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交游者，俦党结于家，威权倾其国，或以利厚而比，或以名高相求。同则誉广，异则毁深，朝有两端之议，家有不协之论，至令父子不同好，兄弟异交友，破和穆之道，长诤讼之源。

又《意林》卷五曹丕《典论》：

桓、灵之际，阉寺专命于上，布衣横议于下，干禄者殚货以奉贵，要名者倾身以事势，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由是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常检，事无定价，长爱恶，兴朋党。

上述评论，或兼选官腐败及士林舆论干预选官而言。而二者之相提并论，反映了“以名取人”造成的危机至少和腐败同样严重。徐所谓“序爵听无证之论，班禄采方国之谣”，阮武所谓“朝有两端之议，家有不协之论”，曹丕所谓“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等语，都见铨衡之机柄，由朝廷独握，一变而分之于名士之手。这对两汉数百年之选官传统，对专制政府的选官权威，无疑构成了重大冲击。选士授官序爵班禄的依准，遂陷入了混乱。

这一问题的产生，关涉着中国古代社会分化的不彻底性或特殊性。士大夫兼有了知识分子与行政文官两种角色，而多角色涉入必然造成交叉压力，同一个人同时要承受两个系统的规则的制约；其中任一系统的变动，同时也就对另一系统形成了直接牵制。同时涉入了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作为帝国官员主要来源的知识群体的动态，由此而直接影响着王朝政治与行政。这一群体在汉末的“过度”扩张，伴随着对更大政治权利、居官权利的要求；其文化风尚与思潮的变化，也会导致选官思想和标准的变化。

法家的“法治”仅仅要求官吏候选人的文法吏能，这颇具分化意识和现代意味，而儒家的“人治”，则促成了把贤人君子视为最佳官员候选人的“以德举人”制度。“德”可以指某项具体的德行，但也可以指作为整体的君子人格。而且从一种与社会分化相对应的观念看来，无论道德修养、知识成就还是政治才能，都是一完整个性的互相关联而难以割裂的组成部分，如孝于亲者必忠于君，高尚不仕者必有治世之奇才，等等。既然更为注重的是作为整体的人格而不是一项具体的行政技能，那么就将为“以名取人”提供了可能。因为，难以通过具体方式——如“试职”、“试文”等——加以检验的君子人格，要更多地求助于社会评价；而在汉末已由士林所支配的舆论之中，“名士”被认为具有最完美的人格与最高尚的德行。对士人来说，重“德”必然联系着重“名”。司马迁《报任安书》：“立名者，行之极也”，“名”乃“行”之极致。故《初学记》卷二十引《白虎通》佚文：“诸侯贡士，庸者贡其身，盛德者贡其名。”又同书同卷引陈寿《益部耆旧传》：“大士贡名，下士贡身。”“以名取人”与“以德取人”，原有内在联系。

但是，“以名取人”和“以德取人”却又有了相当的不同。“以德取人”时权在朝廷，而“以名取人”时权在士林。王朝维持“以德取人”，着眼的是吏治与教化。“廉”为文官职业道德；而“孝”的推崇，则有维系亲缘乡土社会秩序及其与官僚体制的整合之功。而士林品题所造成的“以名取人”，却把自身的认同标准与声望标准施及政府行政，从而扩张了民间舆论力量，但同时也损害了官僚行政体制的选官实施。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名取人”之下的士林品题，并不仅仅如某些论者所言，只是“乡党宗族的道德舆论”而已。前引徐 《中论·谴交》，有“取士不由于乡党，考行不本于闺阈”之语，阮武《政论》有“家有不协之论，至令父子不同好，兄弟异交友”之言。荀悦《汉纪》卷十叙士人交游求名，“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其言实亦为汉末而发。又曹操《整齐风俗令》：“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闻冀州俗，父子异部，更相毁誉。”是士林品题，并未被父兄骨肉宗族乡党关系所限；士林活动，有时居然被认为是破坏了宗族乡党关系以及其中的道德秩序。士林活动在形式与性质上已属于文化系统，而士人交际圈与家族共同体、文士行为与家族活动并不能等量齐观。所以这里宁愿更多地把“以名取人”归之于士林，而使之与“以德取人”有所区别，而不是混为一谈。曹魏时王朝企图解决“以名取人”问题，便一方面要求“选举莫取有名”，同时又要求选官“以清修孝悌为首”，恢复“以德取人”旧例，这也有力地证明了上述区别的存在。

