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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其他任何势力，包括世袭身份性势力对皇帝的权力过分的、过久的分夺。因此只要有可能，皇权就要尽力压抑具有浓厚贵族化倾向的士族势力。同时，官僚体制的理性行政规律，也要求排除门阀因素、名士行为对行政的消极影响。那么，无论从维护皇帝专制权威方面看，还是从维护官僚政治与行政方面看，在此都肯定要发生冲突。
曹操与魏文帝曹丕之打击“浮华”，还有消灭政治异端之意义。至于魏明帝与“四聪”、“八达”等为代表的高门名士的矛盾，便已可视为专制皇权、官僚政治与士族名士集团的冲突了。反映在选官思想与选官实施之中，就形成了本、末、名、实的冲突。
所谓本、末、名、实，在当时皆有其具体的特定内容。《三国志·魏书·董昭传》记其太和中“上疏陈末流之弊曰……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合党连群，互相褒叹，以毁訾为罚戮，用党誉为爵赏……”同书《刘廙传》注引《刘廙别传》：“今之所以为黜陟者，近颇以州郡之毁誉，听往来之浮言耳。亦皆得其事实而课其能否也?长吏之所以为佳者，奉法也，忧公也。恤民也……于治虽得计，其声誉未为美；屈而从人，于治虽失计，其声誉必集也。长吏皆知黜陟之在于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又同书《王昶传》载其《戒子书》：“夫孝敬仁义，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人若不笃于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华焉，以成朋党焉。”这亦是有感而发。总之，在他们看来，学问为本，治能为本，孝悌为本。曹魏之时，这类崇本抑末的要求颇为不少，然而浮华之风日炽日盛，有务本之实者多默默无闻，而趋末背实者反而有盛名于时。于是又有循名责实的强烈呼声。
《群书治要》刘廙《政论》：“故王者必正名以督其实，制物以息其非。名岂何以正之哉?曰：行不美则名不得称，称必实所以然，效其所以成，故实无不称于名，名无不当于实也。”又如刘劭《人物志·效难》：“夫名非实，用之不效。故曰：名由□进，而实从事退。中情之人名不副实，用之不有，故名从众退而实从事章。”曹操杀孔融，罪名列有“世人多采其虚名，少于核实”一项，故杀以示儆。又《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书》，魏明帝“即位之后，褒礼大臣，料简功能，真伪不得相贸，务绝浮华谮毁之端”。《明帝纪》记其诏令“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又同书《卢毓传》：“诸葛诞、邓飏等驰名誉，有四聪八达之诮，帝疾之。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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