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魏书·崔林传》注引《魏名臣奏》：

诏曰：昔萧何荐韩信，邓禹进吴汉，唯贤知贤也。(王)雄有胆智技能、文武之姿，吾宿知之，今便以参散骑之选，方使少在吾门下知指归，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历散骑，然后出据州郡，是吾本意也。

可知这一“清华”之职，最初是为了优宠才士而设。汉代孝廉宿卫为郎，便有使之“观大臣之能”的目的，然后出为令长丞尉。散骑之设亦有同样目的。但使之居而“知指归”的，已是门下，所出据的已是“州郡”了。很快，权贵子弟便纷纷拥入此途。《三国志·魏书·杜恕传》注引《魏略》：

黄初中，(孟康)以于郭后有外属，并受九亲赐拜，遂转为散骑侍郎。是时，散骑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选，而康独缘妃嫱杂在其间，故于时皆共轻之，号为“阿九”。

按《北堂书钞》卷五八引“《魏志》云”中一句作：

是时，散骑侍郎多贵戚子弟，或以高材英儒充其选。

较今本《魏书》所注引《魏略》，多“多贵戚子弟”一句。《书钞》原系此段文字于“皆贵子弟”条下，知编者摘引此文，正为“多贵戚子弟”五字。那么，误衍的可能性就很小，正可补今本《魏书》所引《魏略》之不足。散骑“以高才英儒充其选”应是文帝本意，但不久就出现了“贵戚子弟”充斥其间之局。

“黄散”之官，大致没有具体职事。《初学记》卷十二：“自魏至晋，散骑常侍、散骑侍郎与侍中、黄门侍郎共平章尚书奏事，江左乃罢之。”查《三国志·魏书·华歆传》注引华峤《谱叙》：“(华)表字伟容，年二十余为散骑侍郎，时同僚诸郎共平尚书事。”是散骑侍郎一度确有“平尚书事”之事，然而这实非固定的、明确的职事，乃因时因人而异。故《初学记》卷十二引《魏略》又称散骑常侍“出入侍从，与上谈议，不典事。”《晋书·职官志》及《通典·职官三》亦均言其“掌规谏，不典事”。《晋书·武帝纪》记泰始二年二月诏称侍中、常侍以谏诤为职，应择能正色弼违者为之；然同年九月散骑常侍皇甫陶、傅玄上书谏诤，又被有司奏寝。《北堂书钞》卷五八引《华峤集》：“诏曰：散骑以从容侍从，承答顾问为职，又掌赞诏命，平处文籍。”则其职司又变成侍从顾问、诏命文籍了。可见其并无固定职掌。至于黄门侍郎，据《通典·职官三》称其为“侍卫之官”，实亦无非“从容侍从”而已。

正因为这些门下内侍之官并无固定职掌，所以便被看成“冗散”。《三国志·魏书·杜恕传》注引《魏略》，记孟康为散骑侍郎，“因在冗官，博读书传”。是散骑为“冗官”。又同书《王肃传》注引《魏略》，记董遇于建安二十二年“被录诣邺，转为冗散”；查同书《文帝纪》，延康中劝进者有“魏王……给事黄门侍郎王毖、董遇等”，知董遇至邺后所转之“冗散”为魏国黄门侍郎。是黄门侍郎亦为“冗散”。

“黄散”既无明确职事，不必烦神劳形，又号为“清华”，故颇为贵势所乐为。后来散骑常侍、侍郎于正员之外又陆续增设员外、通直之名目；常侍、侍郎遂各有正员、员外、通直三种，“凡六散骑焉”。其员额在不断膨胀。《北堂书钞》卷五八引《晋诸公赞》云：“任恺、王濬、齐王攸皆为魏员外散骑常侍。于时公族务在闲任，故置外位。”又《太平御览》卷二二一引《束晳集》：“员外侍郎及给事冗从，皆是帝室茂亲，或贵游子弟。”“黄散”等官鲜明地表现了面向“公族”、“帝室茂亲”、“贵游子弟”的色彩。

