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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同时也是一部充满厚重感的农耕文明的史诗。我这几天在接受几家报纸的采访时说：“在接到老陈去世的消息的那一刻，我的脑子闪电一般，把《白鹿原》和几部当代描写农村题材的小说做了对比，例如：浩然的《艳阳天》、高晓声的《陈焕生上城》，甚至还和被称为文学教父的前辈作家柳青的《创业史》相比，和被称为中国最朴素的小说家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相比，觉得与之相比，《白鹿原》对农村生活的描述，似乎更为深刻和准确一些。”
它不是对农村题材作品图解政策式的描写，也不是颂歌式的描写，更不是田园牧歌、民俗风情式的描写，而是将锐利的笔触深刻地锲入了一个时代，锲入到社会最底层，触到了这个时代的痛处痒处、我们民族的痛处痒处。所以老陈在《白鹿原》的题记里，引用巴尔扎克的话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他的作品是对得起他所引用的这个题记的。
中华文明板块，这一辆吱吱呀呀的破车，行进到今天，已经五千年了，农耕文明是它的主题。关中平原是农耕文明的始祖后稷掘第一锨土，开始种植五谷的地方，所以后稷被称为五谷神。《白鹿原》描写的这块区域，正是农耕文明的行进过程中的一个缩影。把这一块地区的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写出来了，把他们的苦难和斗争写出来了，就把这块土地写出来了。
那个特殊的时代，那个动荡的时代，很难准确描述，《白鹿原》可以说是较好地进入了那个时代，进入了那一群人们的心灵空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那是一段农耕文明的心灵史。
三
1993年5月20日《最后一个匈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作为作者答谢发言，我在会上说：“希望首都的媒体不要只关注高建群，关注《最后一个匈奴》，我们陕西还有位好的小说家，叫陈忠实，他也在写长篇，长篇叫《白鹿原》，不久会出版；还有位好的小说家叫贾平凹，也在写长篇，长篇叫《废都》，也会在年底出版；另外还有京夫、程海等等，也在写长篇，他们都比我写得好。建议你们首都的媒体，在报道这次会议时，把陕军作为一个团队、一个整体来宣传。”第二天的《光明日报》的头版发表了与会记者、散文家韩小蕙女士的《陕军东征》一文，这就是新时期“陕军东征”一场大热闹的由来。
一些年后我偶然见到何启智或是曾镇南，先生回忆说“陕军东征”这句话好像是他说的。上电梯的时候，他对几位北京的陕西籍的评论家说，陕西作家真厉害，整天喊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