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的历史中，有好几个有趣味的人物。虽说他们不一定是我们崇拜或钦慕的对象。

前次我已提及戈斯塔勿司·亚多尔夫司。他殒身于三十年战争之中，但是他的军事行动，扩张了瑞典往北欧大陆的领域，也巩固了新教的地位。现在尚要说及主持“北方战争”（The Northern War）的查理十二，和创立白纳多特（Bernadotte）王朝的查理十四。恰巧他们的功业彼此都有一百年的距离。亦即按照上述的顺序，他们名传遐迩之日，大约接近于1610年，1710年和1810年。

查理十二，十五岁登基为瑞典国王，时在1697年，只三年而北方战事爆发。原因是丹麦国王、波兰国王、俄国的沙皇彼得大帝以及今日德国境内的几个公国，都企图夺取瑞典在波罗的海东岸和南岸的领土。也乘着瑞王年轻而缺乏经验以为轻而易举。殊不知查理即在髫龄时，由他父亲监督之下，受过各种刻苦耐劳的锻炼，也能身先士卒，有严格驭下的能力。1700年初，这几个国家按计划行动。查理十二采取内线作战的不二法门，实行各个击破。他首先登陆于丹麦，先声夺人，不战而丹麦王屈服。这时候波兰军攻击瑞属波罗的海东岸的领土不下，查理乃于秋天横渡波罗的海。他没有遇到波军，于是决定移麾攻击俄军。当年年底那瓦（Narva）一役，他创造了以寡敌众的奇迹。瑞典国王率兵一万人，可是组织训练装备都比俄军强。俄军据称有八万，但至少有三万五千人参加战斗。瑞军窥破对方阵线上的弱点，于是集中兵力遂行中央突破，俄军溃败后沙皇退还国境。

1701年查理十二再向波兰进兵，其时波兰国王为沙克逊（Saxon）国主，波兰人偶一挫败之后无心战斗。查理乃轻辞重币地到处招降。1702年瑞军占领波兰国都华沙。可是他又再花了两年的时间，才将波兰大致平定。至此他和波兰人为约，废原有波王而另立波兰贵族首领为王。可是沙克逊国主并未成擒，他仍受俄国津贴，实行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办法。查理不得已，又只能直捣沙克逊老巢。1706年秋天他占领了沙克逊，至此其国主才接受城下之盟，宣告放弃波兰王位。

1707年查理东向企图与彼得大帝决战。1708年集中兵力于立陶宛之维尔纳（Vilna，现在苏联境内），其目标为莫斯科。至此瑞典国王替19世纪之拿破仑和20世纪的希特勒预先伏下了一个劳师远征俄罗斯，不败于敌军而先见挫于天候及地势的前例。瑞军原拟向莫斯科进发，约三百英里处而已入秋，查理乃折向南入乌克兰，预料当地之哥萨克部队接应，不料沙皇已早有对策，哥萨克部队参入瑞军的人数有限，而且士气委靡，瑞典的接应部队则沿途被俄军截击；所带来的供应更极短少。查理十二仍无气馁的状态。青年国王仍在与部下共甘苦鼓舞士气。1709年夏天波尔塔瓦（Poltava）一役，瑞军一万七千人，俄军四万。彼得屡次战败，举动犹疑，查理企图邀他于原野决战，乃先围攻波尔塔瓦北之阵地。只是刚一接触，瑞王即负伤，其副指挥官无国王之智勇，也不能在战场采取主动，瑞军死伤被俘者众。查理被劝由军士数百人丛拥入土耳其人之奥图曼帝国。后卫指挥官被俄军包围，降彼得大帝。

至此查理仍不放弃与沙皇决战之宗旨，他继续鼓吹并赞助土耳其人侵袭俄国，并遥对瑞典指挥。况又一度被土耳其人囚禁，于是者五年。最后与其随从于1714年10月出走，隐匿身份地飞驰贯穿敌境，而于11月抵达瑞典在北欧辖地。同行者数百人，至北欧时只二人。他回国后，又再筹备下次战役，又已集结三万人，也仍须对付在挪威之丹军。不幸于1718年在挪威巡视时殒身。他究竟是阵亡还是被谋害，始终无法断定。

