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从爵—秩体制到官品体制：官本位与一元化 (第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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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但爵级和秩级间的紧密整合与对应，却是需要一段时间来调适的。“爵”与“秩”疏离，意味着帝国等级制中身份制因素和官僚制因素，是以一种特殊的样式两存并立的。
进而与魏晋以下相比，汉王朝各种品位安排间的关系，也显杂乱松散，很有点儿“各行其是”的意思，尤其在汉朝前期。比如“宦皇帝者”职类，其赏赐、晋升和管理自成一系；比如“将军”、“校尉”等军职已有了一定的品位意义，但还没演化为军阶，并与秩级形成级级对应的关系；比如秩级只到中二千石为止，中二千石之上另用“上公”、“公”来区分地位；上公、公、上卿、卿、大夫、士既是礼制等级概念，同时又以职位和秩级定公、卿，二法并不完全相互吻合。汉朝的禄秩中有“比秩”，“比秩”的区分职类功能，也可以看成那种松散性的表现。“比秩”表明：文学之职、军吏和“宦皇帝者”最初无俸无秩，其等级管理各是各，与吏员不同；在有了“比秩”之后，这些职类也属“另类”。秦汉品位结构相对松散，是因为刚刚经历了社会政治结构的剧变。剧变中新兴阶层、新兴人群、新兴官职、新兴名号大批崛起，相当一段时间里，新旧阶层、新旧群体、新旧官职、新旧名号之间，呈现出了位置不定、参互错杂的情况。
“吏”是一个新兴群体，来自周代的府史胥徒层次。由于他们富有专业性、又容易驾驭，所以得到了统治者青睐，带着他们的身份标志“禄秩”，在战国逐渐崛起。但府史胥徒本是个无爵的卑微阶层，被压在有爵的贵族的大山下面，“爵”是传统的高贵身份标志。在传统观念之中，若以“爵”为吏，等于是让贵族去当厮役。汉代“爵、秩疏离”，爵级上不配置资格要素，不实行依爵起家的制度，就是很好理解的了。
文学之士盛于战国而衰于秦。在统治者一意寻求富国强兵时，“文学”一度被认为可有可无，是外在于富国强兵的东西。当然统治者也有爱好文学、奖崇学术的，也需要博古知书的顾问。齐有稷下学宫，学人在其中可得到“比大夫”的待遇。士人还可以去做大夫、郎官，或做大臣的舍人、门客，但它们既非吏职，也不是专门的文学之位。秦朝的博士和博士弟子体制，专门化程度高了一些。汉朝的博士、掌故、文学、诸生，已是专门的文学之职了。然而王朝又以侍从之位安排士人。总之，士人之被帝国接纳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帝国体制中文学之官的职类、等级和资格安排，当然也是需要若干时间，才能严密、精致起来的。
“宦皇帝者”有其古老的来源，源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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