下面我们利用统计分析，进一步说明问题。清人洪饴孙《三国职官表》列曹魏散骑侍郎23人，除去史传明记或估计黄初前已入仕居官者6人不计在内，余17人。这17人，绝大多数为权贵高门子弟。如钟毓，太尉钟繇子；王肃，司徒王朗子；曹爽，大将军曹真子；何曾，太仆何夔子；夏侯惠，征西将军夏侯渊子；杜恕，尚书仆射杜畿子；夏侯玄，征南将军、荆州刺史夏侯尚子；陈泰，司空、录尚书事陈群子；荀，曹操谋臣侍中荀彧之子；桓纂，尚书令桓阶之弟；华表，太尉华歆子；王浑，司空王昶子；司马亮，太傅、大将军司马懿子。又以贵戚拜者：孟康，郭后外属；毛曾，明皇后弟；何晏，尚金乡公主。只有王象一人，是于建安中为曹丕礼遇，黄初中擢拜散骑侍郎的。特别是，这17人中，有12人是起家便居此官，占十分之七。华表年二十、钟毓年十四便直接由之入仕。可见散骑侍郎是权贵子弟重要的起家之阶。

还可指出，得为散骑侍郎者，颇多身有爵位之人。如王肃，嗣父爵兰陵侯；曹爽，嗣父爵邵陵侯；何曾，嗣父爵阳武亭侯；杜恕，嗣父爵丰乐亭侯；夏侯玄，嗣父爵昌陵乡侯；陈泰，嗣父爵颍阴侯；华表，嗣父爵博平侯；桓纂，赐爵关内侯；司马亮，万岁亭侯。据《宋书·谢弘微传》：“晋世名家身有国封者，起家多拜员外散骑侍郎。”就是说，晋代侯门子弟凭嗣爵、赐爵，便有起家为散骑侍郎的优先资格。这一制度，在曹魏就已相当明显了。

黄门侍郎，《三国职官表》列43人，内重出1人，史传明记或估计黄初前已居官者13人，又仅知其为黄门侍郎而前后居职迁转不明者5人，以及孙吴降人孙 一人为特例均除在外，余23人。其中，起家便拜此官者5人：袁侃，郎中令袁涣子；臧艾，镇东将军、执金吾臧霸子，嗣父爵武安乡侯；程晓，卫尉程昱子，少封列侯；司马晃，太尉司马孚子，封武始亭侯；只有王黎，高邑人，家世不明。由此可见，由之起家者大部分仍为权贵子弟。

又王肃、钟毓、杜恕、夏侯玄、夏侯惠、王浑、华表7人，均由散骑侍郎迁至此官；又李丰、荀闳、傅嘏、贾充、王沈、钟会、羊祜、裴秀等，分别由太子文学、尚书郎、中书郎、大将军掾等迁至；又毕轨、何曾、司马珪、向雄等，分别由长史、典农中郎将、县令、司隶都官从事等迁至。从这些人之家世背景看，大多数仍为权贵高门。《初学记》卷十二引《桓阶别传》：“阶为尚书令，文帝幸见诸子。少子元禅上搏手曰：长者子元禅。是日，拜二子为黄门侍郎。”桓阶二子为黄门侍郎，《三国职官表》未录。可见黄门侍郎之得官，亦多依父兄家门之势位恩宠，这一点与汉代之诏除郎相近。

散骑常侍品秩已相当之高，但权贵子弟仍有起家便拜者，且多为身有爵位之人。如荀甝，荀 孙、虎贲中郎将荀恽子，“嗣为散骑常侍，进爵广阳乡侯”；曹肇，征东大将军曹休子，嗣父爵长平侯；曹彦，大将军曹爽弟，少封列侯；司马师，司马懿子，嗣舞阳侯；司马骏，亦司马懿子，“魏景初中，封平阳亭侯，齐王芳立，骏年八岁，为散骑常侍、侍讲焉”；司马攸，司马昭子，少嗣爵舞阳侯，年未十八，为散骑常侍；司马瓌，太尉司马孚子，封长乐亭侯；孔，孔子后裔，父祖皆二千石。由荀甝“嗣为散骑常侍”之“嗣”字，知此官之授与门第爵位，仍有密切关系。

从上面所叙述的“黄散”与父祖官位、爵位之关系看，不能不说这是汉代权贵子弟由任子及内侍入仕之途的复兴与发展。

四、“清途”与选官格局的变迁

“黄散”之位既然表现出浓厚的“以族取人”倾向，那么由“黄散”起家这种特权性仕途的发展，就必然使选官格局发生重大变动。

据《通典》卷三六《职官十八》所载之《魏官品》，散骑侍郎、黄门侍郎列在第五品，且居同品之郡国守相内史之前。而以任子为之、以孝廉为之或经太学试经而为之的郎中一官，在汉仅仅秩比三百石，在魏官品为八品。可见“黄散”入仕之途，既远远优于汉之任子诏除郎，也远远优于孝廉与太学试经入仕。且孝廉须先仕州郡为掾吏，而魏之“黄散”，至有年在幼童便无功而拜者。

