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宦者、都官吏、都官人有事上为将，令县贷之，辄移其禀县，禀县以减其禀。已禀者，移居县责。（《秦律十八种·仓律》，《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30页）

第1条材料的原文标点可商，“宦”字之后应加顿号，“徭使”后的逗号应移置于“有事关中”之后，即作：“相国、御史请关外人宦、为吏若徭使有事关中，不幸死……”这样，“关外人宦于关中”、“关外人为吏关中”和“关外人有事徭使关中”，就各为一事了，而不必把“宦为吏”作一读了(56)。第2条简文，可以证明这个意见正确无误：秦朝恰好也有“宦者”、“都官吏”、“都官人有事”者的三分法(57)。这跟《津关令》中的“关外人宦、为吏若徭使有事关中”，是非常相似的，仅“都官”与“关外”有异而已。此外秦简中还有“吏、徒”并称的情况，“徒”就是“徭使”(58)。

那么秦律《仓律》中的“宦者”，是否如原书所注只是阉人，恐怕还要再行考虑——很可能它跟《津关令》中“宦、为吏若徭使”的“宦”，以及跟《置吏律》中“非吏及宦也”的“宦”，是同一个意思。又《秦律十八种·传食律》中：“不更以下到谋人，粺米一斗，酱半升，菜羹，刍稾各半石。宦奄如不更。”(59)文中的“宦奄”是否连读呢？若是，则特指阉人。不过以《二年律令》律之，“宦皇帝者”不止是阉人。若“汉承秦制”，则秦简《传食律》中的“宦、奄”应予点断，令“宦皇帝者”和“阉官”为二事；或“宦皇帝者”包括、但不等于阉人，“宦奄”虽为一辞，但兼二者而言。又云梦龙冈秦简第199简：“宦者其有言迁及有罪者▌”。又第258简：“▌▌宦者▌。”(60)原书注释：“宦者，太监。……一说指为官者。”但现在就要考虑了，这“宦者”也许不同于后世“太监”，也不是“为官者”的通称。

进而汉代文献、尤其是汉初文献所见“宦”字，人们也得留神，先弄清楚它指的是“宦皇帝者”，还是阉人为好。《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汉武帝治淮南王之狱，胶西王议云：“而论国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当皆免官削爵为士伍，毋得宦为吏；其非吏，他赎死金二斤八两。”这“毋得宦为吏”，我认为应作“毋得宦、为吏”。“国吏二百石以上”，是“吏”；“及比者”的“比者”应是“比秩”之官，包括“宦皇帝者”；“其非吏，他赎死金二斤八两”的“非吏”，则构成了第三种人。就是说胶西王之议，事涉吏、宦、非吏三种人的处置办法。又《汉书》卷八《宣帝纪》本始元年（前73年）诏：“赐吏二千石、诸侯相、下至中都官、宦吏、六百石爵，各有差，自左更至五大夫。”标点从中华书局本。朱绍侯先生释云：“这也是一次以赐高级官吏及宦官为重点对象的赐爵令。”(61)原文标点和朱先生的解释有无问题呢？“赐……中都官、宦吏、六百石爵”一句，我认为应改作“赐……中都官宦、吏六百石爵”。即向“中都官”中“宦皇帝者”与“吏六百石”两种人赐爵，并没有向宦官赐爵。

四　《津关令》所见中大夫及相关问题

本章第一节曾提出，中大夫应该属于“宦皇帝者”，第二节又提供了中大夫是“比秩”的情况，算是理由之一。那么在本章最后，我们再对中大夫与“宦皇帝”的问题，做一补充讨论，因为现在有新证据了。《二年律令·津关令》：

1.相国上中大夫书，请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家在关外者，得私买马关中。有县官致上中大夫、郎中，中大夫、郎中为书告津关，来，复传，出，它如律令。御史以闻，请许，及诸乘私马出，马当复入而死亡，自言在县官，县官诊及狱讯审死亡，皆津关，制曰：可。（第49页第504、508简，第207-208页释文。按，以508简接504简，采用陈伟先生意见(62)。）

2.相国、御史请郎骑家在关外，骑马即死，得买马关中，人一匹以补。郎中为致告买所县道，县道官听，为致告居县，受数而籍书马识物、齿、高，上郎中。即归休、徭使，郎中为传出津关，马死，死所县道官诊上。其诈贸易马及伪诊，皆以诈伪出马令论。其不得▌及马老病不可用，自言郎中，郎中案视，为致告关中县道官，卖更买。制曰：可。（第49页第513、514、515简，第208-209页释文）