要是查理十二之一生行止有传奇性，则查理十四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白纳多特（Jean Baptiste Jules Bernadotte），法国人，1780年十七岁，于路易十六的部队里当兵。九年之后也曾一路升迁；可是大革命展开之后，才是他将星高照的日子。1797年他奉命率兵二万支援拿破仑的意大利战役，从此两人的功业与出路，纠缠在一种离奇的状态之中。

他们两人的年龄（白纳多特长拿破仑六岁）、出身、才干、志趣和胸有城府的情形大概相似，照理必有一番斗争。可是白纳多特于翌年与拿破仑之前未婚妻结婚（拿破仑已娶约瑟芬）。夫人Desirée Clary之姊又嫁与拿破仑之兄约瑟。从此两人有亲属关系，白纳多特也像拿破仑之弟兄一样，对拿有批评而又忠服；拿破仑也能容纳他的若干独立性格。1799年他任陆军部长，那年拿破仑以兵变夺权，白纳多特曾反对他的非法行动，但是在紧要关头却又支援。拿破仑于1804年称帝，升白纳多特为元帅，并封为郡公。1805年拿破仑的奥斯特黎兹（Austeritz，今在捷克境内）战役挫败了俄奥联军，奠定了今后称霸欧洲大陆十年的基础；白纳多特也在这战役里建功。

兹后几年白以军政总督的身份治理德国北部若干地区，以能干而有效率，更对人民温厚著称。他也曾公开地流露对拿破仑不满。也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展开了对瑞典人士的接触。后者对他的公平慷慨具有深切的印象。

瑞典在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在极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她仍拥有芬兰及波麦兰尼亚（Pomerania，今东德波罗的海沿岸）之一部分。她的宿仇为帝俄及丹麦。因为芬兰她曾与俄国长期交兵。法国大革命弑君为民国，又产生恐怖政治，欧洲各皇室都有参与干涉的动机，在这情形之下，瑞典王国又须亲俄而联普鲁士及奥地利。只是一般军官和贵族中的青年分子（两者互为表里）则景慕法国人所提倡之自由、平等、博爱，更同情他们除旧布新的精神。拿破仑登场后情势更为复杂。英国恐怕丹麦舰队落入法手，曾于1801年炮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摧毁了丹麦船舰，逼着丹麦仇英亲法。根据远交近攻的原则，瑞典也必反其道而行，只有背法而通英，于是乃有1805年之瑞典的参与反抗拿破仑阵容。只是当日拿破仑仍是所向披靡，接着又有耶拿（Jena，1806）和弗德兰（Friedland，1807）的两次胜利，除瑞典外欧洲大陆的反抗都已平息，拿皇于是鼓励帝俄及丹麦于1808年向瑞典宣战。丹麦只能透过挪威在边境骚扰，俄军之入侵芬兰则使瑞军接二连三地战败。

在以上情形之下，瑞典经过两次政变。1792年国王在斯德哥尔摩的歌剧院被暗杀。1809年之兵变，青年军官因着国事蜩螗又废当时的国王而迎立其叔父为王，是为查理十三，时年六十一，尚无子嗣。因着立嗣问题，也是众议纷纭，更增加情势之不稳。最后国王接受支持者之建议，遣使谒拿破仑，愿得白纳多特亲王元帅为养子，嗣承瑞典王位。拿皇既已姊妹弟兄皆列土，称王于荷兰、西班牙及德意境内，至此其建议初看起来荒唐，实际也不为过。有历史家称白纳多特初不愿往，在拿皇命令之下曾说，他日若为王，则只能以瑞典社稷为重，而无法再瞻顾法兰西之利益，也有人说他暗中活动瑞典名位。总之则是白元帅时年四十七岁，改名Carl Johan，放弃天主教，皈依路德教派，承受拿皇之认可，成为瑞国王储。他一生不谙瑞语，只是被立嗣之日即主持瑞典军国大政。此人身长，面圆，发黑而浓卷，既具仪表，而在谈吐交接时带魅力。在他主持之下，瑞典与俄国英国修好，听任帝俄攫取芬兰，本身以向丹麦接收挪威为补偿。不久拿破仑又发动征俄之役，从莫斯科退出之后，奥、普、俄再度纠结兵力与法军战于欧洲中部，瑞典王储亦率瑞兵八万至十万参与联军。除以约二万人保守瑞典国门之外，王储亲率之六万五千人一路监视拿破仑之进展，最后于1813年10月投入莱比锡（Leipzig，今属东德）的战斗。是役决定拿破仑第一次之被逐放。胜利后瑞军也参加追击，只是不及法国之国门即折向北，彻底威胁丹麦、确实获取挪威作为战果。从此瑞典永远放弃芬兰以及波罗的海以东以南在大陆的领土及历史上之宗主权，只与挪威成为联合王国，各有议会而共一皇冠。