再从“黄散”之迁转看，前述曹魏散骑侍郎之17例，除桓纂一人迁转不明之外，余16例。其中7人迁为黄门侍郎，3人迁为散骑常侍，1人迁为侍中，合计迁为门下内侍者多达11人，竟占到三分之二。余者，则为典农中郎将、太守、刺史、东中郎将、城门校尉等。黄门侍郎前所考察之23例，除1人终于此官外，余22例。其中，迁为散骑常侍者4人，侍中1人，迁为内侍之比例仍达四五分之一之多。而由之所迁之其他官员，出为守相典农的达8人，刺史2人，合计为州郡长官者共10人，占46％，几近半数。又散骑侍郎亦有3人为刺史、郡守和典农中郎将。可见，散骑侍郎、黄门侍郎还是郡守、刺史的重要来源。此即魏文帝使天下士人先“少在门下知指归”，“然后出据州郡”之意。至于散骑常侍，在魏官品列在第三，且居同品之尚书令仆、中书监令与九卿之前；由此，已可直接进入高级官僚的行列了。其所迁转者，大多为郡守、刺史、中领军、中护军、尚书、尚书仆射、中郎将、将军、秘书监、大司农、光禄勋等重要官位；此外还有相当一批转为侍中。

我们知道，汉代士人多由州郡掾吏察举为郎中，出为令长丞尉，或为中都府丞、长史、尚书郎等，然后再以功次继续升迁。而在曹魏，权贵子弟则往往由门下之散骑侍郎、黄门侍郎直接入仕，出为实职后再入门下，不须几出几入，便至高级官僚。又据前面之统计，由散骑侍郎、黄门侍郎直接迁为散骑常侍者7人，经他职又迁至者7人，起家即拜散骑常侍者8人，合计达22人。王肃、王浑、钟毓等，都是连经散骑侍郎、黄门侍郎和散骑常侍三职；钟毓后又为侍中，更连历门下四职。由“黄散”迁为侍中者亦达8人。在士人仕途中，如有一次或数次为门下内侍的经历，那么跻身高级官僚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了。

以上仅仅是把“黄散”作为“清途”的典型例证之一而加以讨论的，而权贵子弟的起家之官并不止此。例如五品之中书侍郎，六品之尚书郎、秘书郎等，也常常是其起家之选。如凉州刺史张既子张揖，太常任昊子任恺，左将军邹轨子邹湛，皆以中书侍郎起家；典农校尉、太守许据子许允，大鸿胪刘晔华子刘陶，典军校尉丁斐子丁谧，谒者仆射王业子王弼，豫州刺史贾逵子贾充，尚书卫觊子卫瓘，尚书令陈矫子陈骞，幽州刺史杜恕子杜预，皆以尚书郎起家；太傅钟繇子钟会，太常郑袤子郑默，皆以秘书郎起家。中书郎、尚书郎、秘书郎等皆有所司之职，因而与“黄散”有所不同。这些官职同样较孝廉所例拜之八品郎中为高，迁转上也更为优越。《北堂书钞》卷五七引王肃《论秘书表》：“秘书丞、郎俱秩四百石，迁宜比尚书郎，出宜为郡”，是秘书郎与尚书郎外补均为郡守二千石。同书又记：“武皇帝初置秘书，仪依御史台，文帝屡有优诏，丞郎之选，位次比黄门郎”，是秘书郎与黄门郎资望相同，那么黄门郎外补亦应为郡守，这一点也已经由前面的统计所证明了。而孝廉郎外补仅为令长，是又明低一等。又如东宫太子庶子、舍人、文学等，也是位望清华的重要起家官位，多为权贵子弟所居。