这两条律文，对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以及“郎骑”的买马问题，做出了规定。其中的“谒者、郎中、执盾、执戟”，恰好也是《汉书·惠帝纪》里晋爵赏钱的同一批官儿。“郎骑”，《注释》说是“充任军骑的郎”。而“中大夫”与谒者、郎中、执盾、执戟”并列，就证明了此官也是“宦皇帝者”。中大夫是皇帝的侍从散官，与“吏”相远而与谒者、郎中相近。《汉书·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条：“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更名光禄勋。属官有大夫、郎、谒者”；“大夫掌论议，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皆无员，多至数十人。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初置谏大夫，秩比八百石，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大夫与谒者、郎官等后来同属郎中令了，也说明它们性质相类。

秦朝有中大夫，又有中大夫令。春秋末年的赵简子誓辞有“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63)之语，没提“中大夫”。但《韩非子》显示赵国有中大夫，而且“中大夫，晋重列也”，这还被说成是“晋国之章”或“晋国之故”(64)。又《韩非子》记“晋国之法”：“上大夫二舆二乘，中大夫二舆一乘，下大夫专乘”。若以“卿”视上大夫，则中大夫确属“重列”，是因为它仅次于上大夫卿(65)。

但由此也能看到，晋国的“中大夫”，乃是就上大夫、下大夫而言的。米田健志说秦汉中大夫之“中”，同于中郎、郎中之“中”，而有异于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之“中”(66)。我想应该采纳这个意见。虽然秦制往往来自三晋，但“中大夫”则否。第一、就《二年律令》看，秦及汉初唯中大夫有“令”，而上大夫、下大夫无“令”，那么秦汉“中大夫”之“中”，应非上中下之“中”。第二、汉有“太中大夫”，高于中大夫一等。若中大夫之“中”是上中下之“中”，那么中大夫之上就该是上大夫，而非太中大夫了。“中”即宫中、省中、中朝。大夫“掌论议”，这一点可与稷下学士相比。《史记》谓稷下学士“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又云其“皆命曰列大夫”。但秦汉的中大夫居“中”，专门在省中侍从皇帝，属高级散官，既为皇帝担任顾问、提供咨询，也算是暂无职务的高级人材的安置储备之位。所以，尽管大夫是散官，但官僚队伍和人事管理上还真少不了那一块。汉朝大夫种类繁多，有太中大夫、谏大夫、光禄大夫、中散大夫等，他们都由秦官中大夫衍生而来。

金少英先生云，秦代已有太中大夫及谏议大夫了(67)。其说似非。最早的一位太中大夫，大概是汉初的陆贾。《史记》卷九七《陆贾列传》说得很具体：“陆生卒拜尉他为南越王，令称臣奉汉约。归报，高祖大悦，拜贾为太中大夫。”这太中大夫是陆贾出使返国后才拜的。不妨推断陆贾原为中大夫，因降服尉他之功而加“太”，“太中大夫”遂为中大夫资深位高者之称了。又《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吕后元年（前187年）五月：“封（吕）则弟大中大夫吕禄。”吕后当权，吕家的人当然得另眼相看，给予“太中大夫”以示尊崇了。汉武帝太初元年改中大夫为光禄大夫，又升其秩，大概就是考虑到中大夫原先的重要地位。

上引《二年律令·津关令》第一条史料中的“相国上中大夫书，请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家在关外者”一句，原书标点和注释存在一些可酌之处。首先，“相国上中大夫书”一句中的“中大夫”，原书无注，但陈伟先生已指出这一“中大夫”应该是“中大夫令”，其说甚是。其次，《注释》云“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均属郎中令”，这“均属郎中令”的说法也有问题。《二年律令·秩律》二千石一秩列有“汉中大夫令、汉郎中【令】”。可见当时中大夫有一令、郎中有一令，中大夫们与郎中们各有各的长官。《汉书·百官公卿表》：“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后元年（前143年）复为卫尉。”(68)此事源委不明。“更名中大夫令”，似是把卫尉和中大夫令两官合并为一；在“复为卫尉”即恢复“卫尉”之名后，“中大夫令”一官就不见了，大概从这时起，中大夫才归于郎中令——后来是光禄勋管了。

其三，《津关令》原文中的“中大夫谒者”一句，应在“中大夫”和“谒者”之间加顿号，以示其为二官。中大夫是中大夫，谒者是谒者，二者是并列关系，各为一职。请看《津关令》的另一条文：

丞相上鲁御史书，请鲁中大夫、谒者得私买马关中，鲁御史为书告津关，它如令。丞相、御史以闻。制曰：可。（第50页第521简，第210页释文）

丞相上鲁御史书，请鲁郎中自给马骑，得买马关中，鲁御史为传，它如令。丞相、御史以闻。制曰：可。（第50页第522简，第210页释文）

据彭浩先生意见，这些条文的形成时间约在惠帝，至迟不过高后元年（前187年）(69)。对“鲁中大夫、谒者”，《注释》将之断为二官，这就合情合理了。中大夫侍从皇帝，难免有“骑从”的时候，谒者也是如此，所以他们都可能有买马的需要(70)。

