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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不可以道里计矣。曹魏以来要求循名责实、崇本抑末者所赞扬的“德”，乃是就“实”就“本”而言的。而名士交游清谈、浮华放诞之行，均被斥为“伤俗败化”。许多讨论汉魏间“德”、“才”问题的论者，未能对“德”深入辨析，其重“德”就是优遇士族一类简单化的说法，使问题复杂化了。
总之，曹魏之时关于本、末、名、实的讨论，是专制皇权、官僚政治与正在兴起的士族名士阶层冲突的反映。《三国志·魏书·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何平叔虚而不治”；《晋书·裴 传》：“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不遵礼法”是就其背离正统道德规范而言，“口谈浮虚”是就其转崇玄学而言，“虚而不治”、“仕不事事”是就其身居高位而不以政务为意而言。所以欲矫时弊而崇本责实者，便不能不在讲求功能的同时，也讲求德行与经术。这三者，都成了“本”、“实”的内容。
二、崇本责实之对策
由上述背景，我们进一步讨论察举制在选官体制中的地位变化。魏明帝深恶“浮华”，命令察举实施“以经学为先”，使郎吏试经及从名儒受经，宣称“今学者有能究极经道，则爵禄荣宠，不期而致”，这些措施的目的，都为了抑黜“浮华不务道本者”。察举制在汉末曾受到了“以名取人”的冲击，但其制度本身却曾经长期而有效地服务于帝国行政。所以王朝希望以整饬察举来保证对官员之德行、经术和功能的要求，以抑止逐末求名者。至于太学之崇立，亦有同样意义。《三国志·魏书·刘靖传》载正始年间刘靖请振兴太学，称“使二千石以上子孙年从十五皆入太学，明制黜陟荣辱之路。其经明行修者，则进之以崇德，荒教废业者，则退之以惩恶”，如此则“浮华交游，不禁自息矣!”又同书《王昶传》记其嘉平中请“崇道笃学，抑绝浮华，使国子入太学而修庠序”。他们都把兴学作为抑止浮华交游的良好办法。
但自东汉左雄改制以来，孝廉已渐成“耆儒甲科之谓”；魏明帝“贡士以经学为先”之诏，更有使试经成为察举之中心环节之势。习经应试需要大量时日与精力；考试一趋严密，对德行与功能的要求不免就难以兼顾了。
为加强对功能的考察，魏廷的对策是严密考课。刘廙在批评选举以毁誉不以治绩后，又建议岁课长吏，《三国志·魏书·刘廙传》注引《刘廙别传》，“课之皆当以事，不得依名”。又同书《卢毓传》，记魏明帝斥“名如画地作饼”，教“选举莫取有名”，卢毓对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