王储于1818年嗣位为瑞典兼挪威国王，称查理十四，自此终身偃武修文，提倡教育，修造瑞典南部横贯东西之运河，稳定财政，再未豫闻任何战争，1844年逝世时享年八十一岁，为瑞典国王亦二十六年，临终时曾夸言世间无人创下如我之功业。

如果我们将他一身经历拿出全盘衡量，只觉得此言不虚，白纳多特弱冠以布衣从戎，以后既为革命军将领，也是拿皇的新型贵族，终为异国王储。他既尽忠于拿破仑，也执鞭弭与之周旋，却又全部公开合法，算不得通敌叛国。而且拿破仑被放逐后所设立之卫星王国，全部瓦解，只有白纳多特王朝至今犹存。其子嗣也与欧洲年代深远之王室联姻，今日丹麦、挪威与瑞士之王室也都可以算作他的后裔。自他之后，瑞典也再未与任何国家交兵。挪威于1905年独立，并未引起兵革，瑞典也逃过两次世界大战之难关，如是长期的和平近二百年。他留下来的白纳多特王朝历经六位君主，接受了19世纪以来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潮流，将一个中古型的国家体制改造而成现代体制，如此都为古今中外之所未有。

以上三个瑞王的经历都带传奇性。戈斯塔勿司·亚多尔夫司在浓雾包围之下与部队主力隔离，力战而死。可是他的战略目标却已获得，北欧从此被保证不受维也纳的统治，新教的基础也日趋巩固。查理十二则被一颗滑膛枪的弹丸由左至右贯穿额部而英年早逝，他曾被称为穷兵黩武，可是他的为人又为各方景慕，即他的对手彼得大帝也称他为英雄好汉。及至查理十四既是革命家，又是职业军人，却平白地被异邦人士邀请为国主，而且今日不少在欧洲有历史的朝代都被推翻，白纳多特王朝却毫无动摇的迹象。

但是读者至此也不免发问：这些故事诚然不乏兴趣，却不知与我有何相干？我们今日亟待对现代政局的演变有最基本的了解，因之才参阅到各国历史。难道提及瑞典不已，又还要详至其帝裔世系？

我的解说如次：这些情节已不仅是瑞典历史，也是现代欧洲历史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影响所及，也仍与现在的世界大局有关。

欧洲各国从中世纪发展到近代，在马克思看来无非由“封建社会”进入到“资本家时代”，这样的解释，并非整个地不正确，只是失之过简，容易被利用作为阶级斗争的凭藉。我们也不能说阶级斗争全未在历史上发生，只是认为阶级斗争是推进历史的首要工具，则与事实不符。在重新检讨各国衍化的程序时，我们最好看清它们都有从“朝代国家”（dynastic state）进展到“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的趋势。前者以人身政治为主宰，只要因着臣属关系和家庭关系能使上令下达，则纵是疆域领土畸零分割，人民属于不同的民族，操不同的语言，亦无所不可，以后交通通信进步，人口增多，产业发达，一个国家之能在行政上有效率，端在其疆域方正完整，人民在人种上或语言上和谐一致，文化上具有向心力，于是才有后者的抬头。