自魏以降，士人对“起家官”日益重视，它逐渐成了身份高下的重要标志之一。以至于有起家官品，高于所迁官品之事，如袁侃由五品之黄门侍郎迁为六品之尚书郎。但如起家为尚书郎，则觉逊黄门侍郎一等。《三国志·魏书·王弼传》注引《王弼传》：“正始中，黄门侍郎累缺。(何)晏……议用弼。时丁谧与晏争衡，致高邑王黎于曹爽，爽用黎。于是以弼补台郎”，“然弼为人浅而不识物情，初与王黎、荀融善，黎夺其黄门郎，于是恨黎”。而《北堂书钞》卷五八引《傅子》：“王黎为黄门郎，轩轩然乃得志，喧喧然乃自乐。”是由黄门郎转尚书郎则可，如径为台郎，则觉逊“黄散”一筹。

总之，曹魏时王朝选官格局开始发生深刻变动，权贵高门子弟通过一些五六品内侍、郎官、东宫官等直接入仕，由此获得了占有要职优位的优越途径。较之孝廉察举，这种仕途的特点是，第一，凭借父祖官爵权势便可轻易猎得，既无“试职”、“累功”之法，又无经术笺奏之试，亦不须仕郡仕县为“乡部亲民之吏”；第二，入仕起点高，起家便为五六品官僚，而孝廉举前已先仕郡县，举后所拜亦不过八品之郎中；第三，资望清华，升迁便捷，孝廉郎中一般不过补令长，而“黄散”等却可依制“出据州郡”。

那么，这种清官入仕迁转之途的兴起，就必然对察举作为士人入仕正途的旧日地位构成挑战，使之作用和重要性为之下降。而王朝企图以察举之“贡士以经学为先”遏止浮华玄虚之风，从而使本、末、名、实归于一致的努力，当然也就不能成功。同理，曹魏时太学始终不能崇隆，考课在事实上亦无法贯彻。这与“清途”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

清官入仕迁转之途或“清途”，是士族政治的组成部分，是随士族阶层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士族的形成与特征，既然在于“名士”因素与“官族”因素的合一，那么相应的，也必然有同时体现了“以名取人”与“以族取人”的选官途径出现与相适应。“清途”最初是为了优遇名士，不久又为权贵子弟垄断；而我们观察那些由“黄散”等入仕的贵公子们，如何晏、夏侯玄、钟毓、王肃、杜恕等，大抵都是以才华智慧显名于时的名流。

而且，“清途”之所以名之为“清”，这也不是偶然的。在汉代，“清”就已渐成为称述名士群体之独特素质的常用语辞了：其同类称“清流”，其节操称“清节”，其谈辩称“清谈”，其政治批评称“清议”；李膺赞荀淑“清识难尚”；孔融赞杨彪“四世清德”；周兴“清厉之志，闻于州里”；“范滂清裁，犹以利刃齿腐朽”。世入魏晋，名士与官族有合一之势，于是，“清”就既可用以称述名士之品格素质，如阮咸之“清真寡欲”，王导之“识量清远”，王羲之之“清贵有鉴裁”；又可用以赞美士族之门第，如《魏书·咸阳王禧传》：“时王国舍人应取八族及清修之门”，“清修之门”即士族高门。那么，用“清”以区别士族习惯的起家迁转之官位，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又如“清华”，既可指文采，如《晋书·左贵嫔传》：“言及文义，辞对清华”；又可指士族高门，如《南史·到 传》：“此二职，清华所不为”；同时又可指士族依例迁转之官职，如《北齐书·袁聿修传》：“以名家子历任清华”，又前引《初学记》卷十二称黄门侍郎与散骑常侍“并清华，世谓之黄散焉”。“清”这一语辞的作用，同时标示出了士族在文化、门第与仕官上的独特性。

当然，曹魏时期“清途”之类说法尚不普遍；前述那些“清途”诸职，尚未成为权贵高门的垄断之位，只是说他们有更为优越的条件由之入仕，但一些普通士人凭借才学有时也可以厕身其间；也不是说贵公子们必定要由之入仕，其他官职只要品秩不低，他们也乐于由之起家。但自晋以下，“清官”、“清位”、“清职”、“清选”、“清贯”之类词语使用渐多，官位清浊有异、起家方式有别的观念日益发达。原其所始，曹魏时期的上述变化，为其滥觞。

【注释】

(1)关于“浮华”问题以及下面讨论的“名实”问题，陈寅恪、唐长孺先生均已从不同角度有所论述，可参考其相关论述。本书参考了他们的有关讨论，但某些论点不尽相同。

(2)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4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通典·选举三》作“或辟公府”，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