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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特种人才，以补常科之不足。
晋初之屡诏特举，并非例行公事。《晋书·马隆传》：“泰始中，将兴伐吴之役。下诏曰：吴会未平，宜得猛士以济武功。虽旧有荐举之法，未足以尽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壮勇秀异才力杰出者，皆以名闻，将简其尤异，擢而用之。苟有其人，勿限所取。”晋武帝兴特举，其意正在“以尽殊才”，满足王朝对各种特殊人才之需要。
贤良对策制度，兴于汉代。曹魏明帝之时，于太和四年十二月和青龙元年三月两次诏举贤良，但均未见对策之事。晋武帝则恢复了贤良对策之法。《晋书·阮种传》：“是时西虏内侵，灾眚屡见，百姓饥馑。诏三公、卿尹、常伯、牧守，各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据《晋书》之《阮种传》、《郤诜传》、《挚虞传》等，对策时武帝所问有“王道之本”、“戎蛮猾夏”、“文质因革”、“咎征见作”、“刑政不宣”、“经化之务”、“移风易俗”等等重大问题。据《郤诜传》，武帝策问时有言，“朕获承祖宗之休烈，于兹七载，而入未服训，政道罔述。以古况今，何不相逮之远也?虽明之弗及，犹思与群贤虑之，将何以辨所闻之疑昧，获至论于谠言乎?”这颇能反映晋武帝忧患图治之情，以及对贤良对策的殷切期望。
而且贤良对策之时，一策之后又加再策。《晋书·挚虞传》：“举贤良，与夏侯湛等十七人策为下第，拜中郎。武帝诏曰：‘省诸贤良答策，虽所言殊途，皆明于王义，有益政道。欲详览其对，究观贤士大夫用心。’因诏诸贤良方正直言，会东堂策问。”在《文献通考·选举六》中，马端临加以赞扬说：“按，试贤良而至于再策，始于汉武帝之待仲舒，而晋武之时亦有之，盖于对者数百人之中，特拔之，而且再策之，可见二帝于策士之事，究心如此!后世亦不过付之有司，视以具文耳。”
至于武帝之令内外群官“拔寒素”，惠帝之“诏求廉让冲退、履道寒素者，不计资”，更具有在士族占据要津之时，为寒门士人打通进身之阶的意义了。《晋书·李重传》记“时燕国中正刘沈举霍原为寒素，司徒府不从”，李重称“如诏书之旨，以二品系资，或失廉退之士，故开寒素以明尚德之举”。二品为中正品第，是士族才能得到的上品，在选官中待遇优越。唐长孺解释说，“当时下诏求贤，本来限于二品，如果低于二品者可以由中正以寒素资格提升为二品，始能被举”，“霍原是寒门本非二品”，所以司徒府不从。1说不及二品者可由寒素升为二品，合于史料本意；但说这次“下诏求贤，本来限于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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