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三：品位结构中的士阶层 (第4/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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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尺度，这与历史后期科举功名构成了社会身份的情况，形成了明显对比。“大将军”、“将军”被用作辅政者的加衔17，而这与后世用“大学士”作为辅政者的加衔，也构成了明显的对比。汉代“校尉”有时被用作儒者的荣衔18。郎署是王朝选官的枢纽，郎官具有浓厚品位意义，而郎官本是执戟宿卫的士官，这种晋身之阶也是“尚武”的。“允文允武”的古老理想，依然是官僚形象的典范19。
再从“士—吏”线索看，秦帝国“焚书坑儒”，汉帝国也是“以吏治天下”的。文法吏沿行政等级向上伸展，一度弥平了周代品位结构中士大夫与胥吏的鸿沟。秦汉的文法吏没有显示出跟哪个社会阶层有特殊关系，其品位特权比后世少得多。在刚刚登上政治舞台时，文吏还没有马上发展为“官僚阶层”，只是作为“新式吏员”活动着。随汉武帝独尊儒术，“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20。帝国品位结构中由此出现了新的因素。但儒生加入行政官僚队伍之后，相当一段时间中，其迁转被视之如吏，原则上要经郡县吏职、为“乡部亲民之吏”。南朝沈约、宋人刘邠及徐天麟，都敏锐注意到了汉代仕途士、吏无别、不同于后代的重大特点21。冷鹏飞先生的研究显示，西汉之由太学射策入仕者不过寥寥数人，而东汉103名太学生之可考者，无人由太学直接入仕，“这说明东汉时期太学生考试制度虽然存在，但经由考试入仕的太学生是很少的。据文献所示，许多太学生卒业后的出路是‘归为郡吏’。”22小吏亦能由卑而显，士人亦须由吏而显，若以此两点与后世比，则秦汉官僚等级管理上的“士、吏无别”是相对突出的。
然而儒生与文吏并立朝廷，毕竟带来了最初的士、吏之别。这时候的士、吏区别，我们发现其“分类”意义大于“分等”意义。具有品位意义的相关制度安排，是辟召“四科”与察举诸科。这些科目承载着选官资格，而我们已把“资格”列于“品秩五要素”中。在历史后期，科目和学历变成了最重要的品位安排之一。那么它们在帝制初期，是什么情况呢？
首先看“四科”。汉代选官以“四科”取士，“四科”即德行科、明经科、明法科和治剧科23。（“剧”是难治的县，能治理这种县的人才称“治剧”。）丞相任用吏员，或三公征辟掾属，都按“四科”分类任用。丞相府的西曹南閤祭酒、侍中，按规定应该用德行科；议曹、谏大夫、议郎、博士及王国傅、仆射、郎中令等，按规定应该用明经科；侍御史、廷尉正监平、市长丞、符玺郎等，按规定应该用明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