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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遗风”。似乎最初中正定品结状时还能尽其努力征诸“乡论”，体现了“庶人议柄”。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发展中，中正最终是既背离了民间舆论，也未通过“乡论”的官方化而加强了皇权官僚政治；其所分割的选官权威，最终是落入了士族门阀之手。
中正既然已由朝官兼任，那么最终便不可能等同于民间舆论。刘毅《请废九品疏》称：“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议，咸所归服，将以镇异同，一言议，不谓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是“了一州之才”事实上已成为中正官僚之个人权力。傅咸以司徒左长史“会定九品”，自称“处褒贬之任”；潘岳亦称“此职执天下清议，宰割百国”。民间之“清议”，已由朝廷专设之中正们“宰割”了。而在这一朝廷之中，士族门阀已高据要津，权势煊赫。中正多由士族官僚兼任，品第确定最终也只能是以门第权势为归依的。刘毅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卫瓘、段灼所谓“计资定品1，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
汉末之士林舆论，固然也有以非文官规范的评价干预选官的方面，可也有大量“品核公卿、裁量执政”的、有激浊扬清之效的政治评论。如能合理地利用其制约监督作用，那是颇有积极意义的。而晋代之中正则已不同。时人已指出，中正已远离乡里，并不能真正了解本乡士人才行，只能“采誉于台府，纳毁于流言”；同时中正已为官场中人，其品第遂“随世兴衰，不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大抵以势位权衡为转移。所以力斥中正之法的刘毅说它并非“乡老纪行之誉”，而李重又有“贡士任之乡议”之要求，卫瓘又有“使举善任才，各由乡论”之要求。尽管为了维持“乡论”、“清议”形式上的存在，中正不时对士人之礼法末节加以挑剔吹求，可是其“乡论”、“清议”实际已非汉代之旧，所以上述欲废九品官人法者，反而又有崇隆“乡论”的要求。
刘毅《请废九品疏》又指出，中正“品不料能”，“无绩于官，而获高叙，是为抑功实而隆虚名也。上夺天朝考绩之分，下长浮华朋党之士”。中正以含糊不明、暧昧空洞的“上上”至“下下”之“九品”，而不是以确实的功实评定士人，并且“状”也是“徒结白论，以为虚誉”，这就特别地适合于士族名士的口味。干宝《晋纪·总论》记晋时士族浮华之风：“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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