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之法是否成立，应有相应标准，这就是程式化的考试内容、等第区分以及黜落之法。

太学射策有甲、乙、丙科之分及黜落之法。《汉书·儒林传》：“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又平帝时“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史记·张丞相列传》记匡衡从博士受《诗》，“才下，数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是曾被黜落八次。明经之举，与之略同。《后汉书·顺帝纪》：“以太学新成，试明经下第者补弟子。”是此科亦有下第者。博士由太常选试。如伏恭、张玄以策试第一为博士，李封以策试第二为博士。《后汉书·朱浮传》：“旧事，策试博士，必广求详选，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举明经，唯贤是登。”既然“博举明经，唯贤是登”，自然有擢优黜劣之法。《北堂书钞》卷五六引《汉官仪》：“公府掾试博士者，拜郎中也。”此语又见《汉旧仪》。“试博士”，意思是“试于博士”，即由博士来考试他们。查《通典》卷二九《职官十一》“三署郎官叙”：“公车特征贤良方正敦朴有道高节，公府掾曹试博士者，亦充兹位。其下第，白衣试博士者，皆拜郎中、中郎。”公府掾及白衣试于博士之下第者，拜为郎中。《书钞》引《汉官仪》及《汉旧仪》有脱略。《后汉书·戴凭传》：“郡举明经，征试博士，拜郎中。”戴凭当即试于博士下第拜郎之一例。

贤良对策有等第之分。如公孙弘对策，太常奏居下第，而武帝擢为第一；盖宽饶及鲁丕均策在高第。但除言事激烈而开罪权贵者之极少特例之外(如王莽时之申屠刚)，似未见对策不中而不得除官者。

《说郛》三十五元人虞裕《谈撰》：“熙宁末，洛中有民耕于凤凰山下，获石碣，方广二尺余，乃妇人志其夫墓之文……文曰：汉进士曹禋墓志铭。君姓曹氏，名禋，字礼夫，世为洛阳人。二十八岁两策不举，卒于长安道中……”年代仅记有“丙子年三月十八日”。有人以此为西汉贤良赴长安对策不中之实例。(5)汉之察举确有称“举进士”者。《三国志·吴书·孙坚传》注引《续汉书》：“察孝廉，举进士。”但墓志铭自曹操禁碑后方行于世，西汉不见。又“君姓曹氏，名禋，字礼夫”语与汉碑不类。汉碑一般作“君讳某，字某”，无“君姓某氏，名某，字某”之句式。此类句式北魏后所见渐多。如北魏《司马景妻孟氏墓志铭》：“夫人姓孟，字敬训”；北魏《鲁孔子庙碑》：“君姓李，字仲碇”；犹无“氏”字。唐《浪踪先生元真子张志和碑铭》：“玄真子，姓张氏，本名龟龄。”故曹禋墓志铭虽曰“汉进士”，其间疑有阙误，仍不宜视为汉人。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九云：“汉举贤良，自董仲舒以来，皆对策三道……当时未有黜落法，对策者皆被选，但有高下耳。”贤良对策有求言之意，故虽有等第以崇优异，但劣者仍不黜落，以示言路广开之意。如东汉皇甫规对策，讥刺权贵梁冀，遂被贬为下第，但仍不黜落，拜为郎中。

至于史书之试，有极具体的考试内容，既然是“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是有殿最之别，取最而黜殿。尚书郎笺奏之试，“每一郎阙则试五人”，是录取与黜落之比例为一比四。

这样看来，汉代考试取官诸途之中，除对策之外皆有黜落之法；至于等第区别，则是共同采用的。阳嘉孝廉察举新制，亦有黜落。《后汉书·左雄传》记阳嘉二年施行察举新制，“于是济阴太守胡广等十余人皆坐谬举免黜，唯汝南陈蕃、颍川李膺、下邳陈球等三十余人得拜郎中”。东汉和帝以后，孝廉以口为率每20万人举一人，年举孝廉约228人。(6)而这次察举仅仅录取30余人，则黜落人数之多，可想而知。《左雄传》又曰：“自是牧守畏栗，莫敢轻举，迄于永熹，察选清平，多得其人。”至少阳嘉至永熹这十余年中，孝廉考试黜落之法是严格执行了的。

