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所巡视的为自己预筑的陵墓动土于1584年的夏季。﹝44﹞这项巨大的工程微妙地体现了把皇帝不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把他当作一种机构的看法。万历皇帝缺乏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但并不缺乏清醒和机灵的头脑,然而他竟欣然接受了这种精神上的活埋。
陵墓内的葬室筑有停放梓宫的石床。石床上留出来的位置共有三个,除了皇帝和皇后以外,还有一个位置留给下一代皇帝的生母。万历目睹之余,不禁感慨系之。他所心爱的女人即使不能在生前成为皇后,在死后也应当陪伴在他的身旁。否则,他和世界上唯一能够心心相印的女人在皇城的寺院里双双祈祷又所为何来呢？朱翊钧在生之日有妃嫔数十,宫女无数,可是与皇贵妃郑氏始终形影不离。可见生死同心,是他们的宿愿。这样美好的宿愿又是否能成为现实呢？当日皇帝想到这些,这大峪山的工程,就又和立储一事相始终而不可分割了。
皇帝在世之日预筑陵寝,在本朝有洪武、永乐、嘉靖三朝的成例可援。﹝45﹞其不同之处,在于定陵竟然预筑于万历皇帝的青年时代。据申时行后来说,这一建议始创于1583年张四维做首辅的时候,当时皇帝还不足二十岁。但这建议一经提出,他立即欣然同意,并亲自参与地址的选择和工程的设计。﹝46﹞他当然不是认为自己去死不远,而是踌躇满志地感到他已经不折不扣地取得了列祖列宗的地位,足以让千秋万岁之后的人们崇敬。同时,他虽然年未二十,但是已为人父,而且御宇已经十年,具有足够的资格承当这一光荣。
这次预筑陵寝的工程和别项工程不同,差不多完全没有廷臣劝谏。﹝47﹞惟一的争执在于风水问题,已如上文所述。最后由于皇帝宸衷独断,才平息了这场纠纷。争论者没有想到,平日他们以道德的名义解决技术问题,现在却要用技术的名义去解决道德问题,只是皇帝以秦始皇和骊山为例,不肯过于讲究,以致坚持风水的人,不能继续用这个名目作党争的根据。﹝48﹞
筑陵是本朝大事,有司职责所系,于是组成了一个类似于委员会的机构,成员有尚书三人、司礼监太监和高级军官数人,总其成的是定国公徐文璧和首辅申时行。军官之所以参加这个机构,是由于大量的土木工程需要兵士的体力。徐文璧是开国勋臣徐达之后,各种重要的礼仪都少不了由他领衔,而全部的擘划经营无疑还要由申时行一力承担。﹝49﹞到1587年,申时行已亲赴大峪山督工多次,其尽瘁王事的忠忱,当然会被年轻的皇帝所体会并因此增加对申先生的信任。
定陵的建筑经过详见于当日工部的记录报告之中,其建筑结构则因1956年的发掘而为四百年后的人们所了解。整个看来,玄宫的宗教色彩浓厚。其石制椅案缀饰以帝后的标志如龙凤,其下缘则为莲瓣,乃是佛家传统。﹝50﹞其懵懂于下世超生的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希望,一种幻想。内中埋藏的金银和瓷质的面盆固然予人以现实化的感觉,可是木雕的人俑马匹却又只有玩具一样大小,显示着筑陵的人将“长生不死”的观感,认作一种心理状态,只能于半信半疑间得之。
今天,有思想的观光者,走进这座地下宫殿的玄宫,感触最深的大约不会是这建筑的壮丽豪奢,而是那一个躺在石床中间、面部虽然腐烂而头发却仍然保存完好的骷髅。他如果还有知觉,一定不能瞑目,因为他心爱的女人,这唯一把他当成一个“人”的女人,并没有能长眠在他的身旁。同时,走近这悲剧性的骸骨,也不能不令人为这整个帝国扼腕。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皇帝没有能把自己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使用,他的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导进这乌有之乡,充当了活着的祖宗。张居正不让他习字,申时行不让他练兵,那么他贵为天子并且在年轻时取得了祖宗的身分,对事实又有什么补益？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这里的地下玄宫,加上潮湿霉烂的丝织品和胶结的油灯所给人的感觉,却是无法冲破的凝固和窒息。他朱翊钧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后被称为神宗显皇帝,而几百年之后他带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是命运的残酷。