可是在历史上讲，这样的改组不出于一种自觉的运动，而是很多国家，因着各种不同的原因，经过一段变乱，在长期间内将这转变构成事实。只有从历史的后端看来，我们才能看清这种运动，首先多以宗教的名义发难，以后则地缘政治（geopolitics）的影响越来越浓厚。最近两个多世纪以来，更有加强经济组织的需要，于是以前朝代国家以农业社会习惯作管制之南针，至是才有民族国家以商业习惯和效率作为治国之基础。马克思彻底大规模地简化历史，才称之为封建社会转变而为资本家时代。在《共产党宣言》里他用了短短的一段，概括了牵动了全欧洲跨越数个世纪的一种运动。其重点在指出封建领土与农奴间的利害冲突终导引到市民阶级之抬头。

以上三个瑞典国王的事迹也替这段历史提出见证，即是我们将当中的曲折一再减略，仍可以看出事实之发展不能算是与阶级斗争互为表里，而只有地缘政治的重要才至为明显。

这故事既有社会环境之纵深，也有国际舞台之复杂。其开始即是欧洲自中世纪告终以来，今日之德国（包括东德和西德）尚保持封建社会之体制，全境分为约三百个单位，内中大公国、侯国及主教区和自由城市总数都约略相等，不仅各单位的面积大小悬殊，而且当中尚有飞地而互相阻隔之情事，在中国历史中只有魏晋南北朝一段差可比拟。本来马丁·路德之提倡宗教改革，既有人本主义之精神，也有国家主义的趋向。他在与教皇冲突时，即呼吁日耳曼民族的王子郡主为支援。各王子也多乐于新教，尤以北方的王国为甚。他们已有海外贸易之利润，也承望因之脱离教廷之束缚和财政上的索取。奥地利之王室，则把占了神圣罗马皇帝的地位，以“卫道者”自居，在维持天主教的正统之名义下，希图将仅有名义之领主地位增强，构成一个实际控握广土地区之威权。

维也纳之企图加强管制，也和巴黎发生冲突，法国眼见哈布斯堡王朝在西班牙、意大利、荷兰、比利时都辖有土地，再加强德境之统治，不免感到三面包围。只是在16世纪的后期各种冲突途倪纷纭，都未达到有决定性之后果。

17世纪初期展开之三十年战争，牵连了很多国家，也可以视作前世纪未了之各种变故之继续，最初也由宗教问题而起，也因各国彼此毗邻，不免在利害关系之间猜忌嫉妒，才牵一发而动全身。只是战事愈近后期，新型国家间的冲突愈为明显。宗教问题被置于脑后。法兰西虽奉天主教，为着不愿奥地利势力之膨胀，首先津贴瑞典，以后更出兵支持。丹麦初为新教之领导力量，眼见瑞典军事上之成功，却又不甘坐看强邻压境，于是反戈与之兵戎相见。战事在1648年结束时，法国与瑞典同为战胜国。因之戈斯塔勿司·亚多尔夫司今日之铜像，尚在斯德哥尔摩歌剧院之前，他虽不能亲身体验得到，他的功业，已代表着瑞典实力膨胀之最高潮。这国家除了拥有芬兰，占领了今日之列宁格勒和最近向苏联提出独立要求的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小国之二以外，又控制了今日之东德、西德与波兰的海岸据点，尚且囊括了自丹麦以东海内的全数岛屿。此时称波罗的海为瑞典之内湖，实不为过。

一个世纪之后，又有奇人查理十二之出现。只是他却成了一个悲剧的英雄。他的战败和最后以身殒，虽然值得读史者的同情，可是于国运无补。因之也有人认为他好勇而无长久的计谋。更有不少的瑞典人认为祖先遗留下的大帝国不能保留，以至今日瑞典除本土外，在欧洲大陆无尺寸土也应当由他负责。