四、黄琼“四科”

阳嘉新制实行不久，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后汉书·黄琼传》：

琼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吏，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乃奏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议举吏先试之于公府，又覆之于端门，后尚书张盛奏除此科。琼复上言：“覆试之作，将以澄洗清浊，覆实虚滥，不宜改革。”帝乃止。

《资治通鉴》系此事于顺帝汉安二年，据阳嘉初年约十二三年。自此孝廉一科遂明确采用“四科”之原则了。这并不改变以儒生、文吏二科取人的实质。但问题是，“孝悌”与“能从政者”二科是否也须经过经术笺奏之试，尚不得而知。但据黄琼“覆试之作，不宜改革”之语，那么考试之法应是保留下来了。《后汉书·循吏孟尝传》：

尝后策孝廉，举茂才，拜徐令。

举孝廉而称“策”，显然是经过策试的。其事约质、桓之间。又《后汉书·文苑高彪传》：

后郡举孝廉，试经第一。除郎中，校书东观。

事在灵帝之时。又《全后汉文》卷七十载蔡邕答诏问语：

宰府孝廉，士之高选，不可求以虚名，但当察其真伪，以加黜陟。近者每以辟召不慎，切责三公；孝廉杂揉，试之以文……

查《后汉书·蔡邕传》，无“孝廉杂揉，试之以文”八字，而此八字恰可证明其时孝廉须经考试。“试之以文”之“文”，应兼经术文法而言。又《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

朱仓，字云卿，什邡人也……为郡功曹，每察孝廉，羞碌碌诣公府试，不就。

其时间不明，但应在阳嘉以后。又《三国志·魏书·华歆传》：

三府议：举孝廉本以德行，不复限以试经。

时在曹魏黄初之中，其议因华歆反对而罢。可知至此孝廉仍在试经。且从“三府议”以德行举则不当试经之论推测，似乎“孝悌”一科也是要试经的。至于“能从政者”一科，虽无直接材料，估计也要“试之以文”。总之，从左雄二科到黄琼“四科”，大致没有改变已经建立的考试制度。

五、“以文取人”

阳嘉新制的产生，标志着蕴含于察举制度之内的、与“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并存的另一种因素，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制度化。这就是通过对某种专门知识的程式化测验，来决定官员录用资格。对这一因素，我们可以称为“以文取人”。

考试取人的思想，很久就已有其萌芽。《礼记·王制》：“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凡官民材，必先论之。论辨，然后使之”。孔颖达正义曰：“论，谓考其德行道艺；辨，谓考问得其定也。”知“论辨”已隐含考试之意。

“以文取人”之“文”，所指的就是某种专门知识。这种知识是通过系统的教育训练而获得的。阳嘉新制考试经术笺奏，面向儒生文吏。而“文”首先可指“文学”、“文艺”。《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指文献典籍。(用杨伯峻说)又《大戴礼记·文王官人》：“有隐于文艺者”，指写作知识。同时“文”又可以指“文法”，如文吏之“文”。《论衡·谢短》：“文吏晓簿书，自谓文无害”，“文”为律令故事簿书笺奏之类。前引蔡邕“孝廉杂揉，试之以文”语，即以阳嘉新制为“试文”之制。又徐天麟《东汉会要》卷二六“孝廉”条：

西都止从郡国奏举，未有试文之事；至东都则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无异于后世科举之法矣!

他以为阳嘉行“试文”之法，孝廉科遂无异科举，虽嫌简单却不为无据。又《宋史·选举志》：

会张方平知贡举，言：文章之变与政通，今设科选才，专取辞艺。士惟道艺积于中，英华发于外。然则以文取士，所以叩诸外而质其中之蕴也。

可见科举制之特点正是“以文取士”。阳嘉新制与科举制，考试内容虽异，考试之法则同，故徐氏将之联系起来加以认识。汉代察举，对儒生可因“德”而取，以“轨德立化”，对文吏可因“能”而取，以“优事理乱”。但儒生文吏所专长之知识分别为经术与文法，由此便又为考试选官方法的采用提供了可能，并最终导致了阳嘉考试之制。

