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皇帝是否具有大将的才略,现在已经无法判断,因为他没有让文官参与他的亲征队伍,而武官又不会记录战况。可以确知的是,他在1517年的那次战役中曾经亲临前线。1518年冬天,他再度亲临西北边疆,正好遇上大风雪,从者瑟缩委顿,他却精神焕发,始终自持武器,端乘坐马,坚持不用舒适的乘舆。﹝44﹞这些应该认为是难得的长处,在文臣的心目中却变得完全不可理解：为什么一个皇帝会放弃九五之尊而把自己降格到一个不识字的武弁的地位？这种惶惑以至愤慨,真正的原因是皇帝挖空了他们苦心构筑的政治体系。这个体系以仙鹤、鹧鸪、獬豸等等标志、无数的礼仪磕头和“四书”中的词句堆砌而成。正德虽然没有用明确的语言,但却用实际的行动对它作了全部的否定。

所以,当正德在1519年又准备以威武大将军的名义到南方各省巡视的时候,文官们就再也不能忍受了。全体监察官员联名诤谏劝阻。皇帝照例置不作答,他们就列队跪在午门外要求答复。这件事还没有了结,其他官员已经跟着递上了奏本,名为谏阻,实则颇有论辩并含有集体示威的味道。皇帝大为震怒,在江彬的建议之下,所有跪劝不去的146个官员每人受到廷杖30下,其中11人当场被打死或事后伤发而死。大学士全部引咎辞职,则为皇帝温旨慰留。﹝45﹞

发生了这些纠葛,南巡的筹备工作拖延了好几个月,到秋间才得以成行。这次旅行与巡视北方不同,并无军事上的意义而专为游乐。江南的秀丽风光使正德乐而忘返。然而乐极生悲,在一次捕鱼活动中,皇帝所自驾的轻舟倾覆,虽然获救,但已使圣躬不豫。﹝46﹞1520年年底他回到北京,1521年年初就在豹房病死。由于他没有子嗣,于是群臣和皇太后商议,决定迎接今上万历的祖父入继大统,是为嘉靖皇帝。

正德毫不费力地作弄了他的臣僚,显出了他比臣僚确乎要高出一手。其原因,表面看来在于皇帝具有传统赋予的权威,他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其实,事情并不如此简单。

百官之所以绝对服从皇帝,即使不说是有条件的,但也决不是无目的的。君主专制本来与文官制度相辅相成,在这庞大的组织中,下层的官员把无数不能尽合事实的书面报告逐级递送到中枢,以其数量之多和情况之复杂而要期望中枢事事处置得宜,自然是不可能的。端坐在宝座上的皇帝,他的力量带有宗教色彩,其神秘之处,就在于可以使不合理的处置合理化。换言之,皇帝的处置纵然不能事事合理,但只要百官都能俯首虚心地接受,则不合理也就成为合理。正德皇帝不去培养这种神秘力量,反而偏要去表现自己的将才帅略,岂不是破坏了臣僚们对他绝对服从的大前提？

正德自称威武大将军,企图把皇帝和作为一个富于活力的年轻人的自己分为两事。不消说,他的臣下是不能接受这些看法的。以本朝幅员之大,人口之多,仅仅为了打败伯颜猛可,动员部队的力量就可能达到这个目的。问题在于,要不是威武大将军朱寿就是正德皇帝,他怎么能出入几个边镇,指挥所有的军队而且有足够的给养补充？反过来说,要是被任命为前敌指挥的将领都能有这样的行动自由,即使战胜外敌,我们的内政岂不大受影响？

事实上,我们的机构设计就不允许高级将领具有这样的自由。各边镇的总兵官一定要受该地区文官的监督,在指定的地区活动。﹝47﹞如果不是这样,唐朝的藩镇可能重新出现,成为重大的祸患。而如上面所一再说明的,本朝的立国以伦理道德为根本,以文官集团为支柱,一切行政技术完全在平衡的状态里维持现状而产生。且不用说旁的武官,即使皇帝亲统大军,以动态作前提,迟早也会使国家的人事、行政、税收、补给各项制度发生问题。

正德的一生,一意孤行到这种程度,也有其特殊的原因。他的一生几乎谈不上家庭关系。他的母亲给他的影响微乎其微,宫中的妃嫔也没有一个人对他具有笼络的力量。在他登极的时候,三个大学士都以文章道德著称而缺乏解决实际政治问题的能力。﹝48﹞一个天生喜欢活动的年轻人,看到一方面是他的朝廷逐日在按部就班、调和折衷的原则下办事,另一方面则是那么富有刺激性的鼙鼓旌旗、金戈铁马,他自然会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后者。正德要求实现个性的发展,而帝国的制度则注意于个性的收缩。不论是出于自尊心还是虚荣心,正德利用他皇帝的地位和传统对抗。协助他在对抗中取得上风的,是过去引诱他注意体育、军事的宦官和军官,他们掌握了京城的军队和特务,大量排斥反对他们的文官。他们鼓励皇帝任性放纵,他们自己也因而得以有所作为。

