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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ot;波朗、安德烈·纪德抱怨仍旧存在的排版错误。这样，他们就会带着自己最精美的钢笔前去休整出版社里存在的种种陋习，这让普鲁斯特很是满足。相反地，若是有人拜托他付出一丁点儿辛劳时，他能制造出无数的借口回绝，这多少有些让人感到不快。
从某种程度上说，普鲁斯特是受这种信念所驱使的：在众多竞争的出版社之中，找到一家合适的出版社就相当于找到了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庇护所，可以保证他的作品有一个可观的销量。同时，他也为这些出版社做了广告。
他收到伽利玛的一张便条，伽利玛说自己知道普鲁斯特写作的能力。此外，他还知道他在《高卢人报》《费加罗报》《时报》《辩论报》做的广告，甚至在《新法兰西杂志》上也做了广告。但既然普鲁斯特写的东西就在《新法兰西杂志》出版社出版，为什么还要用它来打广告？这就好像一个青少年给自己写情书，并写上捏造的签名。加斯东说，只要普鲁斯特完全不抱怨《新法兰西杂志》不写他，那么《新法兰西杂志》将不会再为他做广告，这件事就这么商定了。还有一件事儿，有人告诉普鲁斯特，很多作家得到的报酬比他多。这些作家有的还是三流作家，比如，这个皮埃尔·昂，在杂志最后一期才能看到这个名字，他却被介绍为“一个新左拉”。普鲁斯特可能也希望自己被介绍为一个“新左拉”？当然不是，但他倒是希望自己被介绍为一个新圣-西蒙或者一个新夏多布里昂53，这样不是很好吗？
加斯东·伽利玛先生为了澄清这一切，打算到阿姆兰大街来看望普鲁斯特。这可是出版社给予他最为体面的尊重。不过，普鲁斯特实在是病得太虚弱了，谁也不接待，就算是加斯东·伽利玛先生本人也不例外。
然而，恰恰就是在同一个月，他却邀请了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共进晚餐，还由亨利·罗沙作陪。那时，罗沙刚从瑞士回来，他不想工作，迟迟赖在家中不肯回到岗位上。不过，与其说是晚餐，倒不如说是消夜，他们是晚上十点在普鲁斯特的床头边吃的。信奉天主教的莫里亚克隔天就给普鲁斯特寄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以感谢他的招待。不过，在他的日记中，他却写下了这些令人难堪的细节：“不干不净的床单”“充斥着家具的异味”“一张犹太人特征的脸上布满十天没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