至于首辅申时行,他在监督定陵工程的时候究竟产生过多少感想,又产生过多少感慨,在留传到今天的官方文件上自然是查不到的。我们所能看到的是申时行在参与了破土典礼以后给皇帝的祝辞：“永绥列圣之神灵,预卜万年之兆域。”﹝51﹞我们还能看到的是他在1586年举行正殿上梁典礼以后给皇帝的祝辞：“爰诹升栋之辰,适应小春之候。先期则风和日暖,临时则月朗星辉。臣工抃舞以扬休,民庶欢呼而趋事。”﹝52﹞这些辞藻上的对偶和华丽表现了想象中的至美至善,但是皇帝和他的老师彼此也都明白,对这样的文字不能过于认真。因为其时陵墓工程已延续多年,其耗用的财力已使国库受到影响,而征用的军民人力,也应当使“欢呼而趋事”者感到了难以解脱的痛苦。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国史上记有这么一条：“赐寿宫工人汤药及老弱饥号难以回乡者路费。”﹝53﹞这条通令不可能未经皇帝和总揽工程的首席大学士过目,但是所谓赏赐是否确实发下,发下的数字又是否足敷使用,则无从证实了。
<h4>注释</h4>
﹝1﹞《神宗实录》页9805、9863―9864；《赐闲堂集》卷6页30―31。申时行于此后不久即谢世,见《神宗实录》页9877。《明史》卷218页2526所称万历“四十二年,时行年八十,帝遣行人存问,诏书到门而卒”,是简略的记载。
﹝2﹞《赐闲堂集》卷2页1、4、5,卷5页1诸诗,都是这一类作品。
﹝3﹞申时行对河患的叙述及潘季驯的治河理论,见《神宗实录》3799。反对潘季驯的理论,请参看《明史》卷83、84、223及岑仲勉著《黄河变迁史》。Needham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原版）第四册第三章页229、237、325、344有生动的记载。《明代名人传》中关于潘季驯和刘大夏的传记亦可参阅。
﹝4﹞潘季驯总督河道及其经理工程,见《神宗实录》页3706、3722、3798,《皇明经世文编》卷375及潘季驯著《河防一览》。申时行对潘季驯具有信心,见《赐闲堂集》卷18页6。关于治河的财政措施,见<i>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anance</i>,页279―281。
﹝5﹞《明史》卷327页3769。
﹝6﹞《明史》卷327页3767；《神宗实录》页4173―4174；《皇明经世文编》卷381页21。
﹝7﹞《神宗实录》页4186―4191。
﹝8﹞《神宗实录》页4193、4197―4199、4253―4254、4281―4283；《明史》卷20页139；《皇明经世文编》卷381页21。
﹝9﹞关于努尔哈赤的这些情况,见《神宗实录》页3611―3612。
﹝10﹞《明史》卷218页2526；谢国桢著《党社运动考》页16、28；《明代名人传》页1189。
﹝11﹞《神宗实录》页3094―3095。
﹝12﹞《神宗实录》页3117,参看页2607、2814。
﹝13﹞册妃的仪式,见《大明会典》卷46页26―33。1584年秋册立郑贵妃的经过,见《神宗实录》2805―2811。
﹝14﹞《赐闲堂集》卷1页12。
﹝15﹞丁易著《明代特务政治》；《明史》卷95页993―995；《酌中志》卷16页104；Huck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页60。但万历在明代并非是以听用特务而著名的君主,参看孟森著《明代史》页287。
﹝16﹞《明史》卷95页995。
﹝17﹞《神宗实录》页3613―3614。