正德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使以后的皇帝受益。相反的,他使以后的皇帝得到了更多的拘束。他的宠用佞臣,私出宫廷、自任将领,其来势之迅猛竟使想要反对的文官措手不及。文官们虽然认为他有失人君的尊严,但都无可奈何。天子就是天子,这种神秘的力量出诸天赋。但是说到底,他们的绝对服从也不是完全盲目和没有限度的。正德一朝,前后有两个亲王造反,其号召天下的理由,则是皇帝无道,违背了祖宗的成宪。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破坏了宪法。这两次造反都没有成功,其原因一方面是军事准备不够充分,另一方面是他们对正德业已众叛亲离的估计超过了当时的现实。然则他们作出这样的估计,不惜把身家性命押上而作孤注一掷的赌博,一次失败之后又有第二次,这也未尝不可说明正德的违背成宪已经使他的皇帝资格发生动摇。要不是他在不到30岁的时候就结束了生命,而是更加长期地继续他的所作所为,其后果究竟会怎么样,也确实未可逆料。

他去世以后被谥为“武宗”。从传统的意义上讲,这是一个明褒实贬的谥号。这时候他的亲信江彬仍然掌管京城的军队。文官们以召集开会的名义骗他进宫,一举而将他拿获。他的下场是凌迟处死,家属被没收为奴婢。宣布的罪状,除了引诱大行皇帝做坏事而外,还有勒索私人财产、奸污处女和寡妇等等,无疑是恶贯满盈。﹝49﹞

当今上万历皇帝在1572年登极,他那位富有情趣的叔祖已经去世51年了。虽然如此,正德的一生所为仍然没有被人忘记。如果说过去由于文官们没有防备而让正德任意妄为,那么这一教训正好成了历史的殷鉴。他们决心不再让朝廷的大权放在一个年轻人手里,听凭他任意使用,而是要设法把皇帝引进他们所崇奉的规范里。文官们让他从小接受翰林的教育,注意他的家庭生活和私人活动,尤其防止他接受武官和宦官的不良影响。在后来闹得满城风雨的立储问题,其实也是把他纳入规范的一种节目,其目的在于使他懂得皇位的继承乃是国本,必须取得众人的公认而不能凭一己的好恶作出不合传统的决定。

万历皇帝缺乏他叔祖的勇气、积极性和寻找快乐的情趣。他从小开始就没有一天体会到自由的意义,也不是凭借自己的能力而获得臣下的尊敬,所以就难怪乎他不能向臣下提出明确的主张了。他读过有关他叔祖的记录,深知文臣集团只要意见一致,就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既然缺乏坚强的毅力,这个孤立无援的皇帝只好一再向臣下屈服。然而他又不是一个胸襟开阔足以容物、并以恕道待人的皇帝,他的自尊心受到损伤,他就设法报复。报复的目的不是在于恢复皇帝的权威而纯系发泄。发泄的对象也不一定是冒犯他的人,而是无辜的第三者。积多年之经验,他发现了最有效的武器乃是消极抵抗,即老子所谓的“无为”。﹝50﹞

这样一来,皇帝找不到更合适的事情可以消磨时光,只好看宦官掷银为戏。他的消极怠工使帝国陷于深渊。现在危机已如此之严重,不论皇位的继承问题如何解决,文官集团失去的平衡已经难于恢复。

只有少数最接近皇帝的人,包括首辅申时行,才了解到不同的环境可以为万历的性格和行为带来多大的差别。﹝51﹞他从小早熟,在皇太后和张居正的教育之下,他的生活已经有了一定的目的。当初他对于臣僚的腐化感到忧虑,自己草拟手诏,禁止官员之间互相馈赠礼物。他对于各种典礼也颇为注重,早朝的官员缺席过多,他会提出质问；掌礼官的动作有欠娴雅,他会表示不快。﹝52﹞其后他的懒名一著,臣僚们就谁也记不起他当初的励精图治：命令大学士把各朝实录抄送给他阅览,经常和内阁学士讨论历史上治乱兴亡之迹,﹝53﹞甚至在炎热的夏天亲临观看官兵的射箭比赛而使陪同他的宦官有好几个人因为溽暑而晕倒。﹝54﹞但目前既已如此,过去的一切就统统不在话下了。

他身上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没有人可以做出确切的答复。但是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么1587年丁亥,亦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现在要回到本书一开头所说的,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但是对本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处。