但汉代察举制中的“以德取人”和“以能取人”因素，同样有其制度化的形式与悠久传统；阳嘉新制的出现改变了不同因素的相对地位与比重，这就难免遭到时人基于不同立场的反对。《后汉纪·顺帝纪》记张衡对策之辞：

自初举孝廉，迄今二百岁矣，皆先孝行，行有余力，始及文法。辛卯诏以能宣章句、〔结〕奏案为限，虽有至孝，犹不应科，此弃本而就末。曾子长于孝，然实鲁钝，文学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可观，内必有阙，则违选举孝廉之制矣!

张衡认为德行、文学、政事三个标准应先取德行，而阳嘉新制“宣章句、结奏案”的考试忽略了孝行，因而力加指责。甚至后人也不乏这种意见。《东汉会要》卷二六徐天麟称，孝廉实行“试文”之法之后，“则知当时虽以孝廉名科，而未尝责其孝行廉隅之实，是又失设科之本意也!”又《文献通考·选举七》马端临曰：“若孝廉则取其履行，而非资其议论也。今亦从而有试焉。则所谓孝廉者，若何而著之于篇乎!”“则知当时孝廉一科，滥吹特甚，于文墨小技尚未能精通，固无问其实行也!”

汉儒崇尚“经明行修”，也确实不乏能集德行与学问于一身者，但德行与学问毕竟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不同的取人标准。在家族生活中恪守孝悌之德行，并不就等于经过研习而精通了儒家之经典，虽然经典中包含着对孝道的精致阐释。所以选官中是着重于“经明”还是着重于“行修”，居然也会出现矛盾。进一步说，从社会分化与理性化的角度看，德行、经术、文法与政略之间既然存在着实质差异，那么相应地发展出不同程序分别地加以检验，便是一种进步的表观。“举孝廉二百岁皆先孝行”之语，未免有虚张声势之嫌。西汉孝廉二十余例，或以经术举，或以吏能举，只有刘茂“以筋力致养，孝行著于乡里”，然而他又习《礼》，教授数百人，才得举孝廉。至东汉行“试职”、“累功”之法，一度更有“郡国所举类多办职俗吏”之事。所以孝廉之举“失设科之本意”，原不始于左雄改制。而左雄改制，也并非不及德行。《后汉纪·顺帝纪》：“诏郡国孝廉年四十已上，考德行，试其经奏。”是阳嘉新制原本也把“考德行”作为前提的。但经奏之试考察的是一项具体知识的水平，那么这一环节的制度化所导致的自身分量加重，就必然使德行要求的重要性为之减轻。

所以，东汉又别有“至孝”一科。据《后汉书·安帝纪》，永初五年举“至孝与众卓异者”；《桓帝纪》建和元年“诏大将军公卿郡国举至孝笃行之士各一人”，延熹九年“诏公卿校尉郡国举至孝”；《献帝纪》建安五年“诏三公举至孝二人，九卿校尉郡国守相各一人”。显然，这与孝廉一科渐失“设科之本意”有关，否则便无别设“至孝”科之必要。

阳嘉孝廉改制之后，胡广等人还从另一方面对之提出了非议。《后汉书·胡广传》：

盖选举因才，无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经学，郑、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显用，年乖强仕：终、贾扬声，亦在弱冠。汉承周秦，兼览殷夏，祖德师经，参杂霸轨，圣主贤臣，世以致理，贡举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刬戾旧章，便利未明，众心不厌……

阳嘉新制实行之后胡广曾坐谬举免黜，所以他对之加以全面抨击，或不无挟嫌之动机，但他之立论本身，却并非没有道理。例如所谓“选举因才，无拘定制”，反对过分“硬化”的程序压制人才，这一出发点原有其切中肯綮之处。由于人的能力的复杂性，考试确实只能检验其相当有限的方面。但是，此前孝廉之举依赖于举主的了解与观察，这种方法固然有着考试所不具备的优点，为贤明的长官慧眼识英才、破格用人才提供了更大天地；然而仅仅依赖于此却有更大弊端。不但举主之识鉴好恶因人而异，而且是否徇私舞弊亦难以检防。政治清明之时，举主之了解观察尚可维持选官之正常实施，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后汉书·左周黄传论》曰：

