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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列郡之中，三辅郡高出一头，秩在中二千石。这因为京畿是个特殊地区(28)。《续汉书·百官志四》：“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人，汉初都长安，皆秩中二千石，谓之三辅。”又《汉书》卷七六《王尊传》如淳注：“三辅皆秩中二千石，号为卿也。”京兆尹、左冯翊来自左右内史。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右内史改京兆尹，左内史改左冯翊，又令主爵中尉改右扶风。《秩律》中内史是二千石，汉景帝时出现了“中二千石”概念，三辅长官应在这时候，跟着列卿一块儿变成中二千石了。

京畿的特殊地位，反而强化了“中央同类官职高于地方官”的政治意图。正如严耕望先生所云：“大抵畿辅长官，兼有地方行政长官与朝官两重身份，故得参议朝政；而《张敞传》且称之为‘诸卿’也。《王尊传》，尊为京兆尹，‘御史大夫中奏尊暴虐不改，不宜备位九卿，尊坐免。’则直称为九卿矣。”(29)三辅长官是被视为中央官的，地位与诸卿相仿，甚至就被说成“九卿”。例如汉武帝时郑当时做了右内史，此官是京兆尹的前身，史书就说他“至九卿，为右内史”(30)。三辅称九卿的例子还有一些，学者已有很多讨论，不备举。

元、成之间王朝一度设“大郡”、“万骑”，此后又取消了。那么三辅郡的秩级，是否也发生变化了呢？下面的记载中略有矛盾。请看：

1.中二千石（月百八十斛）：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执金吾（注云比二千石），太子太傅，河南尹，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通典》卷三六《职官十八·后汉官秩差次》）

2.河南尹一人，主京都，特奉朝请。其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人，汉初都长安，皆秩中二千石，谓之三辅。中兴都雒阳，更以河南郡为尹；以三辅陵庙所在，不改其号，但减其秩。（《续汉书·百官志四》）

3.凡州所监都为京都，置尹一人，二千石，丞一人。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丞一人。郡当边戍者，丞为长史。（《续汉书·百官志五》）

4.建武元年，复设诸侯王金玺綟绶，公、侯金印紫绶。九卿、执金吾、河南尹秩皆中二千石。（《续汉书·舆服志下》注引《东观书》）

5.自太子太傅至右扶风，皆秩二千石，丞六百石。（《汉书·百官公卿表》）

先看第1条。杜佑编定的《后汉官秩差次》认为，东汉河南尹及三辅，仍是中二千石。然而看第2条《续汉志》，疑惑就发生了。因为《续汉志》言之凿凿，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三郡只因“陵庙所在”才保住了“三辅”旧名，但东汉朝廷还是“减其秩”了。既然减了秩，则非中二千石。

再看第3条的“凡州所监都为京都，置尹一人”，杨鸿年先生讨论郡守秩级时引用了这条材料，但未加辨析而迳用之(31)。然据钱大昕意见，原文应是“凡州所监曰部。京都置尹一人，二千石”(32)。那么东汉河南尹也只是二千石了，跟三辅一块减秩了。但这与第4条《东观书》不合，这一条明记河南尹为中二千石，却没提三辅，想来其时三辅刚被减秩。那么第3条《续汉志·百官志五》中，还有个钱大昕没看出来的错讹：“二千石”前面丢了一个“中”字，正确的记述应是“置尹一人，中二千石”。

第5条《汉表》的材料最麻烦，它说从太子太傅到右扶风，都是二千石。而西汉三辅是中二千石，直到东汉初才发生了变化，所以《汉表》所叙，不大像是西汉中后期的制度。那么是东汉初的制度吗？那么看也有问题，因为太子太傅在东汉是中二千石，而非二千石，见《续汉书·百官志四》。