<h4>注释</h4>

﹝1﹞以下叙述的万历与群臣的嫌隙,有关的通史或者专著都曾作过论述。例如孟森著《明代史》第五章《万历之荒怠》,钱穆著《国史大纲》则以为制度之不良甚于个人之过失,并引用顾炎武的意见,指出明末道德不振,见册2页501―502。其实,长期的道德沦亡,即已标志社会形态和其组织制度的脱节。参见《明代名人传·朱翊钧》。

﹝2﹞关于福王庄田的若干情节,中外学者多有误解。当时万历指令湖广、山东、河南三省以田土4万顷作为福王庄田。四万顷为400万亩,接近全国耕地面积的1％,为数十万人耕食之资,如为一人占据,则确属骇人听闻。

对于这些田地,如果按照传统的封建主义方式的控制,则福王必当封茅裂土,层层分割,由各级亲信掌握管理,例如日本的中世纪,大地主的各个庄园即由武士管理。因为以私人而占有大量耕地及农民,必须有私人的武装和法庭,否则就不能有效地管理。这些权力通常也为自上而下的各个世代所继承。

然而福王并未具有这样的力量。一个明显的证明是,当李自成起义,福王并没有能够组织他的武力作有效的抵抗,而是一筹莫展,束手被擒。

因此,对研究者来说,不能只看到一些明文的记载,而应该透过资料,彻底考查事实的真相。

万历指令以4万顷为福王的庄田,不过是和群臣讨价还价的办法。讨价还价之余,万历就减价而为2万顷,福王本人也再三表示“推辞”。而万历所真正为福王索要的,则不在田土而在佃金。因为河南在明初地广人稀,其后民间开垦所增田地,称为“白地”,其所有权常常发生问题。地方官对这种田地所征取的赋税,既不归入一般的田赋,也很难视为官田的地租。山东由于黄河河道的变迁,被淹后的田地重新开发,情形亦复类似。湖广则因河流湖泊众多,昔日之湖沼成为圩田,河岸瘠土仅征“芦课”者至此也有成为良田的趋势。此外,各省还有被抄没的庄田等等,情况极为复杂。这些土地的赋税收入,纵未尽入地方官之私囊,但也从未作公开而详尽的交代。万历的意图,即要三省地方官从这笔收入中每年缴纳银46000两,以作福王府的开支。迟至1617年,湖广官员只表示承担银3659两。福王本人,曾因为不相信各地的报告,而派人在河南丈量上述田土,以致与当地官民发生冲突。请参阅《神宗实录》页9771、9773、9825、9881、9901、9920、9924、9942、9946、9957、10089、10339、10526、10611。

﹝3﹞《神宗实录》页4212、4216、4219、4225―4233、4236―4243。

﹝4﹞《神宗实录》页4274、4319。

﹝5﹞《神宗实录》页4419―4420。

﹝6﹞《神宗实录》页4440―4441。

﹝7﹞《神宗实录》页4451―4454、4457―4458、4461―4463。《明史》卷218页2526所摘述大致正确。申时行自己的解释,详《赐闲堂集》卷40页9。

﹝8﹞除本章的叙述外,尚可参看《神宗实录》页4457―4470、4777―4781、4787―4788、4949―4953、4957―4959、4963―4968、4982―4985、6765、6772、6787、6789。

﹝9﹞《皇明祖训》页28。

﹝10﹞《明史》卷113页1472、1475、卷114页1481。

﹝11﹞谢国桢著《党社运动考》页21就提到过这一问题。王锡爵一疏也认为咎在郑氏,见《神宗实录》页4957。

﹝12﹞雒于仁一疏具有代表性,见《神宗实录》页4086、4098。

﹝13﹞《明史纪事本末》卷66页718、卷67页743―746。

﹝14﹞参看《明史纪事本末》卷67页775。这一类传闻或出杜撰,但史书中多加记载,如《明史》卷114页1483就说王氏“初为慈宁宫人,年长矣。帝过慈宁,私幸之,有身”。

﹝15﹞《先拨志始》页2；《明史》卷114页1483。谢国桢著《党社运动考》卷17页19、孟森著《明代史》页292均曾引用。

﹝16﹞《明史纪事本末》卷67页743；谢国桢著《党社运动考》页21；孟森著《明代史》页293；《明代名人传》页210。

﹝17﹞参看吴晗著《朱元璋传》,《明代名人传·朱元璋》。

﹝18﹞<i>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i>,页315―316、321。

﹝19﹞参看<i>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i>,页152、185、219、235。这些办法到清代仍被沿用,称为“陋规”,见瞿著<i>Local Government</i>,页26。

﹝20﹞《海瑞集》页40。

﹝21﹞《国朝献征录》卷17页155―156；《澹园集》卷18页6。

﹝22﹞《春明梦馀录》卷34页55；谢国桢著《党社运动考》页31；《明史》卷220页2546、卷231页2647；《神宗实录》页3432―3435；《明代名人传》页739。