汉初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贡士之方也。中兴以后，复增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之属。荣路既广，觖望难裁，自是窃名伪服，浸以流竞，权门贵仕，请谒繁兴。自左雄任事，限年试才，虽颇有不密，固亦因识时宜。而黄琼、胡广、张衡、崔瑗(7)之徒，泥滞旧方，互相诡驳。循名者屈其短，算实者挺其效。故雄在尚书，天下不敢妄选，十余年间，称为得人，斯亦效实之征乎?

足见严格的考试程序，确实是保障选举公正的有效措施；阳嘉制不是“便利末明”，而是“便利甚明”。马端临亦称：

按此后汉初之事，当时之所谓孝廉必取其实行，稽诸乡评，誉望著者入选抡，而声称损者遭摈弃，故所举大概皆得其人。中叶以来，此意不存，往往多庸妄之流，以干请而得之，于是只得假试文之事以为革谬之法矣。

是马端临亦承认，“试文之事”是一种应时的“革谬之法”。“选举因才，无拘定制”之原则的适用性是有限度的，在政治腐败之时尤其无法贯彻。就是现代文官制度的产生，也是以腐败现象为直接刺激原因，以抑制腐败为直接目的的。

从胡广对汉家政治“祖德师经，参杂霸轨”的强调，可知他是“霸王道杂之”方针的维护者。他把“六奇之策”、“郑、阿之政”视为选官目的，偏重的是功能的标准。这在阳嘉以前，已有“试职”、“累功”之法加以保证。一般来说，“试职”也是一种文官考核方法，并且确实具有考试所不具备的优点。但是这就要给候选人以职位、工作、时间甚至报酬，这种方法的代价显然大于考试制；而且，选择候选人中的哪一些参与“试职”，依然构成了一个悬而未决问题。所以，现代文官制度一般都把考试作为录用程序的第一环节。官僚制的理性行政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专家行政，这就决定了与教育培训体制相结合的考试制度的必不可少。汉代的“试职”制，是以郡吏与朝官有别为基础的。但与学校体制直接结合的科举制的最终形成，也确实有其必然性。阳嘉新制的意义恰好在于，它在此前各种考试选官之法的基础之上，使此前以郡国举荐为中心环节的孝廉察举之中，出现了一个考试的新环节，从而构成了察举制向科举制演进的初阶。最终是“以文取人”而不是“以能取人”，在入仕环节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阳嘉新制与科举制当然还有重大不同。阳嘉以前，孝廉举至中央即拜官，是“举士”即等于“举官”，举荐为中心环节；而科举制下士子自由报名应试，无赖于地方长官举荐。阳嘉新制下，孝廉之举有了两个环节，一为守相举荐，一为中央考试。郡国举荐并不能保证得官，如不能通过中央考试仍将黜落；但士人如不得举荐，则仍无考试之机会。此阳嘉新制与科举制区别之一。阳嘉新制下，郡国举荐对象主要来自州郡掾属；而科举制下，参试士子主要来自学校生员。此阳嘉新制与科举制区别之二。阳嘉新制是非竞争性的等额考试，如被举者都达到了标准，原则上一律录取；而科举制是竞争性的差额考试，初始之参试者远远超过最终录取者。此阳嘉新制与科举制区别之三。科举制程式严密复杂，而阳嘉新制则简单粗糙得多了。此阳嘉新制与科举制区别之四。就以上区别而言，徐天麟“无异于后世科举之法”的说法并不确切。我们可以将之视为察举制到科举制之间的过渡形态。

