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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旺，甚至给人以停滞之感。
下面我们通过统计加以说明。与讨论魏晋南朝的察举规模变迁之时所采用的指数化方法相同，在此我们仍以各代秀孝、明经、进士等岁贡科目得举可考者之数量，除以王朝持续时间及相应“正史”之卷数。《北史》不计，《志》不计。北魏自太武帝神 四年至献文帝末为一段落，史书卷数作30卷计；自孝文帝至北魏末为一段落，史书卷数作50卷计。将此5段之得举数量5例、94例、29例、5例、21例分别代入计算，然后以第一段落为基数1，得出表13—1：
表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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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表可见，北魏自孝文帝以后察举规模有大幅度上升。事实上，北魏所见之秀孝有相当一部分还就直接举于孝文一朝。这当然是汉化政策的直接成效。但自东西魏分裂之后，察举规模遂趋低落。东魏北齐之察举多少尚能维持，这是因为其疆域虽有缩小，但毕竟处于文化昌盛的山东。西魏北周则下降到了最低点。合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计，察举规模也仅仅略过北魏盛时之半。时至隋代，帝国版图已笼括中国，虽其察举规模较北周已有回升，但却仍然有限，不但不能与北魏盛时之秀孝屡出相比，甚至还不如东魏北齐。总之北朝察举自北魏之后即由盛转衰，至隋代虽处于回升之中，但并不迅速。
而且，尽管王朝统治者在察举学校制度上采取了不少积极措施，但其主观上对之犹疑排斥的一面也很明显。《文献通考·选举一》中马端临指出：
隋虽有秀才之科，而上本无求才之意，下亦无能应诏之人，间有一二，则反讶之，且嫉之矣。杨素苛酷俗吏，宜其疾视如此；苏威儒者也，亦复沮抑正藏。士生斯时，何其不幸邪!
他所引述的，是杨素刁难杜正玄及苏威刁难杜正藏之例。《北史·杜正玄传》：
开皇十五年，举秀才，试策高第。曹司以策过左仆射杨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刺史何忽妄举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视。时海内唯正玄一人应秀才，余常贡者，随例铨注讫，正玄独不得进止。
虽然杜正玄后来还是以文采打动了杨素，但初始的刁难之意，灼然可见。又同书《杜正藏传》：
开皇十六年，举秀才。时苏威监选，试拟贾谊《过秦论》及《尚书·汤誓》、《匠人箴》、《连理树赋》、《几赋》、《弓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