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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她是在指责我。“是某种突发症状。”没有脉动，没有心跳。我取出一小面镜子探测鼻息，镜面没有雾化。
“她死了，对吗？”
“是的。”我告诉她。
“你给她吃了什么药？”
“不可能是药的原因。那只不过是洋地黄。”
她狐疑地盯着我：“太突然了。一分钟前她看上去还好好的——”
“你自己不也觉得她快死了吗？”我惊讶于自己会用如此抵触的态度回答她的质疑。
弗雷达·安咬着下嘴唇，她有些手足无措。这时，她丈夫上楼了。“贝蒂舅妈死了，”她告诉他，“就像你看到的这样。”
他盯着尸体，一脸阴沉，“这样对大家都好。”
我弯腰凑近贝蒂，想合上她的眼睛。一阵苦杏仁的味道扑鼻而来，错不了的，就是那种味道。过去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一九三三年废除禁酒令的那个夜晚。①我直起身子说：“她的死亡有疑点。你们最好打电话通知蓝思警长。”
①此处指1933年12月5日晚的案件，见密封酒瓶毒杀案件，是山姆·霍桑的第三十二个案件，参见吉林出版集团《不可能犯罪诊断书Ⅲ》。
十三年前我刚到北山镇开设诊所的时候，蓝思警长就成了我的朋友。他很多方面都是个典型的小镇警长，我也乐于在他需要的时候助他一臂之力。不过这次需要帮助的人也许是我自己。
他耐心聆听了我对贝蒂·威利斯之死的描述，然后问道：“你有没有可能给她拿错药了，医生？”
“绝对不可能！我的包里根本就没有氰化物。”
蓝思警长环视这间卧室——褪色的、有水渍的墙纸，家人的肖像，窗台上奋力生长的常春藤末梢。然后他的视线聚焦在床头柜上那个半满的玻璃杯：“这就是她最后喝的水吗？”
我点点头：“必须检查一下，不过我不认为里头有毒。”
“为什么？”
“没有味道。出事后我马上就闻过了。”我一边说，一边从包里取出一个小瓶——那是我用来提取尿样的容器——然后将水杯里的液体倒进去。出于直觉，我还取了一点盛放假牙的水样。
“我们得进行尸检。”警长简直是怀着歉意对我说。
“必须的。”
我们回到楼下的客厅，弗雷达·安和奈特正候在那儿。“你们有什么发现吗？”她问。
“没有，”我回答，“你觉得我们应该发现些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