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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使察举制因而成立；但这并不是唯一制约察举选官的因素。汉家政治兼重文吏儒生，选官制度也就将适应于这一情况。
三、“四科”之考析
下面，我们进一步考察汉代察举的分类取人标准。
对汉代察举的基本标准，史家有不尽相同的说法。或强调汉家以孝治天下，选官重德行，选官以孝子廉吏为先。就是汉人自己，也经常地申明着这一观念。今之学人或称，东汉选举是以道德作为标准的，因此宗族乡党的批评，就成了选举最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凭藉；失掉了这个环节，选举就无法进行。诚然，汉代选官之“以德取人”，是其重大特点；但我认为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即使从理论上说，一个管理着几千万人口，处理着兵刑钱谷繁杂政务的庞大帝国政府，也不可能仅仅依靠以德行标准录用的文官来维持运转。即使在东汉，道德评价也决非察举的“唯一凭藉”。
另有一种说法，就是把所谓“四科”看成是汉代察举的标准。在叙述“四科”之时，被引用的一般是《续汉书·百官志》注引之《汉官仪》：
世祖诏，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异、孝廉之吏，务尽实核，选择英俊、贤行、廉洁、平端于县邑，务授试以职。有非其人，临计过署，不便习官事，书疏不端正，不如诏书，有司奏罪名，并正举者。
又《后汉书·和帝纪》注引《汉官仪》记章帝“建初八年十二月己未诏书”，与此内容略同，当为一制之重申。劳榦认为，上述诏书中之“四科”，“当然是指选察孝廉的标准说明”3。安作璋、黄留珠也认为“四科”是汉代察举的基本标准。4
我以为，把“四科”作为汉代孝廉科以至整个察举的标准，这种意见大致说来还是可以成立的；但这是在某种“引申”的意义上来说的。严格地说，上面的世祖光武帝诏书中所言之“四科”，并不是察举的标准，而是为征辟而发的。在运用史料时，首先应弄清史料的本来含义，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所引申与发挥。
上引之“世祖诏”，先叙“四科”，又叙察举，因此确实容易造成“四科”即是察举标准的错觉。但细绎其行文语意却不难发现，所谓“丞相故事，四科取士”，是说西汉丞相之辟召，原以“四科”为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