﹝18﹞李世达,《明史》卷220有传。《明代名人传》误刊作李士达。
﹝19﹞《神宗实录》页3828、3833―3837、3840―3844、3846、4103；《明史》卷305页3427。关于文官与此事的牵涉,见《明代名人传》页50,但该书将张鲸误刊为张黥。
﹝20﹞此人为李沂,事见《神宗实录》页3848、3971。
﹝21﹞《赐闲堂集》卷14页5、卷38页17、卷40页7。
﹝22﹞《神宗实录》页2933―2935；《大明会典》卷84页17、20―22。
﹝23﹞《大明会典》卷84页21。
﹝24﹞天坛圜丘建于1530年,见《大明会典》卷82页22―24；《春明梦馀录》卷14页1―2。1588年曾加修葺,见《神宗实录》页3799。
﹝25﹞《神宗实录》页2935。
﹝26﹞《神宗实录》页2935。
﹝27﹞《神宗实录》页2935。
﹝28﹞《神宗实录》页3171。
﹝29﹞《神宗实录》页3012。
﹝30﹞关于这个问题,利玛窦曾经作过观察。他说：“他们（指当日的明朝官绅。——笔者）认为放任错误,不直接指斥其荒谬,乃系一种高度的宗教作风。”在另一段里,又说：“他们大多数公开承认没有宗教信仰,在假装着存信心的时候,他们实际陷于深度的无神论。”见<i>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i>,页98―99、105。此书有Gallagher的英译本,其译文错误颇为评论者所非难,原因或恐系自1615年拉丁文版翻译之故。笔者曾请同事Gianni Azzi教授口译意文原本,这两段译文并无错误。这两段文字载在意大利文Fonit Ricciane册1页120、132。但利玛窦似乎不能理解,当日官绅的“放任错误”具有实用的价值。本书下一章戚继光参合迷信一事,就多少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31﹞《神宗实录》页2948―2949。
﹝32﹞《神宗实录》页4598―4630。
﹝33﹞《穆宗实录》页489―491。
﹝34﹞万历在1580年谒陵一次,1583年二次,1584及1585年各一次,见《神宗实录》页2498―2501、2624―2627、2835―2837、3010―3011。
﹝35﹞《皇明经世文编》卷381页10―11。
﹝36﹞《神宗实录》页2772、2774、2794、2882、2918、2937。
﹝37﹞万历曾亲登午门门楼瞻仰永乐之矛,见《神宗实录》页942。
﹝38﹞《皇明经世文编》卷381页22,《国朝献征录》卷17页148曾加节录。
﹝39﹞《神宗实录》页2919。
﹝40﹞此系1588年之谒陵,见《神宗实录》页3796―3798。
﹝41﹞《神宗实录》页2493、2498―2501。
﹝42﹞《神宗实录》页2499、2614、2625、2835、2837。
﹝43﹞事在1587年,见《神宗实录》页3893―3894。
﹝44﹞《神宗实录》页2841。
﹝45﹞《神宗实录》页2462。
﹝46﹞《赐闲堂集》卷40页17；《神宗实录》页2462、2847。
﹝47﹞唯一的例外是,1585年有一位御史因为旱灾而建议停工,但这一建议未被接受,也没有惹起纠纷,见《神宗实录》页2917。
﹝48﹞当时由于风水问题而致使礼部尚书徐学谟辞官,但其实际则与反对张居正的情绪有关,见《神宗实录》页2540、2594、2616―2618、2669,《明史》卷218、225、236、243。风水问题的背景为人事问题,请参看谢国桢著《党社运动考》页15。《明代名人传·徐学谟》。万历表示大峪山地点系他亲自决定,反张集团才无法再在这一问题上做文章,见《神宗实录》页2983、3013。
﹝49﹞这个类似委员会的机构,见《神宗实录》页2847,参与者共10人。
﹝50﹞《考古通讯》1958年7期页39―44；《考古》1959年7期页358。
﹝51﹞《神宗实录》页2837。
﹝52﹞《神宗实录》页3343。
﹝53﹞《神宗实录》页34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