四夷屯警。（《续汉书·百官志一》注引蔡质《汉仪》）
4.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将军。（《续汉书·百官志一》）
前后左右将军在汉武帝时才齐备，但将军本身在汉初就是“位上卿”，在卿大夫之上的。第1、2条材料说明前后左右将军四号将军仍在卿上，第3条进一步反映八号将军分两等，大将军及骠骑将军两号位在丞相之下，其余六号将军位在御史大夫之下。再往后，常设将军仍分两等，但改为四四分组，而不是二六分组了：由第4条可知，原与前后左右将军同属“上卿”的车骑将军、卫将军，也进入了“比公”行列。
按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同加“大司马”之号，确定了这两号将军的“位次丞相”地位。武帝临终前，又让霍光做了大司马大将军。宣、元之际，又出现了车骑将军、卫将军加“大司马”的情况(40)。我猜想将军四四分组的、前四号“比公”的制度，就形成于这一时期，而且跟它们加号“大司马”有关。
顺便说，大将军若加“大司马”，则位同丞相。上节叙及：西汉丞相、大司马大将军都是月钱六万。《续汉书·百官志一》：“初，武帝以卫青数征伐有功，以为大将军，欲尊宠之。以古尊官唯有三公，皆将军始自秦、晋，以为卿号，故置大司马官号以冠之。其后霍光、王凤等皆然。”（“皆将军”当作“诸将军”）。按，春秋晋国六卿，都是三军统帅(41)。《续汉志》认为，依秦晋传统，将军就是卿。而给大将军加“大司马”，目的是令其“比公”，进一步获得三公之尊。
西汉末年实行三公制，御史大夫改大司空，“上卿”不存了。《续汉书·百官志一》叙毕四号比公的将军后，又叙前后左右将军，但没说他们“位上卿”，因为东汉已无“上卿”位次。前后左右将军，大致在“比公”的将军之下，如此而已。
《秩律》中的卫将军与列将军不同，是专职卫戍之官，甚至可能是卿，有秩级；但在西汉中后期其性质逐渐变了，变成八号常设将军之一，无秩级了。当然卫将军曾是卫戍之官的特殊性，在汉成帝时似乎还有残余影响。居延汉简所见汉成帝永始三年（前14年）诏：“七月庚午丞相方进下小府、卫将军、将军、（中）二千石、二千石、部刺史、郡太守、诸▌。”(42)这里“卫将军”与“将军”分列，似乎就是其反映。
总之，将军的位次变迁有四：第一，汉初卫将军与二千石诸卿同列，秩级为二千石，其他将军在群卿上；第二，约景、武之交，诸卿上升为中二千石，卫将军似应同时上升，其他将军仍在群卿上；第三，八号常设将军体制逐渐成形，前两号比公，后六号比上卿；第四，车骑将军和卫将军上升为“比公”，前后左右将军低其一等。列表如下：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346134.jpg" />
将军有无秩级的问题，应以八号常设将军为界而分两段。前一段，卫将军有秩级，诸将军无秩级；后一段八号将军自成序列，并通过“公”、“上卿”概念，维系其与丞相、御史大夫的地位关系。在迁升上，将军并不与诸卿以下的官职构成迁升阶梯，倒经常出现以诸卿兼将军、由此赋予其内朝辅政资格的做法——将军辅政也算是于古有据的(43)。所以八号将军自成一系，其特殊功能与中枢权力结构的变迁相关。皇帝以将军为“爪牙官”，任以外戚或重臣，参与最高决策，所谓“先帝建列将之官，近戚主内，异姓距外”(44)。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346309.jpg" />
【注释】
(1)谢桂华：《二年律令所见汉初政治制度》，《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2)例如马非百先生谓，秦议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中郎将比千石，廷尉正、监千石，卫率千石，郡尉比二千石，等等。参其《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下册“职官志”。
(3)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三四《官奉》，台湾大化书局1984年版，第292页。
(4)杨天宇：《汉代官俸考略》，《河南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5)《汉书》卷十《成帝纪》。
(6)参看周国林：《汉史杂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三公不宜称万石”。
(7)参看官蔚蓝：《西汉的俸禄制度及其政治》，《中央日报》1946年8月3日；何德章：《中国俸禄制度史》（黄惠贤、陈锋主编）第二章，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
(8)《续汉书·百官志四》还有“诸侯、公主家丞，秩皆比百石”的记载，但这个“比百石”应作“三百石”，“比”应系“三”字之讹。
(9)聂崇岐：《汉代官俸质疑》，《宋史丛考》，中华书局1979年版，上册第236页。
(10)“斗食令史”，即秩级不到百石的令史，“斗食”是秩级。参看日本三国时代出土文字资料研究班：《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二年律令》，《东方学报》第78册，2004年3月；转引自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13页。《二年律令·户律》：“恒以八月令乡部啬夫、吏、令史相杂案户籍，副藏其廷。”（第32页第328简，第177页释文）这里“吏”是跟“令史”分开叙述的。《户律》又记：“即有当治为者，令史、吏主者完封奏令若丞印，啬夫发，即杂治为。”（第32页第332简，第178页释文）那么前文中“吏、令史相杂案户籍”的“吏”，实指“吏主者”，即事务的负责人，令史则是事务的具体承担者。
(11)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八《齐鲁封泥集存序》，收入《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册。
(12)参看沈刚：《汉代宗正考述》，《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1期。
(13)陈伟：《张家山汉简〈津关令〉涉马诸令研究》，《考古学报》2003年第1期。