对《注释》“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均属郎中令”的说法，陈伟先生也表示了反对：“据令文的表述，中大夫谒者当属中大夫令。”不过这意见我只能部分赞同，因为“谒者”应该另为一官，不当上连“中大夫”三字，谒者也不属中大夫令。对《津关令》中的“鲁中大夫、谒者”一句，陈先生也取消了其间顿号，引为“中大夫谒者”。

我没采取陈伟先生的看法。因为首先，在各种史料中都看不到汉代有“中大夫谒者”这一提法，也没有史料反映谒者属于中大夫令。谒者是属于谒者仆射的。《汉书·百官公卿表》：“谒者掌宾赞受事，员七十人，秩比六百石，有仆射，秩比千石。”汉初的谒者也应属于谒者令。《秩律》有不少谒者令，千石之官中有长信谒者令，六百石之官中有长秋谒者令，此外六百石还有中谒者、长秋中谒者、长信谒者，它们都是谒者的长官。对中谒者，《注释》谓：“即中谒者令。少府令属官。《汉书·高后纪》注引如淳曰‘灌婴为中谒者，后常以阉人为之。诸官加中者，多阉人也。’”“后常以阉人为之”和“多阉人也”，也反映了中谒者并不完全是阉人，也任用没阉的人。

又，《津关令》原标点“相国上中大夫书，请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家在关外者……”陈伟先生对其“郎中、执盾、执戟”一项，也提出了新的意见。他认为应该删掉“郎中”之后的顿号，作“郎中执盾、执戟”，“‘中大夫’和‘郎中’显然是前述‘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的上司……对照前后文，显然‘中大夫谒者’为中大夫令部属，‘执盾’、‘执戟’为郎中令部属。”那么照陈先生理解，“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五官，成了谒者、执戟、执盾三官了。

我觉得原先的顿号还是保留为好，以使“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成为并列五官。查前引《汉书·惠帝纪》：“中郎、郎中满六岁爵三级，四岁二级。外郎满六岁二级。中郎不满一岁一级。外郎不满二岁赐钱万。宦官尚食比郎中。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比外郎。”可见在汉惠帝的时候，执楯、执戟明明是与中郎、郎中、外郎并列的不同官称，正合于《津关令》“郎中、执盾、执戟”的并列情况。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旁证。《续汉书·百官志四》：

太子庶子，四百石。本注曰：无员，如三署中郎。

太子舍人，二百石。本注曰：无员，更直宿卫，如三署郎中。

太子洗马，比六百石。本注曰：《旧注》云员十六人，职如谒者。

太子中盾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周卫徼循。

众所周知，太子的庶子、舍人和洗马，都是比于天子郎卫的。太子洗马比谒者，太子庶子比中郎，太子舍人比郎中；至于“太子中盾”之所比，原文无说，照我看来就是比于“执盾、执戟”的。当然，太子之官的员额秩级上都须减于父皇，父皇执盾、执戟两职齐备，太子就只设中盾一职了。虽然《续汉志》所述为东汉制度，但这制度本身是上承西汉的。卫宏的《汉旧仪》是“以载西京旧事”的，其中记述庶子、舍人、洗马、中盾的文字，也与《续汉书·百官志四》相类，而且还补述了太子舍人“亡新改名为翼子”、太子庶子“亡新改为中翼子”的情况(71)，可见王莽之前就是如此了。既然中盾与太子庶子、太子舍人是并列的官职，这就暗示着执盾、执戟与郎中也曾是并列的官职。所以《津关令》对“郎中、执盾、执戟”的标点无可挑剔，陈伟先生的改动不妨再作斟酌。连类相及，“郎中”既然不便冠于“执盾、执戟”之前，“中大夫”也不便冠于“谒者”之前。“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仍为五职，而非三官。

附带说，劳榦先生曾认为，汉无中大夫令，而秦时的中大夫令及郎中令既然以“令”为称，那么就应是千石以下官，并且都是卫尉属官(72)。日人米田健志对中大夫令改名卫尉一事有考，他同时承袭了劳榦的中大夫令及郎中令曾是卫尉属官的说法(73)。可现在看来，这说法至少不合于《二年律令·秩律》。《秩律》里的中大夫令、郎中令和卫尉三官，都是二千石，并无轩轾。也许秦史上的某个时候，中大夫令、郎中令这些称“令”之官曾是千石以下官，却无证据显示中大夫令、郎中令曾是卫尉属官。