无论如何，东汉初河南尹秩中二千石，三辅秩二千石，应无大误。三辅只因为已非京畿，就丧失了“中二千石”的地位，同于列郡了。

从《二年律令》看，秦与汉初，县因大小而有不同秩级，而郡只二千石一秩。汉元帝前后，大小郡一度秩级有异，诸郡的等级管理一度趋繁。到了东汉，除了河南尹外，诸郡再次统一为二千石，简化了。当然这不等于东汉列郡就没高下之别了。曹魏“明帝即位，下诏书使郡县条为剧、中、平者”(33)，则曹魏郡、县各有剧、中、平三等，我想那三等之法上承东汉，东汉在选任州郡县长官时，使用“剧”的概念；进而西汉郡县，已有剧、平之别了(34)。就是说，西汉列郡既有秩级之别，又有剧、平之别。而东汉诸郡秩级无别，但仍有剧、平之别。据严耕望先生研究，《后汉书》列传所见东汉137名守相，迁河南尹者5人，此外守相换迁者49人(35)。所谓“换迁”，即如苏章以冀州刺史“换为并州刺史”，第五种以高密侯相“以能换为卫相”之类(36)。东汉守相的换迁频繁，大约以剧、中、平为依据的。即，以“平”迁“中”，以“中”迁“剧”。

一般来说，各郡县的户口、幅员、地理位置及经济条件，都有很大差异，所以地方官的等级管理，比中央官要复杂一些。对这问题，历代王朝的处理不一。梁武帝在十八班外另行制定郡守十班、县七班，而州有六等，是一种做法。北齐刺史、太守、县令都各有上上到下下九等，其俸禄、白直及所配置的属官，均有细密的规定(37)。参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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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府县的品级安排，同于汉郡而不同于汉县。即，在官品上府县长官无别，但府县本身有等级。府设知府1员，正四品；同知1员，正五品，通判1员，正六品；同时府有三等：上府税粮额在20万石以上，中府税粮额在10—20万石之间，下府税粮额在10万石以下。县与此类似，知县1人，正七品；然而县有上中下之分，上县税粮额在6—10万石之间，中县税粮额在3—6万石之间，下县税粮额在3万石以下(38)。清朝的府州县，以“冲、繁、疲、难”4项标准区分简繁，进而将之分为最要缺、要缺、中缺、简缺4等。新选知县一般只授“简缺”或“中缺”，然后再转“要缺”和“最要缺”(39)。清朝的省事实上也有简繁之别，比方有可能山东为“繁”，安徽为“简”。《官场现形记》第四十八回：“原来此时做安徽巡抚的，姓蒋，号愚斋，本贯四川人氏。先做过一任山东巡抚，上年春天才调过来的。由山东调安徽，乃是以繁调简，蒋中丞心上本来不甚高兴……”

汉元帝时过于复杂的诸郡分等之法，汉成帝之后就逐渐废止了，应是出自简化等级的原因。那样可以使大郡守、小郡守在报酬、特权、礼遇上享受同等待遇。而汉县始终有秩级之别，也可能造成待遇上的不平衡。例如汉代六百石官员犯罪有“先请”制度，这被认为是一项法律特权。但同为县级长官，六百石以上的县令、国相有此特权，四百石、三百石的县长、国相就没有，似乎就有一定的不平衡。所以后来光武帝诏：“吏不满六百石，下至墨绶长、相，有罪先请。”(40)特别给予四百石、三百石长、相以“先请”权，好让县令与县长的法律待遇平衡一些。这已超出了本章论题，兹不详论。总之，汉元帝时大郡守地位一度上升，在总体上不影响“列郡秩级相对下降”的判断。

五　郡县诸官属和诸县的秩级下降

郡县其他官职和县级长官，也经历过上述变化，即在级别上与中央同类官职的差距，由较小到拉大。详下。

《二年律令·秩律》中，郡守与御史大夫、诸卿同秩二千石，那么这时列郡的官属与中央同类官职的秩级，大概相去不远。《秩律》：

1.都官之稗官及马苑有乘车者，秩各百六十石，有秩毋乘车者，各百廿石。县、道传马、候、厩有乘车者，秩各百六十石；毋乘车者，及仓、库、少内、校长、髳长、发弩、卫将军、卫尉士吏，都市亭厨有秩及毋乘车之乡部，秩各百廿石。

