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名实”问题与“清途”的兴起 (第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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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书郎,诏曰:得其人与否,在卢生耳。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
事实上,东汉后期人们已开始讨论本、末、名、实问题了。如徐《中论·考伪》:“名者所以名实也。实立而名从之,非名立而实从之也……仲尼之所贵者,名实之名也。贵名乃所以贵实也。”又如王符《潜夫论·务本》:“教训者以道义为本,以巧辩为末;辞语者以信顺为本,以诡丽为末;列士者以孝悌为本,以交游为末;孝悌者以致养为本,以华观为末;人臣者以忠正为本,以媚爱为末。五者守本离末则仁义兴,离本守末则道德崩。慎本略末犹可担,舍本务末则恶矣!”
正如分析汉末“以名取人”之时我们所指出的那样,这一问题源于名士集团的人物评价与帝国文官铨选的冲突。有些论者认为,名实问题的产生,是因为不少名士确实是欺世盗名,名不符实。这一论点未必中肯,反而造成了许多缠夹不清。我们认为,知识分子与行政文官,本来各有其本,各有其末,各有其名,各有其实。知识分子追求论说之“巧辨”,文辞之“诡丽”,行止之“华观”,乃至交游清谈、品题月旦、互相褒贬攻诘,都属“百家争鸣”的正常文化现象,本无可非议;但如果帝国政府之选官决于士林,标准采之月旦,问题就可能由之而生。孔融文采粲然,曹丕叹为“班、扬之俦”;何晏与王弼同为玄学大师,其所开“正始之风”数百年为士林宗仰。从知识文化角度看,他们绝非名实不符。然而曹操斥孔融之“虚名”,明帝斥何晏之“浮华”,其着眼之点原大相径庭。曹魏之名实问题,本是汉末“以名取人”的继续,只不过此时士林领袖已为一群士族名士,他们的特点在于以名士资格强化其特权势位,又以特权势位保障其名士生活而已。
曹魏统治者并非完全否定“名”。曹操自己也曾“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但问题是由“本”得名,还是以“末”得名。郭嘉论袁、曹十胜十败,称袁绍“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曹操则“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曹操所用虽亦多“大族名士”,但他之所取非虚名外饰,而是其功能之实。北海名士王修德能兼备,曹操与书曰:“君澡身浴德,流声本州,忠能成绩,为世美谈,名实相副,过人甚远”,并称叹其“士不妄有名”。可见,仅言曹操打击名士或任用名士,都未免以偏代全。
又曹操曾征求“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但这也不是要蔑弃仁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