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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想，如果侵略者进攻我居住的这座城市，全城的人都跑了，那么还有一个人没有跑，那个人就是我。因为我是个小说家。我打开门，承担这一切。记得四十多年前，那时我是边界线上的一名士兵。当敌人的坦克成散兵线向边防线逼近时，我给我的碉堡里准备了22颗火箭弹。我是火箭筒射手，教科书上说，当一个火箭筒射手发射到第22颗火箭弹的时候，他的心脏就会因为这22次剧烈震动而破裂。但是我还是毫不犹豫地为自己准备了22颗。
一个艺术家要有所担当。我们这个东方文明板块已经走了五千年的历史路程，经着风，经着雨，百年积弱。多少仁人志士为中华崛起而奔走呼号，慷慨赴义。今天这个历史时刻，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复兴和振兴的重要时刻。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责任承担属于他的使命。我想，艺术家在这个堪称伟大的时代，他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用他的笔，像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那样记录他的时代，做时代的代言人，在他的身上体现人类的良知和良心。不允许他们躲在象牙塔里，修他的指甲，抹她的口红，对着镜子自怨自艾，发些小情小调。
二十多年前，在黄陵县挂职的时候，我写出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我在书的后记中说，对于刚刚经历过用鲜血和生命写出人类历史上这最悲壮一页的这一代人，必须给予更崇高的东西。我把这本书献给陕北高原。
十年前，在前往西安高新区挂职时，我在欢送大会上发言的题目是：《艺术家，请向伟大的生活本身求救吧！》该文被新华社发为通稿。我在发言中说，世界每一天都在变化，人类一日长于百年。有出息的艺术家，应当到生活本身中去，向创造者学习，描写当代英雄，看一看中国人目前都在想什么，做什么。两年零七个月的挂职结束时，中午开完欢送会，下午我回到家里，开始在家门口公园的长凳上写作《大平原》。我在这本书中，写了一个家族、一个村庄、一群草根百姓的生活。写了在世界工业化、都市化进程中，村庄将不可避免地被取代，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评论家说，这是唱给中华农耕文明的一支赞歌和挽歌。
诚实地讲来，我们的艺术还很弱，各个艺术门类都弱，我们的艺术，尤其是我们的文学，和我们目前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十分地不对称。整个文艺界沉渣泛起，人心不古，崇高被消解，瓦釜雷鸣，这是不正常的。如是者长此以往，我们会得到历史的惩罚和报复的，所以我很赞成北京座谈会上的那一声棒喝。
我的表态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