2.中发弩、枸指发弩，中司空、轻车，郡发弩、司空、轻车，秩各八百石。

3.中候，郡侯，骑千人，卫将军候，卫尉侯，秩各六百石。（《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第202-203页，第470、472简）

第1条中的“都官之稗官”指什么，骤难详知(41)；但这里的“都官”既对“县道”而言，则应包含中央和地方的区别。那么，都官和县道配了专车的官都是百六十石，没配专车的官都是百廿石；京师、都官、县道同类吏员的秩级略无大异。同样的情况又见于第2、第3条：中发弩、中司空、中轻车，与郡发弩、郡司空、郡轻车，同秩八百石；中候与郡侯，同秩六百石。“中”指中央官，对“郡”而言。由上述情况我们推测，中央与地方的同类官吏，在汉初一度等级区别不大，至少不如后来之大。

不过此后，“中”、“郡”的距离开始拉大了。首先来看郡尉。郡尉与朝廷的中尉、卫尉，都以“尉”名官，职事相类，所以在《秩律》中郡尉秩在二千石，不但同于郡守，而且同于中尉、卫尉。后来呢？《汉书·百官公卿表》：“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汉景帝时中尉、卫尉弹冠相庆，升至中二千石；地方的郡都尉却坐叹云霓，在什么时候降到比二千石了。《汉表》的“秩比二千石”并非“秦官”之秩，也不是汉景帝中二年的事情。郡尉降秩，最迟不会晚于汉元帝。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令三辅都尉、大郡都尉秩皆二千石。”(42)除了三辅和大郡，这时的郡都尉显然已是比二千石了。尹湾汉简《东海郡吏员簿》：“都尉一人，秩真二千石。”(43)但东海郡是大郡，前面说过了。元帝时列郡等级较繁，都尉可能有真二千石的，有二千石的，也有比二千石的。

再看郡丞。《秩律》规定“二千石▌丞，六百石”，并未区分中外。只要是秩二千石的长官，其“丞”都是六百石，并无轩轾，御史大夫、诸卿、郡守皆然。郡丞秩六百石，此后一直没变；中央长官的丞，秩级却变了。《汉书·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有两丞，秩千石”，“太常至执金吾，秩皆中二千石，丞皆千石。”不用问，在某个时候，比如说景、武之时，王朝把御史大夫和诸卿之丞，由六百石提高到千石了。

前面说，在《秩律》中，都官和县道的乘车吏都是百六十石，无乘车吏都是百廿石，略无大异。但随时光流移，这个层次的吏员，也发生了中、外之别，呈现出了中高外低。例如“卒史”，郡县的卒史是百石之吏，中央的卒史却是二百石(44)。还有“掾属”。《续汉书·百官志一》引《汉旧注》：“汉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则为百石属。其后皆自辟除，故通为百石云。”“通为百石”只是就郡县掾属而言的。郡县的“掾”是百石，“属”也是百石左右(45)。中央则不然了。《汉旧注》叙述西汉丞相掾属：“东西曹掾比四百石，余掾比三百石，属比二百石。”丞相掾属的秩级比郡县高出一大块。御史大夫寺的属吏结构与丞相府略同，大将军也与丞相府略同，都比郡县高。中二千石列卿，有比二百石的“属”(46)。总之，中央高官的掾属有比四百石、比三百石的、比二百石的和百石左右的，总体地位无疑高于郡县掾属。

京畿是一个特殊地区，属吏级别较高。如淳有言：“三辅郡得仕用它郡人，而卒史独二百石，所谓尤异者也。”(47)左右内史的卒史秩二百石，而左右内史是三辅前身。东汉洛阳令的掾属，有秩四百石的；河南尹的掾属，可能也有四百石的(48)。

