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儒生、文吏与“四科” (第6/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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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庄子·渔父》称孔子“既上无君侯有司之势，而下无大臣职事之官，而擅饰礼乐，选人伦，以化齐民，不泰多事乎?”就是说儒生作为知识角色，他们为自己确立的安身立命之处，最终不在于官位的占有和吏务的完成，而是其文化使命和社会理想的践履。所谓“士志于道”、“仕以行义”就含有这个意思。当权势者的行为与其信念相牴牾的时候，他们认为在原则上应选择后者，以荀子之言，叫“从道不从君”。
而文吏只是一种单纯的行政文官，离开了职位与职事，他们就无所归依。后世低级吏胥、吏典称“吏”，“官”、“吏”判然有别。而战国、秦、汉则略有不同，“吏”可为一切有行政职事者之通称。2“吏”与“事”古本一字，古音同在之部。《说文解字》：“吏，治人者也”；杨泉《物理论》：“吏者，理也，所以理万机、平百揆者也”。是治人理事者即为“吏”。大略说来，凡特以“文法”见长而于政府中供职者，则可谓之“文吏”。所谓“文法”指条品簿书法规律令之类。《论衡·程材》：“五曹自有条品，簿书自有故事，勤力玩弄，成为巧吏”；《汉书·薛宣传》：“吏道以法令为师”。“文法”中包含着基本的行政技术——“吏道”。
在先秦，儒家与法家形成了彼此对立的政治思想。儒家崇“王道”，这包括“为政以德”的“德政”思想，教民以德的“教化”任务，以及由精通典籍、恪守德义的“士君子”来治国的“人治”思想。而法家崇“霸道”，把秩序与强权，把一个高度精密可靠的巨大官僚专制政权的有效运作视为至上目标，其所理想的行政人员，正是那种服从权威、奉法行令的文吏。《论衡·程材》：“取儒生者，必轨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优事理乱者也。”不同的政治取向，决定了对不同类型的官员的需求。
秦王朝是典型的法家指导下的“霸道”政治，以文吏为行政骨干，所谓“秦尊法吏”、“狱吏得贵幸”，选官“唯辟田与胜敌而已”，文官多因文法而得选，因劳绩而升迁，其中的学士不过是陪衬而已。那么，具有鲜明“进贤”、“贡士”色彩的贤良、孝廉察举制度，就不大可能兴起于此时。因为王朝所尊贵的，是“优事理乱”的文吏，而不是“轨德立化”的儒生。汉代统治者则已从“秦任刀笔小吏，陵迟至于二世而天下土崩”的前车之鉴中，认识到单纯的文吏政治不可尽赖，遂转崇经术，学人特别是儒生源源不断地进入汉廷。这一转变，便是促成荐举选官之法发生质变的决定因素。
贤良、孝廉之所以殊异于此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