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外来的征服者，满族人缺乏管理经验。他们期望有效地控制局势，迅速恢复正常状态。他们力图强化管理，1661年，清朝政府对拖欠税收之人进行了严厉的惩治〔46〕。但一般而言，他们没有进行全面的制度性变革，财政做法尤其如此。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其他主要的王朝像清朝这样几乎完全承袭前朝制度。在19世纪之前，清朝对明朝制度的一次重要的改革是征收统一的地丁银，以1711年的丁数为准，永为定额，而后又实行摊丁入亩。同时，首领官的俸禄补贴——火耗也制度化，称之为“养廉”银〔47〕。
大而不变的结构是明代财政制度最主要特点之一。在上层，皇帝拥有不可分割的财政权力，而留给下层的只是财政责任。税收定额制度，交错补给，又没有中央国库，所有这些一直残存到本世纪〔48〕。清代田赋制度的顽固性，正如王业键（Yeh-chien Wang）所描述的那样，是从明代继承下来的，国家收入的上升事实上是通货膨胀的结果。如果考虑到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到王朝末期，税收实际上已经下降了〔49〕。
尽管由明朝确立的财政制度有其独特性，但是在明清两代接近500年的时间没有大的变化。它的许多特征已经视为当然，其社会经济影响已经被接受，可以认为这就是传统中国的典型特点。很难认为明代制度在中国财政史中具有很大的突破性。从那时开始，政府财政的主要目标是维持政治的现状，再没有任何活力可言。
财政制度最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它的被动性，几乎没有中央计划。当危机来临时，才采取一些防范性措施或进行一些调整。鸦片战争时海关税管理不善就充分说明了这种自我满足的态度。
贯穿这一研究的中心点是各个层次的制度性的缺陷，而不是官僚个人的渎职和腐败。对于后一方面，尽管资料丰富，但却是第二位的、表面上的，它容易转移人们对财政管理的主要问题的关注。
这一制度的延续是依靠不断地强化文化上、政治上的统治来实现的。的确，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庞大国家里是能够漠视外来的商业压力和竞争。然而，16世纪是世纪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当时西欧已经开始向近代转变，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开始到达东亚。虽然中国的面积和遥远的距离使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冲突延迟了三个世纪。但在16世纪，欧洲人就已经开始向中国的孤立与自给自足发起了第一次挑战。1524年，克里斯托旺·维勒拉（Cristavao Vierira）一度被关押在广州，他就曾说过用不上15艘葡萄牙战船和3000名士兵，他就可以控制这座城市〔50〕。
本书中的许多证据，尽管还不完整，但也说明了中国新近的一些经济问题，诸如在将农业盈余投资于工业生产的困难，这是有历史根源的，一些事例可以追溯到16世纪。任何一种财政政策，实施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国家的历史。因此，并不应该因为其不合情理，就认为明代建立起来的财政制度是微不足道的，这是不明智的。一个制度缺乏积极的因素并不表明其整个影响的丧失。
<h6>注 释</h6>
〔1〕王毓铨（Yü-chüan Wang），'The Rise of Land Tax', p.201.
〔2〕同上，页202。
〔3〕1641年，每年战争加派额是21330735两。见孙承泽《梦余录》35/17。他是从户部得到这一数字。
〔4〕这些数字是根据陈仁锡的《世法录》中记录的数字计算出来的。见该书34/1—78。
〔5〕关于17世纪的物价水平可见于：叶梦珠《阅世编》；彭信威《中国货币史》页459—461。也参见全汉升《明代北边米粮价格的变动》页49—87，该书中提到的过高价格并非正常时期的价格。
〔6〕王毓铨，'The Rise of Land Tax', p.202.
〔7〕见《清圣祖实录》4/9；《清世祖实录》61/6—7，70/31—32，79/23—24；《长沙县志》7/2；叶梦珠《阅世编》6/2。
〔8〕《崇祯存实疏抄》2/72—89。
〔9〕Creel, 'The Beginning of Bureaucracy', p.155.
〔10〕Hucker, Traditional Chinese State, p.43.