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枚“南越中大夫”印，有人认为，它可能是汉朝出使南越国的使臣之印(74)，也有人视为南越国的中大夫之印(75)，或说那印系汉朝所赐(76)。但《汉书·百官公卿表》明明说大夫无印：“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光禄大夫无。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铜印黑绶。大夫、博士、御史、谒者、郎无。”南越国官制既与汉朝相近(77)，则其大夫应该无印。参照《秩律》中“中大夫”实为“中大夫令”的情况，我怀疑它实际是南越国的中大夫长官之印，即中大夫令印。此外，上海博物馆另外藏有一枚“中大夫丞”封泥(78)。有丞必有其令，有中大夫丞必有中大夫令。“中大夫令”可以省称为“中大夫”，即只出官署之名；但“中大夫丞”则不能省称(79)。此丞之秩应是六百石。《秩律》：“二千石▌丞，六百石。”

对“宦皇帝者”考察至此，我们感到，只依《新书·等齐》的记载，裘锡圭先生就判断其为谒者、郎中，并揭示“仕”、“宦”有异，其眼光可称锐利独到。如今再结合《二年律令》和更多文献，就可以更清晰地描述“宦皇帝者”的面貌了。“宦皇帝者”特指侍臣内官，包括中大夫、中郎、郎中、外郎、郎骑、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太子御、太子骖乘、太子舍人等。这些官职主要有四类：中大夫、郎官、谒者和太子舍人等，其长官则分别是中大夫令、郎中令、谒者令，及太子詹事或率更令。他们职能各异，“大夫掌论议”，“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谒者掌宾赞受事”(80)；太子宫中的洗马、庶子、舍人、中盾等，则分别比谒者，比郎官，比执戟、执盾。这些官职此前大家都知道，但它们被称为“宦皇帝”，最初没有禄秩、后来列在“比秩”，构成了一个特殊职类，用特殊等级手段来管理，从而与“吏”有异，这些情况，我们此前所知无多。而且由“宦皇帝者”的“比秩”问题，还可以连类而及，进而去观察其他列在“比秩”的官职。“比秩”是汉代禄秩的重大结构性特点，在探讨秦汉官僚品位结构之时，对“比秩”做进一步发掘，势在必行。让我们转入下章。

【注释】

(1)贾谊：《新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4页；阎益振、钟夏《新书校注》，第46-47页。

(2)裘锡圭：《说“宦皇帝”》，《文史》第6辑，1979年；收入《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152页。

(3)《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33-234页。

(4)《张家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第184简，第157-158页释文及注释。在《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释文修订本）中，这个解释没有变化。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5)王子今：《汉初查处官员非法收入的制度——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读札记》，《政法论坛》2002年第5期。

(6)参看邢义田：《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读记》，《燕京学报》新15期，2003年。“可见‘宦皇帝者’是当时一个有特定意义的常用辞。在概念上，既有所谓的宦皇帝者，也就可能有宦其他者。在汉初，较可能和‘宦皇帝’相对应的，似乎只可能有‘宦诸侯’……宦皇帝者与宦诸侯者相对乃笼统言之，细绎则非指全体为皇帝或诸侯服务的内外官吏，而似特指在皇帝或诸侯王身旁工作的近侍。”

(7)对这一点，还可以参看《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东牟侯兴居曰：‘诛吕氏吾无功，请得除宫。’乃与太仆汝阴侯滕公入宫，前谓少帝曰：‘足下非刘氏，不当立。’乃顾麾左右执戟者掊兵罢去。”可见执戟在皇帝左右。

(8)《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卷一二六《滑稽列传》。

(9)如蓼侯孔聚“以执盾前元年从起砀”，故市侯阎泽赤“以执盾初起，入汉为河上守”，祁侯缯贺“以执盾汉王三年初起从晋阳”，棘丘侯襄“以执盾队史前元年从起砀”，均见《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10)《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秦始皇时，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优旃见而哀之，谓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优旃曰：‘我即呼汝，汝疾应曰诺。’居有顷，殿上上寿呼万岁。优旃临槛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诺！’”

(11)《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传》：“陛戟百重，各有攸司。”注：“陛戟，执戟于陛也。”

(12)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5页。

(13)“广陵宦谒”印，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长县文物管理所：《安徽天长县三角圩战国西汉墓出土文物》，《文物》1993年第9期；“菑川宦谒右般北宫豆”铭文，见潍坊市博物馆、昌乐县文管所：《山东昌乐县东圈汉墓》，《考古》1993年第6期。

