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一切都只是猜测而已。而且，后面的投票结果显示，北京是以43比45票输给了悉尼，北京其实是输了两票（可以有弃权票），也就是说，就算是朝鲜不投给悉尼投给北京，最多也是打平。

于是，又有不少人猜测，还有哪个应该投给中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最终没有投票给北京。

很多人又把目光放在了台湾。

<h3>4</h3>

持这个观点的代表，是台湾的李敖。

李敖认为，当时台湾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吴经国没有把关键的一票投给北京，理由是台湾当局在9月初做出公开声明：“北京申办奥运会，台当局立场认为其所具备的条件并不成熟，可是投票是由国际奥委会委员吴经国个人决定，当局会尊重他的权利与决定。”

真的是吴经国没有投北京一票吗？吴经国在他2005年10月出版的《奥林匹克中华情》一书中，透露了幕后的故事。

在前往国际奥委会开会投票前，吴经国当时做出的表态是：“我这一票的考量有两大因素，第一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第二是为了奥林匹克发展的利益。”

他对自己当时说这话的解释是：“环顾当时岛内政治环境的敏感、复杂，如果直接道出我所支持的对象，实非明智之举，而客观地提出我投出这一票的前提条件，自认不失为处理这个棘手问题的好办法。”

吴经国还回忆自己在出发前，父母亲语重心长地告诉他：“‘这次投票，你一定要记得你是中国人。’他们并未明说要我支持北京，但他们眼中的期待，我了然于胸。”

最后，作为最有力的证据，吴经国当时把自己所写的选票用照相机拍成了照片。上面写着：“BEI JING”。

<h3>5</h3>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北京最后以两票之差败北呢？

当时的中国奥委会主席，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也是中国申奥代表团副团长的何振梁这样分析：

第一，当时埃及的奥委会委员和中国关系很好，虽然年纪很大，但表示坐着轮椅也要来投票支持中国。但临行前身体实在不允许，最终没有成行。

第二，保加利亚的国际奥委会委员是保加利亚共产党书记的女婿，表示一定要投票给北京。但投票前，保加利亚政局发生了变化，这位委员受到牵连，也没能参加投票。

第三，澳大利亚奥委会主席约翰·考兹在1999年时自己承认，当时作为澳大利亚奥申委的成员，他在9月22日投票选举的前夜，塞给了肯尼亚和乌干达的两位国际奥委会委员每人3.5万美元现金（据新华社1999年1月22电）。而非洲的这两票，原本被北京认为是“铁票”。

1993年10月1日，邓小平对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说：“申办不成，没有关系，总结经验，但要警惕有人捣鬼。”他说：“西方什么允诺都靠不住，这个道理要管好多年，不要轻易相信许诺，拿到东西才算数，没有拿到的就不要信。”

但北京最终没有成功申办，背后的原因其实并不止这些。

1993年6月10日，在投票表决前3个月，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人权小组委员会通过决议案，反对在北京或在中国其他地方举办2000年奥运会，要求国际奥委会美国委员投票反对北京。接着，欧洲议会也通过决议，表示了同样的意思。

9月17日，投票表决前5天，几家国际通讯社分别发出消息说，北京奥申委一位领导人（指的是申奥代表团副团长张百发，当时他是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在8月31日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如果因美国国会的阻挠而使北京申办失败，我国会加以报复，抵制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一时之间，国际舆论大哗。但事实是，张百发当时的原话是：“我们完全有理由对美国进行报复，但我们不会那样做，因为我们一贯支持奥林匹克运动。”

但是，澳大利亚电视台却把后面半段给掐掉了（后来萨马兰奇专门请何振梁开了新闻发布会澄清此事）。

霍英东的儿子霍震霆当时作为北京奥申委代表团的一员奔赴蒙特卡洛，他后来回忆，外国记者向北京奥申委提的问题，多是政治性的，与体育无关，攻击性很强。

这就是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

这也可能是北京当时没有圆梦的最主要原因。

<h3>6</h3>

何振梁曾回忆起当时那一夜，自己的内心感受。当萨马兰奇宣布获胜城市是悉尼的时候，他看到了台下北京申奥代表团同志们凝固的表情，他说他当时心里特别难受。

但他的第一反应，必须是先向身边的澳大利亚奥委会主席高斯珀表示祝贺。

大会结束后，他告诉自己绝不能垮，一路上对向他表示安慰的委员们表示感谢。回到代表团驻地，他先向代表团成员介绍了整个投票的经过，然后回到了房间。

回到房间后，他接到了女儿打来的电话，女儿说她哭着看完了电视转播的全过程，她难以接受这个结果，说爸爸妈妈多保重，我爱你们。那一刻，何振梁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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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办结果公布时的中央电视台转播中心现场