下面再看县级长官，他们的秩级在西汉也呈下降之势。秦县似无大县小县之分，陈乃华先生认为汉县的分级制度来自齐国(49)。李昭君结合《二年律令·秩律》与文献，对秦汉令长及其秩级做了细密考察(50)，这里利用其结论做一阐述。《秩律》之中，令、长分千石、八百石、六百石、五百石和三百石5等。不过《秩律》所见中央直辖地的二百五六十个县级长官中，六百石、八百石和千石之令有244个之多，五百石长只有阴平道等4道，三百石者只有一个广乡长（和一个万年邑长）。李昭君认为，当时道、乡、邑有长而县无长。可见《秩律》时代，至少中央直辖地的县级长官，全部为令，全部在六百石以上。

而这以后，五百石以下县长就频繁出现了。《汉书·百官公卿表》：“成帝阳朔二年（前23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八百石、五百石被合并于六百石、四百石，则八百石县令、五百石县长，又遭遇了一次秩级下降。合并后的令长，为千石令、六百石令、四百石长、三百石长。据李昭君统计，东汉县级长官中“令”约500个左右，约占县、邑、道数1180个的42%。千石令大概很少。东汉的洛阳令也不过千石。西汉长安令大概也是千石。“令”的绝大部分应是六百石，其余为“长”。总的说来，《秩律》时代，县级长官全部处在千石至六百石段落；而至东汉，半数以上的县级长官在四百石以下。那么县级长官的平均秩级逐步下降的趋势，是确实存在的。

汉代郡县长官秩级下降或相对下降，当然也跟国土拓展、经济繁荣、人口增殖造成的郡县普设、同级行政单位大大增加有关；不过王朝本来也有另一种选择，即增设郡县而不降其秩。但王朝没那么做，非压低其秩级不可，那就不是没有意义的了。

总之，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变化线索：中央官秩级扶摇直上，王国郡县同类官职的秩级却相形失色，二者成反比。史载：“孝文时……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然后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后稍稍变易，公卿以下传相促急，又数改更政事，司隶、部刺史察过悉劾，发扬阴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怀危内顾，壹切营私者多。二千石益轻贱，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过，增加成罪，言于刺史、司隶，或至上书章下；众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则有离畔之心。”(51)随司隶校尉和十三州部刺史的设置，中央对郡守二千石控御与监管的大为强化，二千石长官“益轻贱”，战战兢兢，临渊履薄。王国官也逐渐沦为“左官”，员额惨遭削减、秩级不断下降。由此，中央朝廷对地方的政治强势，全面确立。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1953—1957）》，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版，第488页以下。

(2)韦正等：《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墓的发掘与收获》，《考古》1998年第8期。

(3)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遣策，记有安车一乘、大车一乘、辒车二乘、辌车二乘，是“驾六马”的，见何介钧主编：《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51-52页。

(4)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记有“酑羹九鼎”一套，参看俞伟超先生的讨论，《马王堆一号汉墓用鼎制度考》，收入湖南省博物馆编：《马王堆汉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5页。

(5)按陈直先生怀疑王国“郎中令秩六百石”的记载，认为“郎中令秩二千石，在王国则秩千石，不应为六百石，故知原文有脱落”。见其《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我想郎中令的秩级不妨有变，若无确证，还是不能断为脱落的。

(6)《续汉书·百官志五》：“郎中令一人，仆一人，皆千石。”则东汉郎中令复为千石了。

(7)《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

(8)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五A，1997年版，第100页。

(9)《后汉书》卷五《安帝纪》注引《续汉书》、卷十四《宗室四王三侯传》注引《续汉志》等，均称中大夫秩比六百石。又《后汉书》卷五五《章帝八王传》注引《续汉志》作“中大夫，秩六百石”，不脱“中”字而脱“比”字。

(10)萧亢达：《从南越国“景巷令印”、“南越中大夫”印考释蠡测南越国的官僚政体》，《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11)赵平安：《秦西汉官印论要》，《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3期。

(12)《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勾承益先生认为此事在惠帝元年之后。见其《西汉前期刘氏诸侯王的“相”》，《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13)当然也要看到，王国“丞相”虽降为王国“相”，实权反倒增大了。马雍先生指出：“自从景帝改‘丞相’为‘相’以后，诸侯王的直接统治权完全被剥夺，王国朝廷的高级官吏统统由中央任命，似乎级位稍降，而权力却大为提高，实际上已成为王国最高的统治者。”见其《轪侯和长沙国相国——谈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主人身份和墓葬年代的有关问题》，收入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页。改名“相”、给其秩级，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增大王国相的实权，也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两个措施的目的是一致的。