(14)彭浩：《〈津关令〉的颁行年代与文书格式》，《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15)陈梦家：《汉简所见奉例》，《文物》1963年第5期。
(16)《史记》卷十《孝文本纪》。
(17)劳榦：《秦汉九卿考》，《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上册，艺文印书馆1976年版，第866页。
(18)聂崇岐：《汉代官俸质疑》，收入《宋史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册第236页。
(19)周国林：《汉史杂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一、真二千石与诸二千石差次”。后同。
(20)何德章：《中国俸禄制度史》（黄惠贤、陈锋主编）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部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2页，又参29页。
(21)劳榦：《关于汉代官俸的几个推测》，收入《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下册，台湾艺文印书馆1976年版，第1037页以下。
(22)兹据《晋百官表注》列出下表，以供参考：
(23)陈梦家：《汉简所见奉例》，《文物》1963年第5期。
(24)周国林：《汉史杂考》，“三公不宜称万石”。
(25)《东坡续集》卷八《论养士》，《苏东坡全集》，北京市中国书店1986年版，下册第250页。
(26)分见洪迈：《容斋随笔》卷二《秦用他国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上册第23页；洪亮吉：《更生斋文甲集》卷二《春秋十论·春秋惟秦不用同姓而喜用别国人论》，《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468册第16页上栏；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三《齐秦客》，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3页。
(27)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第40-43页。
(28)晁福林：《论战国相权》，《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29)张创新：《秦汉时期独相制论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2期。
(30)附带说，丞相秩级还可以跟太尉综合考虑，二官都在“公”位，但都不见于《秩律》。秦实无太尉，汉初虽有太尉但时设时废，并不稳定。可参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第74页以下。
(31)参看拙作：《史官主书主法之责与官僚政治之演生》，收入《乐师与史官》，三联书店200年版。
(32)《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33)吕宗力主编：《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795页。
(34)《汉书》卷八三《朱博传》。
(35)纪昀等辑：《汉官旧仪》，引自周天游校注：《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5页。孙星衍辑《汉旧仪》无“拜千石、六百石，御史中丞赞，侍御史授印绶”一句，参看同书第66页。
(36)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第243页。
(37)大庭修：《秦汉法制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页。
(38)《汉书》卷一《高帝纪》。
(39)《汉书》卷四三《叔孙通传》。
(40)如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年），张安世为大司马车骑将军，旋为大司马卫将军；神爵元年（前61年），韩增为大司马车骑将军；五凤二年（前56年），许延寿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黄龙元年（前49年），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汉元帝永光元年（前43年），王接为大司马车骑将军；永光三年，许嘉为大司马车骑将军；汉成帝阳朔三年（前22年），王音为大司马车骑将军；永始二年（前15年），王商为大司马卫将军；汉哀帝建平二年（前5年），阳安侯丁明为大司马卫将军；元寿元年（前2年），傅晏为大司马卫将军；元寿二年，韦赏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均见《汉书》卷十九下《百官公卿表下》。
(41)春秋之时，晋国的三军将佐位在“六卿”；晋成公三年作“六军”，更有十二位将军之卿。参看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5页。
(42)薛英群等：《居延新简释粹》，第103页，简号74.E.J.F16：1。
(43)战国后期的魏国将军仍有行政职能。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所见魏安厘王二十五年（前252年）《户律》：“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告相邦。”又《奔命律》：“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告将军。”按，《户律》涉及经商、旅店、入赘等几种人立户籍、授田宅的条文，由相邦执行；《奔命律》涉及经商、旅店、入赘等几种人从军的条文，由将军执行。可见魏国的相邦掌民政而将军掌军政。
(44)《汉书》卷六九《辛庆忌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