三、“以族取人”

汉末选官遇到的第三个严重问题，可以称之为“以族取人”。仲长统《昌言》：“天下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一俗也。”大小衣冠世家凭借家族地位权势，优先占有各级官职，也严重破坏着察举征辟的实施。

汉代的大族，有一部分是“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的乡曲豪右，他们仅仅凭经济力量扩展宗族于闾里；在朝廷上，则发展出一种衣冠世家。《汉书·杜钦传》颜师古注：“衣冠，谓士大夫也。”又同书《食货志》：“世家，谓世世有禄秩家也。”他们依附于皇权而强盛，以政治权力攫取财富与声望。如西汉之金、张、许、史，便是著名的世家。儒生知识分子，对子弟依父祖权位居官享禄的现象，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这就意味着对知识才行的排斥，而与知识群体赖以存身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则相悖。《潜夫论·论荣》：“人之善恶，不必世族”，“仁重而势轻，位蔑而义荣，今之论者多此之反，而又以九族，或以所来，则亦远于获真贤矣!”对于有浓厚特权倾向的任子制，儒生也曾给予了严厉抨击。

但东汉以来的一个重要社会变动是，许多衣冠世家日益表现出鲜明的文化色彩，官位、族姓与文化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以至出现了汝南袁氏、弘农杨氏一类世代公卿、世代传经又世出名士的家族。对于这种家族，在具有权威性的士林舆论之中，不但不被视为异己，反而得到了崇高赞扬。例如弘农杨氏，孔融称赞其“四世清德，海内所瞻”，张超称赞其“我汉杨氏，作代栋梁”(分见《后汉书·杨修传》及《艺文类聚》卷六四)。因为杨氏一门经术传世，忠烈成风，这一族虽然世居高位，海内士林却认为是官得其人。

《潜夫论·论荣》：“今观俗士之论也，以族举德，以位命贤，兹可谓得论之一体矣，而未获至论之淑真也。”我们看到，王符并未完全否定“以族举德”，他只是认为这还不够全面而已，仅仅“得论之一体”。事实上，名士为人推重，屡出名士之族自然也将为人推重。如荀淑有子八人，“并有名称，时人谓之八龙”；贾彪兄弟三人“并有高名”，人称“贾氏三虎”；许劭、许虔，并称“二龙”；陈寔、陈纪、陈谌父子三人，“并著高名，时号三君”。这些名士家族负海内士林之盛誉，公府州郡礼命不绝。这意味着“士”与“族”的结合，或说知识分子官僚与家族关系的结合，可能形成一种在发展中最少受阻，并在选官中得到最大优遇的政治势力。专制皇权和官僚体制尚无能力克服这一势力，而另一政治力量——知识群体，却对之给予认可而不加抵制。

总之，东汉后期，统治阶级的腐败导致了选官的腐败，“清流”与“浊流”为此发生尖锐冲突。然而“清流”士大夫一方，却又以不断发展起来的社会文化影响，使“以名取人”深刻地影响了王朝选官。“以族取人”本来与“选贤任能”甚不相合，但士人对之的抨击，并非彻底否定家族血缘关系对选官的影响，而是以族姓与名士的结合为历史出路的。因为士人对“以族取人”的批判，在于父祖有势位而子弟未必有才行，但如果衣冠世家的成员也具备了士林称许的名士资格，并使文化风习成为家族传统，那么“以族取人”似乎就也是名正言顺的了。由此我们便可理解魏晋时期的社会变动。此期名士与官族结合而形成的士族迅速发展，高门华族的贵公子们，往往都是当世瞩目的名士，他们对官位的世代占有，就是在士林舆论中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于是，汉代选官的许多基本原则遇到严峻挑战，并将有新的选官制度因之而起。

【注释】

(1)原作“问人，人必不对曰”，此据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之《论衡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79)改。

(2)“士名”本或作“土名”，疑误，不从。

(3)据《后汉书·黄琼传》载李固《与黄琼书》：“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愿先生弘此远谟，令众人叹服，一雪此言耳。”是言“处士纯盗虚名”的乃是“俗论”，非李固语。李固反是欲维护处士声望的。范晔似有误会处。

(4)“闺阈”本或作“阀阅”。“闺阈”为是。《后汉书·韦彪传》，“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是说考行不能本于阀阅。《潜夫论·贤难》：“观其论也，非能本闺 之行迹”，“闺 ”意同“闺阈”，谓家室以内。也是说考行应于家室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