(14)《左传》成公十八年：“程郑为乘马御，六驺属焉，使训群驺知礼。”疏：“驺，为主驾之官，驾车以共御者。”《吕氏春秋·季秋纪》：天子“乃命仆及七驺咸驾，载旍旐，舆受车以级整设于屏外。”

(15)《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28页。

(16)《汉书》卷五六《东方朔传》“朔绐驺朱儒”句颜注。

(17)《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提到了“黄门从官驺”，《晋书》卷二五《舆服志》提到了“大使车……驺骑导从”。

(18)秦汉封泥都有“驺令之印”、“驺丞之印”及“驺之右尉”，然而这个“驺”也可能指山东驺县。参看周晓陆、路东之编：《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页。

(19)参看西嶋定生对“太子御骖乘”的解释。《二十等爵制》，第71页。

(20)《汉书》卷六《武帝纪》。

(21)《古文苑》卷八《诗·柏梁诗》，墨海金壶本。又《艺文类聚》卷五六《杂文部·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第1003页。

(22)邹水杰：《简牍所见秦汉县属吏设置及演变》，《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三、县公私僚属的并存及演变”。

(23)石云涛：《古代幕府制度溯源》，收入《民族史研究》第4辑，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以下。

(24)《续汉书·百官志四》太子舍人条：“无员，更直宿卫，如三署郎中。”《后汉书》卷五《安帝纪》：“以公、卿、校尉、尚书子弟一人为郎、舍人。”同书卷六《顺帝纪》：“除郡国耆儒九十人补郎、舍人”，“除京师耆儒年六十以上四十八人补郎、舍人及诸王国郎。”

(25)例如《上林宣曲宫鼎铭》：“上林宣曲宫初元二年（前47年），受东郡白马宣房观鼎，容五斗，重十九斤六两。神爵三年（前59）卒史、舍人、工光造，第十五、第五百一十一。”孙慰祖、徐谷富编：《秦汉金文汇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可见有“舍人”承担了监管器物铸造的事务。

(26)《晋书》卷二四《职官志》。舍人之有员额，东汉已然，梁冀为大将军时，舍人增至10人。《续汉书·百官志一》注引《梁冀别传》：“元嘉二年（152年），又加（梁）冀礼仪。大将军朝，到端门若龙门，谒者将引。增掾属、舍人、令史、官骑、鼓吹各十人。”

(27)参看王金林：《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168页。但王先生追述周制时个别说法有问题：“中国早在周代时就有舍人官职。据《周礼·地官》载：‘舍人，掌平宫中之政，分其财，守以法，掌其出入。’”查《周礼·地官·舍人》：“掌平宫中之政，分其财守，以法掌其出入。凡祭祀，共簠簋，实之，陈之。宾客，亦如之，共其礼：车米、筥米、刍米。丧纪，共饭米、熬谷。以岁时县穜稑之种，以共王后之春献种。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岁终，则会计其政。”《周礼》中的舍人是管仓库的官儿，职事非常具体确定，与战国以下王公大臣豢养的侍从舍人，并非一事。

(28)“前马”见《庄子·徐无鬼》：“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为御，昌寓骖乘，张若、▌朋前马。”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830页。“马洗”见《六韬·龙韬·将威》：“赏及牛竖、马洗、厩养之徒，是赏下通也。”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6页。徐培根先生释“马洗”为“洗马”，见其《太公六韬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21页。

(29)石光瑛：《新序校释》，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75页。

(30)引自诸祖耿：《战国策集注会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4页。

(31)《汉书·惠帝纪》“宦官尚食”应劭曰：“旧有五尚，尚冠、尚帐、尚衣、尚席亦是。”又《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汉初有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尚书，谓之六尚。”陈直先生谓：“尚食疑即尚席之初名。”见其《汉书新证》，第14页。从《宋书》看，尚食、尚席各为一官，陈直先生所言非是。按，《二年律令·秩律》中有“长信掌衣”（掌通尚）、“长信尚浴”，秩六百石。又陕西茂陵无名冢出土的一件铜温酒樽有铭“阳信尚卧尚从”（“阳信”即汉武帝姊阳信长公主），一件熏炉有铭“内者未央尚卧”。见《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丛葬坑的发掘》，《文物》1982年第9期。是汉初以“尚”为称的宦官，种类颇多，还有尚卧、尚从等等。也许“五尚”、“六尚”，是专就皇帝而言的。