〔11〕顾炎武的观点译文可见于de Bary, ed.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pp.611—612。也见于Yang, 'Ming local administration', p.4.
〔12〕见Hucker，'The Tung-lin（东林）movement of the Late Ming Period'，见于John K. Fairbarik, ed.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p.133；也见Hucker, Censorial System, p.153.
〔13〕海瑞《海瑞集》页24。
〔14〕同上，页25。
〔15〕《明史》226/2602。
〔16〕海瑞《海瑞集》页50。
〔17〕这些信可见于《海瑞集》页441、447、448、449、467、469、541。信中没有透露出这些礼物的具体数量，但是提到了一位总兵曾经惠赠给他一条船用来旅行。另一位总兵的馈赠之重足以置“墓田数亩”。《海瑞集》页417、465、474提到了返还馈赠之事。
〔18〕同上，页25。
〔19〕何良俊因此受到批评，见《海瑞集》中吴晗的序言。见该书页9—10。
〔20〕同上，页279—280。
〔21〕同上，页190、195、280、284、289、408。
〔22〕Smith, 'The land Tax in the Tokugawa（德川）Period', pp. 204.
〔23〕王世贞认为万历皇帝的贪欲是因为嫉妒朝臣和中官的奢侈生活。见焦竑《献征录》17/104；《明史》213/2482。
〔24〕Liu., Reform in Sung China, pp.4，6，49，56—7；Hartwell, 'Financial Expertise', p.298.
〔25〕同上，页298；Twitchett, 'Salt Commissioners', pp.60—89.
〔26〕孙承泽《梦余录》25/29。
〔27〕杨联陞（Yang, Lien-sheng）写道：“尽管汇票在17世纪已经存在了，但最早的‘山西票号’也不会早于1800年。”见Yang, Money and Credit, p.82.
〔28〕参见我的博士论文“The Crand Canal During the Ming Dynasty"（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64; also available in University Microfilm）, pp.21—37.
〔29〕《天下郡国利病书》，11/16，12/64、68、71、73、74、79。
〔30〕牧田谛亮：《策彦入明记の研究》，I，页244—247。
〔31〕Prévost, Historire Générale de voyages, v, pp. 347—9．祁彪佳在运河上旅行时，他提到水深仅为1尺。见祁彪佳《日记》卷5，1643年阴历九月初四日到初六日。
〔32〕见于祁承澲《南京车驾司职掌》。
〔33〕参见Ricci,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 307, 358.
〔34〕海瑞《海瑞集》页155、167—168。
〔35〕同上，页112；《世宗实录》页0705、0761。
〔36〕Feuerwerker,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pp.107—115.
〔37〕Crawcour, ‘Changes in Japanese Commerce in the Tokugawa（德川）Period’, pp. 169—202.
〔38〕陈诗启《官手工业》一书多处提到这种情况；吴晗《社会生产力》页70—71；Feuerwerker,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pp.108.
〔39〕席书、朱家相《漕船志》6/44—48。
〔40〕《漕船志》一书多处提到这种事情。也可见于《武宗实录》页0081、《皇明经世文编》244/16—18。
〔41〕戚继光《练兵实纪》175、176、182、199、210；《皇明经世文编》347/17、21。
〔42〕《明史》205/2378—2379。
〔43〕归有光《全集》95；谷应泰《纪事本末》55/597。
〔44〕见Feuerwerker的概述，‘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pp.111.
〔45〕这些话的译文可见于de Bary,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I, pp.530—542, 556—557.
〔46〕《清圣祖实录》3/3；叶梦珠《阅世篇》6/1—10。
〔47〕Humme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 'ing Period, p.917; Ch'ü, Local Government, pp.556—557.
〔48〕对这些特点见Sun，'The Board of Revenue', pp.175—228；陈恭禄《中国近代史》页238—239、665—666、678—679。
〔49〕Wang, ‘Fiscal Importance of the Land Tax’, p.842.
〔50〕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I, pp.734—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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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海瑞评价问题，吴晗所遭受的政治迫害使问题更加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