(14)参看《汉书》卷六《武帝纪》。

(15)《汉书》卷八九《循吏黄霸传》。

(16)孙慰祖、徐谷富编：《秦汉金文汇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页。

(17)《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

(18)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的《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释文修订本），仍把这些条文放在《置吏律》部分。第38-39页。

(19)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11页。

(20)《汉书》卷八《宣帝纪》、卷八九《循吏黄霸传》。

(21)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郡太守不尽二千石》条及《郡有美恶守有高低》条，第281页以下。

(22)参看严耕望：《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39页；谢桂华：《尹湾汉墓所见东海郡行政文书考述（上）》，收入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23)连云港市博物馆等：《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9页。

(24)谢桂华：《尹湾汉墓所见东海郡行政文书考述（上）》，《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第31页。

(25)杨际平：《汉代内郡的吏员构成和乡亭里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26)《后汉书》卷三七《丁鸿传》：“时大郡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二人，帝以为不均，下公卿会议。鸿与司空刘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阶品，蛮夷错杂，不得为数。自今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

(27)据葛剑雄先生研究，汉武帝时人口负增长的年份居多，其人口的最低点是3200万。按正常的年平均增长率计，汉武帝时期损失人口1558万。当然人口不等于户口。汉昭帝初年核定户口，可能只有2000多万。是所谓“户口减半”。汉宣帝地节元年（前69年），户口上限已达约4700万左右。见其《中国人口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5页以下。

(28)可参看崔在容：《西汉京畿制度的特征》，《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但此文没有涉及京畿官职的秩级问题。

(29)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五A，1990年版，第98页。

(30)《汉书》卷五十《郑当时传》。

(31)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第329页。

(32)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志二八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34页下栏。

(33)《三国志》卷二四《王观传》。

(34)《续汉书·百官志一》注引应劭《汉官仪》录世祖光武帝诏：“丞相故事，四科取士……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这“四科取士”中的“才任三辅令”，就是西汉的“治剧”。卫宏《汉旧仪》记西汉制度：“刺史举民有茂材，移名丞相，丞相考召，取明经一科，明律令一科，能治剧一科，各一人。……选能治剧长安三辅令，取治剧。”又《后汉书》卷三一《王堂传》：“初举光禄茂才，迁谷城令……三府举堂治剧，拜巴郡太守。”王堂举“治剧”而任巴郡太守，则巴郡时为“剧郡”。又《续汉书·百官志二》注引蔡质《汉仪》：“（侍御史）公府掾属高第补之。初称守，满岁拜真，出治剧为刺史、二千石，平迁补令。”是州郡县都用“治剧”，那么州郡县都有剧、平之别。

(35)严耕望：《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327页以下。

(36)《后汉书》卷三一《苏章传》、卷四一《第五伦传》。

(37)《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属官之差，如“上上州府，州属官佐史，合三百九十三人。上中州减上上州十人。上下州减上中州十人。中上州减上下州五十一人。中中州减中上州十人。中下州减中中州十人。下上州减中下州五十人。下中州减下上州十人。下下州减下中州十人”。

(38)杜婉言、方志远：《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9卷（明代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页。《明史》卷七一《选举三》：“其繁简之例，在外府以田粮十五万石以上，州以七万石以上，县以三万石以上，或亲临王府都、布政、按察三司，并有军马守御，路当驿道，边方冲要供给处，俱为事繁。府粮不及十五万石，州不及七万石，县不及三万石，及僻静处，俱为事简。在京诸司，俱从繁例。”等级与前书所述有异，这是不同时期制度变化造成的。

(39)《清世宗实录》卷一一三，雍正九年（1731年）十二月戊申，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10页下栏。

(40)《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建武三年（27年）七月庚辰诏。这个制度其实来自新莽。《汉旧仪》卷下：“哀帝时长相皆黑绶。亡新吏黑绶，有罪先请，与廉吏同。”《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2页。