(32)例如商初的伊尹，“身执鼎俎为庖宰，昵近习亲，而汤乃仅知其贤而用之。”（《韩非子·难言》）周代膳夫也拥有特殊地位。《诗经·小雅·节南山》：“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这位膳夫不但得以弄权，而且齿列于诸卿士、司徒等高官之后。西周有四位膳夫，即克、梁其、此、山，作为诸多青铜器主而在铭文中留下了名字，如著名的《克鼎》、《梁其簋》、《此簋》、《善夫山鼎》等。从列鼎制度推断，克使用着大牢七鼎，此使用着大牢九鼎，其显赫可见一斑。参看俞伟超：《周代用鼎制度研究》，《先秦两汉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6-87页。春秋齐桓公时有位“以调味事公”的易牙（《管子·小称》），把儿子蒸了给齐桓公吃，或云其就是《左传》中的雍巫；裘锡圭先生云“雍通饔”（《杀首子解》，《中国文化》第九期），饔人也就是膳夫了。或谓“雍巫即食医之类，乃官名”。这位易牙也是以“尚食”身份兴风作浪的。《墨子·号令》：“三老、守闾令属缮夫为答。”（“属”原作“厉”，用岑仲勉说改。）岑仲勉解释说，三老、守闾各有职守，不宜召出，故欲见之者可由三老等属托膳夫代答。膳夫是他们家中的守者，这是氏族社会的习俗。据《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北魏鲜卑族称“贵人、作食人为附真”。又《元史》卷九九《兵志》云，怯薛中“亲烹饪以奉上饮食者，曰博尔赤”，“博尔赤”即厨夫，圣旨颁下必须经过他们的署名。白鸟库吉谓拓跋之附真即蒙古之博尔赤。可见膳夫实氏族社会之要官。见其《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7页。汉代皇后的食官又称“私官”（参看朱德熙、裘锡圭：《战国铜器铭文中的食官》，《文物》1973年第12期，收入《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3页以下），也显示了掌膳者与主人有私亲，存在着特殊的“昵近习亲”关系。《史记》卷一百二《张释之传》：“文帝曰：吾居代时，吾尚食监高袪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钜鹿下。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钜鹿也。父知之乎？”代国尚食监高袪跟汉文帝边吃边聊，昵态可掬。秦汉太官“掌御饮食”。《续汉书·舆服志下》引荀绰《晋百官表注》：提到有“令史质堪上言，太官宜著两梁”，而尚书孟布认为“太官职在鼎俎，不列陛位，堪欲令比大夫两梁冠，不宜许”。陈忠于安帝建光年间上言：“太官令以供养言之，为最亲近，以职事言之，为最烦多，令又高选，又执法比太医令，科同服等，而冠二人殊，名实不副。”主张太官令应该给予两梁冠的服饰。陈忠说太官“为最亲近”，犹存古官之义。

(33)好並隆司：《秦汉帝国史研究》，未来社1978年版，第250页。

(34)邢义田：《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读记》，《燕京学报》新15期，2003年。

(35)邱濬：《大学衍义补》卷一○七，《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台湾世界书局1990年版，第67册第313页；又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916-917页。

(36)以上见《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37)《史记·儒林传》索隐引如淳：“《汉仪》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补郎中，乙科二百人补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又尹湾汉简中有郎中盛咸“以功迁”为二百石建陵丞的实例。由此可以推断郎中后来有比二百石者。参看李解民：《〈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研究》，《尹湾汉墓简牍综述》，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拙作：《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第198页。

(38)《续汉书·百官志四》记载，太子庶子四百石，如三署中郎；太子舍人二百石，如三署郎中。这都是后汉制度。至于西汉时的太子庶子与太子舍人禄秩，应取卫宏《汉旧仪》：“庶子舍人，四百人，如郎中，秩比二百石，无员，多至四百人，亡新改名为翼子”；“庶子，秩比四百石，如中郎，无员，亡新改为中翼子。”见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8页。不过《汉旧仪》“庶子舍人”一条，文有舛误，其“庶子舍人”4字或者作“太子舍人”，或应删去“庶子”二字仅作“舍人”。前一个“四百人”，疑为“四百石”之讹，乃庶子的“比四百石”之文误入者；后一个“四百人”，前人已提出质疑，指出《续汉志》引《汉官》作“十三人”，而非四百人。质言之，“庶子舍人”这一条，应据“庶子”条校作“（太子）舍人，如郎中，秩比二百石，无员，亡新改为翼子”为妥。

(39)《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二世曰：‘善。’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索隐》：“三郎谓中郎、外郎、散郎。”按《索隐》之说不确。《史记会注考证》引中井积德说：“沈家本曰：‘《汉书·惠帝纪》，中郎、郎中，满六岁爵三级，四岁二级；外郎，满六岁二级。’苏林云：‘外郎，散郎也。’然则三郎者，中郎、郎中、外郎。旧注皆非。”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页。