又有一批瑞典历史学家如哈仑多夫（Carl Hallendorff）与休克（Adolf Schüok）则认为查理十二实在是企图“保全着一个无可拯救的局面”。至18世纪初年瑞典尚掌握着波罗的海东部的制海权，也仍保有着瑞典陆军的优秀传统。以前在大陆所拓土则富有经济上的价值而缺乏战略上的纵深。所以他眼看着四周各民族国家之兴起，迟早有将瑞属各据点取得之势，他除了自动放弃这些属地之外，也只能先发制人，以攻为守。事之成否不说，此外也别无他法。

今日看来，奥地利本身虽属日耳曼民族，并因王室沾染着神圣罗马帝国之名号，也被属下其他非日耳曼民族附庸拖累，她之企望作北欧之主宰，不免与时代之潮流相违。而且各地采用新教已有一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也不容在此时再将时钟倒推回去。瑞典以波罗的海为内湖，可是如通北海之孔道却为丹麦、荷兰把守。瑞典企图发展商业时即受两国干涉，瑞典之海军亦不足为二国之敌，这国家的人口与资源有限，其长处在国王本人控制多量之土地，每一发生对外战争，即将其一部出卖或颁赐功臣，筹款之后，募苏格兰及德境之雇佣军。所控制之王土经过大量之消耗，则又施行一种带历史性而离奇之法制，称作reduktion的，我们无妨称之为“强迫退田”。亦即新王嗣位时，各人仍有将王土之一部退还朝廷作为新的基础之成例。于是不仅出尔反尔，也因财产权不能固定，影响所及，即种田人亦无从知悉本人之身份地位，查理十二在1697年登基时，即因在黎方利亚（Livonia，今日之爱斯东尼亚及拉特维亚之各一部，刻下此数国正宣告脱离苏联而独立）之大地主巴特古（Johan Reinhold Patkul）不甘心瑞王所谓强迫退田，投诉于法庭无从获胜，乃游说各国王，并且鼓吹日耳曼传统才引起“北方战争”之展开。可见得当日瑞典之拓土，并未脱离朝代国家之作风，也仍未放弃封建体制（欧洲封建之一重要原则即是国王永远不放弃土地之基本所有权）。

总之德国境内情形过于复杂。构成民族国家尚待一个半世纪之后方能成为事实。况且纵如是，东欧自波罗的海沿岸各小国，南迄波兰俄境无自然之疆界，若干地区人口混居，当中种族语言宗教各异，易开争执之端，也触发彼此之安全感，本世纪以来循着这东西轴线所发生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已有多起，即疆域亦曾数次变更。而至今此带有威胁性之因素并未消除，自此也可想见18世纪大陆上数个国家协同的将瑞典之外界势力驱除，实为简化局面的办法，在历史上具有当前的积极性，此非查理十二个人之威望能力所能挽回者也。

自此又约一百年，则有法国元帅成为瑞王之养子。白纳多特既同拿皇起兵肃清欧洲封建势力，以后又厌倦波拉巴特之干戈勿戢了无止境，以他的经历和态度，他对地缘政治的力量和各国民族自决之潮流不能未具用心。他的“不介与政策”不仅使瑞典长期享有和平，也成为这国家今日局处中立的基础。

然则和平与繁荣之间，尚有一段至大的距离，终于19世纪瑞典仍是欧洲一个偏僻而穷困的国家。今日瑞典的平均国民生产总值冠于欧洲各国，大部得自两个主要因素之助益。一是向外大量地移民，减轻了国内人口的压力，也使工资提高、经济的改组不遇障阻。另一因素则是因借着科技的进步，开发了以前无法开发的资源。这两个条件同时生效，给了主政者一个全面筹划的机会。

瑞典向美国移民的数目，没有确切的统计。一般估计自187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共一百五十万人。内中也包括以后由美回瑞的人口。1920年间的估计，当时居住美国的瑞典移民为六十三万人，再加上移民之子女则也近于一百五十万之数。此外加拿大也有瑞典移民及其子女约五至六万人。总而言之，这在该国19世纪的人口六百万和今日之不及九百万的数目内是一个很可观的数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