(41)《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颜师古注云：“稗官，小官。《汉名臣奏》唐林请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减什三，是也。”而潘建国先生认为，“稗官”相当于《周官》中的土训、诵训、训方氏，在汉代则是待诏、侍郎之类。见其《“稗官”说》，《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按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金布律》：“官啬夫免，效其官而有不备者，令与其稗官分，如其事。”《注释》谓：“稗官，属下的小官。”《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63页。又云梦龙岗秦简第一○号简：“取传书乡部稗官。”《云梦龙岗秦简》，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4页。刘信芳、梁柱等取《汉书·百官公卿表》“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以释之，见其编著：《云梦龙岗秦简》，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结合睡虎地简、龙岗简，加之《秩律》所见“稗官”，潘先生的说法恐难成立，颜师古所云应是正确的。

(42)《汉书》卷九《元帝纪》。

(43)《尹湾汉墓简牍》，第79页。东海郡的郡尉秩真二千石，朱绍侯先生认为是战争时期的特殊安排，见其《〈尹湾汉墓简牍〉是东海郡非常时期的档案材料》，《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谢桂华先生则以东海郡是“大郡”释之，见其《尹湾汉墓所见东海郡行政文书考述》，第31页。

(44)《汉书》卷八八《儒林传》：“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可知左右内史、大行的卒史是二百石卒史，郡卒史是百石。另参本书下编第五章第二节。

(45)严耕望先生说：“掾史秩一百石，则守属书佐盖斗食之奉矣”；“功曹虽秩仅百石，然于守相自辟之属吏中地位最高，且职统诸曹，故特为守相所任委。”见其《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第116页、第119页。又尹湾汉简有“属”，《集簿》记东海郡太守府有“卒史九人，属五人，书佐十人，啬夫一人”，都尉府有“卒史二人，属三人，书佐五人”；《东海郡吏员簿》谓太守府有“卒史九人，属五人，书佐九人，用算佐一人，小府啬夫一人”，都尉府有“卒史二人，属三人，书佐四人，用算佐一人”。见《尹湾汉墓简牍》，第77、79页。这所反映的是汉成帝前期的情况。谢桂华先生说，汉初所见郡属吏主要是卒史和书佐，“属”乃后来新增之一级：“在卒史和书佐这两个等级之间，增设了属这个等级。”见其《尹湾汉墓所见东海郡行政文书考述》，第26页。杨际平先生则认为，“属”亦百石吏，与卒史同级，见其《汉代内郡的吏员构成与乡、亭、里关系——东海郡尹湾汉简研究》，《厦门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46)《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又云：“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这句话的意思是，若官阙不足，则以比二百石治礼掌故，补中二千石之比二百石属；以比百石文学掌故，补百石（或比百石）的郡属。

(47)《汉书》卷八九《循吏黄霸传》注引。

(48)《续汉书·百官志五》注引《汉官》：“洛阳令秩千石……员吏七百九十六人，十三人四百石。”又云：“河南尹员吏九百二十七人，十二人百石。”严耕望参照洛阳令的例子，指出河南尹府中“十二人百石”的“百石”之前应有一数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第111页。邹水杰君认为“十二人百石”的“百石”前夺一“四”字。又《续汉志》“百官奉”条注引《古今注》曰：“永和三年，初与河南尹及洛阳员吏四百二十七人奉，月四十五斛。”臣昭曰：“此言岂其妄乎？若人人奉四十五斛，则四百石秩为太优而无品，若共进奉者人不过一斗，亦非义理。”邹水杰君认为，这“四百二十七人奉”一句中夺一“石”字，当为“四百石二十七人奉”，因为比四百石俸月四十五斛，正好可以说通。“由此可见，京师之制，与常制异。”见其《简牍所见秦汉县属吏设置及演变》，《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其说可取。

(49)陈乃华：《论齐国法制对汉制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50)李昭君：《两汉县令、县长制度探微》，《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

(51)《汉书》卷八六《王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