(40)李孔怀先生谓“武帝时增设‘比郎’，秩比千石”，他还把“比郎”算成郎官之一。见其《汉代郎官述论》，收入中国秦汉史学会编《秦汉史论丛》（第二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5页。不过李先生误解了史料。《汉书·百官公卿表》说的是期门军士比郎，期门仆射比千石。

(41)参看拙作：《从稍食到月俸——战国秦汉俸禄等级制新探》，《学术界》2000年第2期。

(42)据《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东方朔上书求仕，随后“诏拜以为郎”；《传》又记载，东方朔自称“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汉书·东方朔传》叙述东方朔做过“常侍郎”，还曾做过“太中大夫给事中”以及“中郎”，曾“陛戟殿下”。太中大夫、给事中也许禄廪较高，东方朔装模作样地吓唬“驺朱儒”之事，应是他初做郎中时的事情吧。正如陈直先生所说：“侍郎、郎中，为古代武士之通称，并无严格限制。”《汉书新证》，第89页。当时的侍郎、中郎，其实就是郎中之中的有幸“侍中”者。

(43)这个意见，是秦汉史博士生邹水杰同学，在我的“中国古代官僚等级制度研究”课上提出来的。特此致谢。

(44)陈梦家：《汉简所见奉例》，《文物》1963年第5期。

(45)《汉书》卷八《宣帝纪》如淳注。

(46)陈直先生利用居延汉简考察汉代官俸，亦云：“各属吏身份中以书佐为最低。”《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47)例如郑玄注谓：“禄秩之不当，恩所增加也；供养之不宜，欲所贪耆熊膰之属，非常食。”王梦鸥先生的解释是：“禄秩不当，是不依靠薪级的开支；供养不宜，是无功而受的俸禄。”见其《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32页。按，供养不是俸禄，王说不确。杨天宇先生释云：“对于不当加给的禄位，以及不当提供的给养，都要收回。”《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上册第206页。杨先生把禄秩、供养区分开来，可以说相当精慎。又，《周礼·天官·外饔》“飨士庶子亦如之。”郑玄注：“士庶子，卫王宫者。若今时之飨卫士矣。”《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6页下栏。郑玄以“卫士”释“士庶子”，不如以郎官释之为好。

(48)《史记》卷一百四《田叔列传》：“其后有诏募择卫将军舍人以为郎，将军取舍人中富给者，令具鞍马、绛衣、玉具剑，欲入奏之。……于是赵禹悉召卫将军舍人百余人，以次问之，得田仁、任安，曰：‘独此两人可耳，余无可用者。’卫将军见此两人贫，意不平。赵禹去，谓两人曰：‘各自具鞍马新绛衣。’两人对曰：‘家贫无用具也。’将军怒曰：‘今两君家自为贫，何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于我者，何也？’”卫青在择其舍人为郎时只考虑有钱的，是因为做郎官得自备鞍马、绛衣、玉具剑，而汉代马匹价在万钱以上，刀剑亦值数千钱，囊中如洗者就只好靠后了。卫青对田仁、任安恼怒不已，也是嫌他们既然没钱还瞎凑什么热闹。

(49)《汉书》卷六六《杨恽传》。

(50)《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51)《史记》卷一○二《张释之列传》集解引如淳。

(52)《史记》卷一百二《张释之列传》：“有兄仲同居。以訾为骑郎，事孝文帝，十岁不得调，无所知名。释之曰：‘久宦减仲之产，不遂。’欲自免归。”赀选，还可参看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上册第352页以下。

(53)西汉有《禄秩令》，见《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注引臣瓒。《汉书》卷四《文帝纪》注引臣瓒作《秩禄令》。程树德《九朝律考》据此在汉令中列入了《禄秩令》，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4页。

(54)邢义田：《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读记》，《燕京学报》新15期，2003年。

(55)《汉书》卷一下《高帝纪》。

(56)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的《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释文修订本）中，没有订正这个错误，见第85页。

(57)原注释者把“宦者”释为“阉人”，把“宦者、都官吏、都官人有事上”解释为“宦者、都官的吏或都官的一般人员为朝廷办事”，把“为将”的“将”释为“督送”。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46页。据汉简《二年律令·捕律》，“将”应是统领的意思。《二年律令·捕律》：“与盗贼遇而去北，及力足以追逮捕之而官▌▌▌▌▌逗留畏耎弗敢就，夺其将爵一级，免之，毋爵者戍边二岁；而罚其所将吏、徒以卒戍边各一岁。”（第142、143简）律文中“夺其将爵一级”的“将”，应指统领之人；“而罚其所将吏徒”的“将”，则是所统领者。又如云梦龙岗秦简第一六简：“皇帝过，将者令徒▌。”见《云梦龙岗秦简》，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7页。这里的“将者”也是统领者。按《汉书》卷五《景帝纪》：“吏及诸有秩受其官属所监、所治、所行、所将，其与饮食计偿费，勿论。”监、治、行、将，是4种不同的统属关系。

