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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僚政治的典型形态是“士大夫政治”，即由士人或文人充当官僚。这是传统中国最重大的政治特点之一。秦帝国任用专业文法吏的政治形态，并没有维持很久；在汉代，文吏逐渐被士人排挤，士人占据了政坛的中心。
有人不认为儒生与文吏的区别有多大意义，儒生也好、文吏也好，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1。另一方面，用非专业的士人承担官僚政治，却引起了来自不同文化传统者的重大关注。法国学者白乐日评价说：“中国士大夫……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专门化。”2美国学者赖文逊评价说：“他们的人文修养中的职业意义，就在于它不具有任何专门化的职业意义。”3社会学家韦伯也看到中国缺少专家政治：“士大夫基本上是受过古老文学教育的一个有功名的人；但他丝毫没有受过行政训练。……拥有这样官吏的一个国家和西方国家多少有些两样的。”4
进而人们看到，士人政治与军人政治也大相异趣。利玛窦在中国惊讶地发现，中国是由“哲学家”们统治的，“军队的官兵都对他们十分尊敬并极为恭顺和服从”5。欧洲中世纪有一个骑士阶层，“于是历史被缩减为君主的荣誉与骑士的美德的展示”6；而这与中国的“文士”恰好形成对比，中国历史经常被缩减为皇帝仁爱和士人德才的历史，士人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日本的“武士”阶层以“刀”为“武士之魂”7，“刀”成了民族性格的象征物，武士们5岁开始就学习用刀8；中世的武士教育内容就是习武9。罗素有言：“哲人是与武人大不相同的人物，由于哲人的治理而产生的社会也和武人统治下产生的社会截然不同。中国和日本就是这种对比的实例。”10雷海宗先生称秦汉以后的中国文化是“无兵的文化”11，这曾引起若干学者的共鸣，把它视为“劣根性”和“积弱”的根源12。
春秋战国之际，社会中演生了一个士人阶层，此后他们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包括政治社会的等级安排。本书上编第一章第三节阐述了“品位结构变迁的四线索”，即“贵—贱”、“士—吏”、“文—武”与“胡—汉”。“士”与“吏”、“文”与“武”的问题，都直接与士人阶层相关。“贵”与“贱”、“胡”与“汉”也与士人阶层相关。第一章第四节还提出了“品位结构三层面”的概念。在这个架构中，“士”之身份资格，是同时在“官—官”和“官—民”两个层面被规定的。在“官—官”层面，他们成了“士大夫”，并与军官、胥吏等区分开来；在“官—民”层面，“士为四民之首”，在官民间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