馒头说

我清楚地记得，1993年9月24日的那个凌晨。

那一夜，才上初中的我，调好闹钟，准时把自己闹醒，打开电视收看最后的申奥投票结果（可见后来我为何毕业就做了体育记者）。

我当时特地拨开窗帘看了看外面：很多家的窗户都透着亮光。

我也清楚地记得，当萨马兰奇用英语念到“北京”的时候，小区里顿时就响起了鞭炮声——放鞭炮的人肯定以为，萨马兰奇宣布北京赢了。但其实，萨马兰奇只是先用英语在介绍参加本次申办的城市的名字。

当萨马兰奇说出最后获胜的是“悉尼”的时候，我感觉世界一下子就凝固了。当时我就愣在了电视机屏幕前。

真的，当时谁都没想到。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我们真的是太自信了。当时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认为：我们中国人只要能万众一心干一件事，就不可能干不成！

但1993年的申奥失利，恰恰给国人的那种自信降了温。从这个角度说，当年的申奥失利，也有积极的一面：让我们进一步认清了自己，以及当时自己所处的国际环境。从那时起，如何在国际上展示自身形象，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开始被重视起来。

一方面，我们开始认清一点：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崛起或复兴的道路上，无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异样目光乃至不公正的对待，关键是自己如何面对，以后如何避免。

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认识到：自己的国家，在我们自己的眼里是一个样子，但在别人的眼中却是另一种样子——别人的一些批评固然是有失偏颇乃至无中生有，但有一些批评，也值得我们自己自省和重视。

2008年，北京“鸟巢”上空绽放的漫天烟火，向全世界证明了我们中国完全有能力奉献出一届出色的奥运盛会——那一刻在现场的我，脑海中真的浮现出了当年那个在电视机屏幕前呆若木鸡的自己。

24年过去了，时间见证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征程。

这个征程绝非坦途，甚至荆棘重生，但只要正视自己的弊端，坚定自己的信念，多做实事，少走弯路，我们终会迎来梦想实现的那一天。

道阻且长，但终点可期。

读者评论

一枚生活：1993年的今天，我大学毕业刚刚去北京工作。家乡的大嫂的预产期就是这一天，爸爸写信给我说，如果申奥成功了，就给孩子取名申奥。小侄子平安降生了，我们的申奥却失败了。听到悉尼获胜那一刻的失望，到今天还记得。当年的小baby今天24岁了。当年给我写信的爸爸，过两周也八十大寿了。老爸当了一辈子的老师，喜欢读历史题材的书，远在太平洋另一端的我，前些天托国内的朋友帮我买了一本《历史的温度》寄给他。两天前跟家里视频，老爸说很喜欢，准备读完后再读一遍。

LT：我跟大师年纪差不多，至今还记得那一夜。后来工作后参加培训，学习沟通这个词的真正含义，1.我说；2.我说的你懂；3.根据你的反馈不断调整我说的话。当年的我们一直有点自说自话，集中精力我们想干什么就一定能干成，客观地说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外国人眼中是什么形象，这个教训无疑是深刻的，当年对全国人民的打击也是巨大的，不过重要的是吸取教训从头来。8年之后我们成功了，这8年国家做了很多marketing promotion（营销推广），在国家层面上，除了展示实力，还有柔性的一面。2008年3月我去法国出差，当时正是火炬传递过程中出了好多不好的新闻的时候，西部的几个省也出了乱子，有法国同事认真地问我关于西藏的问题，可惜当时自己英语不好，真的无法从政治经济历史各方面给他们解释，也深深意识到了，即使拿下主办权，路也还远，西方对中国的误解太多，需要很长时间。

ANN：1993年的9月我在重庆，大四刚开学。那天晚上学校的阶梯教室挤满了兴奋的人群，只听到一串英文中夹了一个北京，都以为是我们赢了，欢呼声响彻了偌大的教室。可是过了一会儿周围有同学在说，错了错了，是悉尼赢了，北京没得！我想，那种从云端跌落到深谷的失落感，在场的每一个同学永远都忘不了。如今24年过去了，当年意气风发的恰同学少年散落在天涯海角，馒头的这一篇文章让我忆起了24年前的青春年华。亲爱的同学，游历半生归来，愿你仍是少年！

Sherry：那一夜我也彻夜无眠，至今还能找到当年的日记里记录的宣布结果的那一瞬间和痛苦难受的一夜。随后几年没想到我竟和澳大利亚结下了不解之缘。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在传递的时候，身边的朋友们也都积极地去堪培拉守护我们的火炬传递，与“藏独”分子抗争。时过境迁，不变的是西方对我们的一直以来的敌意，而我们早已一日千里，把它们远远甩在身后了，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再办奥运了，国力的提升，人民素质的提高，不需要用奥运会来证明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