﹝23﹞参看《明代名人传·朱棣》。

﹝24﹞参看《明代名人传·朱祁镇、朱祁钰》。

﹝25﹞这一点似乎尚未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读者如查阅全部《神宗实录》并特别注意万历与申时行的对话,当可得出这一印象。

﹝26﹞参看本书第一章关于张居正不令其研习书法、第四章申时行劝谏其停止内操的叙述。

﹝27﹞《神宗实录》页9746；Samedo,

<i>History</i>,页78―84；Gouveia,《笔记》第17章。

﹝28﹞《神宗实录》页9758。

﹝29﹞当时的神父Diego de Pantoja和Sabatino de Ursis曾向朝廷致唁,详Gouveia《笔记》第203节。专家相信Samedo和Gouveia根据同一的原始资料,可能是1614年的Carta Annua。对这一问题作深入的研究,当参阅葡萄牙Ajuda图书馆所藏文件及罗马天主教的档案。

﹝30﹞与宦官掷银为戏,见《酌中志》卷16页115。关于万历吸食大烟,对此问题作考证的有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和黎东方《细说明朝》。但笔者从未在原始资料中发现这方面的记载。这一问题关系到医药史,需要慎重对待。

﹝31﹞参见《明史》卷16页113,《皇明经世文编》卷53页5,《细说明朝》页293。

﹝32﹞《武宗实录》页742、1981、2807；《明史》卷307页3471。

﹝33﹞《武宗实录》页2348、2807、3471、3473、3960。

﹝34﹞《武宗实录》页2027；《明史》卷186页2172、卷307页3471。

﹝35﹞《明史纪事本末》卷43；《明史》卷304；《皇明经世文编》卷97页7―8、卷113页9―11。

﹝36﹞正德亲征伯颜猛可,见《明史》卷16页114、卷215页3762,《武宗实录》页2937、2951、2968、2970。两军交战于1517年10月18日。正德自称亲手格杀蒙古兵,见《武宗实录》页3030。《明代名人传·伯颜猛可》的有关叙述与《武宗实录》页2969―2970所载不符。

﹝37﹞《武宗实录》页3028―3030。

﹝38﹞《武宗实录》页3035―3042。

﹝39﹞关于明军在是役的损失,《武宗实录》页2970记：“死者五十二人,重伤者五百六十三人。”《明史》卷307页3471记：“死者数百人。”

﹝40﹞《武宗实录》页3151、3463；《明史》卷190页2220；《国朝献征录》卷15页10、51。

﹝41﹞《武宗实录》页3215、3305。

﹝42﹞《武宗实录》页3160―3161、3198、3208；《明史》卷190页2220。

﹝43﹞《武宗实录》页3271、3404、3471；《明史》卷307页3472；《皇明经世文编》卷171页1―9。舒芬,见《明史》卷179页2102,《继世纪闻》卷95页2。

﹝44﹞《武宗实录》页3285；《明史》卷307页3472；《继世纪闻》卷95页2。

﹝45﹞《武宗实录》页3318―3322、3324―3326、3329―3330、3332―3344、3347、3352―3354、3363；《明史》卷16页114、115。受杖而死的人数则史籍记载各有不同。又,江彬掌握秘密警察及禁卫军,见《继世纪闻》卷96页1―2。

﹝46﹞《武宗实录》页3602、3606；《明史》卷16页115。

﹝47﹞对于这种重文轻武的现象,万历曾经表示不同意,见《神宗实录》页4187,钱穆著《国史大纲》册2页502亦曾对此现象有所指摘。对正德的态度,黎东方著《细说明朝》即持同情的看法,见该书页293。

﹝48﹞正德登极时的三位大学士为刘健、李东阳及谢迁,见《明史》卷109页1372。《明代名人传》对此三人均有传。

﹝49﹞《明史》卷190页2217、卷307页3472。《世宗实录》页122―123记抄出黄金十万两,白银四百万两,此数字过于庞大,恐难尽信。

﹝50﹞万历中年以后日形消极,沉潜于释道经籍,见《神宗实录》页6107―6108。对万历的性格持另一看法者为鹿善继。此人为户部官员,因截留万历的金花银作辽东军费被降级外调,但他仍然说皇帝对臣僚过于宽大。见鹿著《认真草》卷1页10。

﹝51﹞这在《赐闲堂集》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得很清楚,例如卷40页7。

﹝52﹞《神宗实录》页2402、2795、2870、2929、2981、3147、3215、3241、3463。

﹝53﹞《神宗实录》页3664―3668、3680、3690―3691。

﹝54﹞《神宗实录》页2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