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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把高度形式化、非人格化的法律规程作为基础，而文官则仅仅被视为担负特定功能的器件或工具。法家的“法治”就充分体现了社会分化意识，它把孝悌之德、文学之才视为其他社会角色与领域之事；而不同角色、领域与规则的混淆，必将降低行政的理性。但是立足于缺乏分化的传统亲缘乡土社会的儒家“人治”思想，虽然也赞成“举贤”，但其理想的贤人，却更偏重于浑然一体的、不可分割的人格或个性。就德行而言，法家只要求吏员具备职业道德，而儒家则把职业道德、家族伦理、社会公德，全部融会于人格美德中加以阐发；从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直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全都是“君子”人格的密不可分的整体；只有这种“君子”，才能承担教化和德政的任务。在这一思想影响之下，便使得察举制在初始就对德行特别地重视。“孝廉”、“贤良”等等，皆以德行名科。发展到东汉，以“名士”应举便逐渐成了惯例。因为，作为整体的人格是无法以技术性的形式规程加以检验的，那么举主就必须依赖于舆论的评价；而在实际上已为士林所支配的舆论之中，“名士”被认为代表了最高的德行与最为优秀的人格。在这种缺乏规范性、人格化色彩浓厚的察举制度之下，应举者中便充斥着贤人、名士、隐者、孝子、大儒、侠客、义士等各种各样的人物，不仅各色人物的愚贤优劣不易掌握，作奸作伪、任人唯亲等等弊端亦难检防。
相比之下，以招考与投考为中心环节的科举制度，则具有更多的理性与法治意味了。自由报名考试，消除了举主眼界狭窄、识鉴低下等等弊端，至少在应举环节上可以作到“野无遗贤”；而具体的、严格的文化考试，又建立了可以直接检验、明确把握，并且是划一的衡量与录用标准。这种考核限定于几种知识的检验，所以它体现了规范化与非人格化的精神。当然科举时代对士人品行也有要求，但这是通过另一些机制加以保证的，并且，汉代那种以高隐被举如法真，以苦孝被举如姜诗，以“道周性全”被举如黄宪，以狂傲不羁被举如赵壹的情况，在科举考试之中是没有的。科举时代，每每有人攻击科举造成了“士不饰行”1，正是为此。
自然，东汉便已制度化了的“授试以职”即给予求职者以吏职使之由之“便习官事”的方法，也颇有优点。但是，第一，“试职”就要给予官吏候选人以官位、职事、报酬与时间，这种方法的代价显然大于考试。第二，到底允许什么人“试职”，这一环节仍然缺乏有效的考选，而决定于长官个人意志。因此就是现代文官制度，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