汉代察举发展到顺帝阳嘉年间，并存于其内的“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和“以文取人”这三种因素，都获得了制度化的发展。就支配帝国政府选官的“四科”而言，德行科“以德取人”，理论上兼取孝子廉吏而实际偏重孝子，依赖于举主对被举者道德行为与道德声望的了解；政略科“以能取人”，依赖于“授试以职”和“必累功劳”的实践检验；明经与明法科则一取儒生，一取文吏，依赖于“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的“试文”考试。同时从体制看察举又区分为不同层次或环节。士人在仕郡仕州之时，德行、经术、文法和政略都可能构成候选资格；举至中央后则以“试文”为主。这反映了一个多层次、多标准的选官格局，多种因素在发挥着作用。黄琼奏增“孝悌”及“能从政”为“四科”，也反映了这种多元性传统的影响。阳嘉新制实施之初，考试尚未成为决定环节，它在开始大致近乎一种辅助性检验，所以当时史籍很少涉及孝廉之考试、等第等情况，这说明它在时人心目中并不特别重要。但阳嘉新制，毕竟标志着一个重大变迁的开始。魏晋以下至南北朝，有关孝廉“射策甲科”、“策试上第”之类的记载就越来越多了。

察举制原以举荐为中心环节，举主遂由此获得了颇大的选官权力。牧守常常与被举者结成恩主与故吏的深厚关系，故吏要承担许多封建性义务。《文选》卷二五卢子谅《赠刘琨诗》注引《傅子》：“汉武元光初，郡国举孝廉，元封五年举秀才，历世相承，皆向郡国称故吏。”这种依附关系常常发展为政治离心势力。如袁绍利用家族“门生故吏遍天下”的条件，转眼就成了当时最大的军阀。而科举制下，地方官丧失了察举之权，海内一命之官皆归吏部，士人自由报名逐级考试由中央任命，他们遂由牧守故吏，一变而为“天子门生”了。中央集权也由之得到了强化。就此而言，中央考试制度的采用，还有加强中央集权的意义。

【注释】

(1)“明光殿”后原有“神仙殿”三字，删。参见原注引《雍录》。

(2)安作璋等《秦汉官制史稿》下册第三编第一章“考试”一节，称“郡国孝廉、茂才到京师后，也要依科目与被举人的学艺不同，由公府分别加以考试”，“公府与州郡辟除之士、三署郎官、博士以及博士弟子，也要依诏令规定进行考试；考试的内容，是诸生试经学，文吏试章奏。考试的方法，有对策、射策”。这里说茂才也要经公府考试，公府及州郡辟除之士也要试经学章奏，似因率易致误。文中均引左雄阳嘉制为证，然而阳嘉制仅仅是针对孝廉一科的，与茂才无涉，更与公府及州郡辟除无涉。

(3)前注引《秦汉官制史稿》“考试”节又谓：“博士本由察举或荐举征召而来，但既为博士之后，仍须进行考试，成帝时有三科之制。”后引《汉书·孔光传》：“成帝初即位，举为博士……是时博士选三科，高为尚书，次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补诸侯太傅。光以高第为尚书。”又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第十四章第三节亦云：“两汉还存在一种对博士的考试，即所谓的博士三科”，“孔光当时举为博士，参加考试以高第为尚书”。按“博士三科”并非考试。汉代某官迁某官有其惯例。如兰台令史补尚书令史，尚书令史补尚书郎，刺史居部九岁为守相，九卿迁御史大夫，御史大夫迁丞相等。博士迁升之例，即为上述尚书、刺史、诸侯太傅之三科。这是以“通政事”为标准来分类的。就这一标准看，“博士三科”也不是考试。

(4)蔡邕《太傅胡广碑》：“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尚书侍郎。”可证胡广是以三署孝廉郎身份应尚书郎之试的。多有以安帝时胡广章奏之试，印证顺帝阳嘉新制“文吏课笺奏”之法者。然时间倒错，性质不合，实难为证。

(5)参见陈东原：《中国教育史》，1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陈氏引作“《说郛》卷五《谈选》”，或所据版本不同。

(6)此据黄留珠之推算结果，见其《秦汉仕进制度》，112页。

(7)《北堂书钞》卷七九引《崔氏家传》：“崔瑗上巯曰：孝廉皆限年三十乃得察举，恐失贤才速成之士也。”“崔瑷”本或作“崔琼”，误。“限年三十”，当作“限年四十”。由此知崔瑗之攻击，在于阳嘉新制之“限年”一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