(58)如龙岗秦简第196、197简：“黔首▌▌不幸死，未葬者棺葬具，吏及徒去办。”《云梦龙岗秦简》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30页。

(59)《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60页。

(60)《云梦龙冈秦简》，第132、140页。

(61)朱绍侯：《军功爵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2页。

(62)陈伟：《张家山汉简〈津关令〉涉马诸令研究》，《考古学报》2003年第1期。

(63)《左传》哀公二年。

(64)《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王登为中牟令，上言于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己者，其身甚修，其学甚博，君何不举之？’主曰：‘子见之，我将为中大夫。’相室谏曰：‘中大夫，晋重列也，今无功而受，非晋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绝无已也。’王登一日而见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王先慎注：“卢文弨曰：吕作‘非晋国之故’。顾广圻曰：‘臣’当作‘国’，‘意’当作‘章’。”见《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80页。

(65)《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晋孟献伯拜上卿，叔向往贺，门有御，马不食禾，向曰：‘子无二马二舆何也？’献伯曰：‘吾观国人尚有饥色，是以不秣马。班白者多徒行，故不二舆。’向曰：‘吾始贺子之拜卿，今贺子之俭也。’向出，语苗贲皇曰：‘助吾贺献伯之俭也。’苗子曰：‘何贺焉！夫爵禄旂章，所以异功伐别贤不肖也。故晋国之法，上大夫二舆二乘，中大夫二舆一乘，下大夫专乘，此明等级也。且夫卿必有军事，是故循车马，比卒乘，以备戎事。’……”孟献伯所拜为“卿”，叔向便奇怪他为什么不备二马二舆，那么“卿”应备二马二舆的，而下文又称“上大夫二舆二乘”，是上大夫即卿。

(66)米田健志：《汉代の光禄勋——特に大夫を中心として》，《东洋史研究》第57卷第2号。

(67)金氏所据，乃是《通典》及《文献通考》。参看其《秦官考》，《秦会要订补》，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77页。此文多以千百年后之文献论说秦制，这一点殊不可取。

(68)其事又见《史记》卷十一《孝景本纪》：“后元元年（前143年）冬，更名中大夫令为卫尉”；《汉书》卷十九下《百官公卿表下》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中大夫令直不疑更为卫尉。”对直不疑仕历，夏燮《校汉书八表》有考，《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93-194页，可参看。夏燮所说“盖郎及中大夫皆郎中令之属”，不适合汉初的情况。

(69)彭浩：《〈津关令〉的颁行年代与文书格式》，《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70)《汉书·百官公卿表》：“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将军、卿、大夫、将、都尉、尚书、太医、太官令至郎中，亡员，多至数十人。……散骑骑并乘舆车。”“大夫”可加“散骑”之号，可以推断大夫也有“骑并乘舆车”的资格或机会。谒者也是要随从车驾的。《汉书》卷八四《翟方进传》师古注引《汉旧仪》：“皇帝在道，丞相迎谒，谒者赞称曰‘皇帝为丞相下舆’。立乃升车。”可见谒者是跟随皇帝车驾的，这时候他不会两条腿走路吧。

(71)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第78-79页。

(72)见其《秦汉九卿考》，《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上册，第865页。

(73)米田健志的《汉代の光禄勋——特に大夫を中心として》，《东洋史研究》第57卷第2号。

(74)罗福颐：《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编号186。按罗先生云：“此为出使南越国之使臣印，或南越国之官印。”不过我觉得前一可能性并不大。汉朝大夫通常无印，出使则以节为信，汉中大夫不当称“南越中大夫”。所以断为南越国官印为好。

(75)萧亢达：《从南越国“景巷令印”、“南越中大夫”印考释蠡测南越国的官僚政体》，《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76)王人聪：《西汉越族官印试释》，《东南文化》1991年第1期。

(77)张荣芳先生指出，“南越国官制与汉廷一样”，见其《略论汉初的“南越国”》，收入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研究》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页。那么南越国官制应有中大夫令，同于汉廷。又见张荣芳、黄森章：《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117页。

(78)孙慰祖：《古封泥集成》，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编号61。

(79)官名省称问题，可参赵平安：《秦西汉官印论要》，《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3期；萧亢达：《从汉代文物考古资料所见“宫官”集释谈〈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一处句读问题》，《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4期；李学勤：《〈奏谳书〉与秦汉铭文中的职官省称》，收入《重写学术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7页以下。

(80)《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