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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择充举”，已使报名参试在形式上更为开放、自由了；同时，这一制度还标志着察举与学校的进一步结合。《杨秀墓志》：
公仁惠自天，礼仪率性，年逾髫龀，宿外从师……声振东胶，名芳西序……遂得受诏蒲轮，高才入选。应机抗策，皆曰智囊，授任城王皇子国治书。
任城王即高湝，汉代以安车蒲轮征举郡国贤士，故此“受诏蒲轮”指接受州郡察举。可见，杨秀便是自幼入学，并以此得以被征举朝廷参加对策的。
既然无论私学或官学的生徒，最终都是要以经术策试入仕，那么把学校入仕与孝廉试经硬性地分为两途，就实属多此一举。二者的接近与结合，就是大势所趋。汉代孝廉察举兼顾德行、功次、吏能等等，与太学诸生射策，性质有相当大的区别。而至北齐，孝廉之举大致就是一种经术考试，那么孝廉举自郡学，就是很自然的了。
南朝也有从学校中得到察举的事例。如钟嵘，齐永明中为国子生，举本州秀才见《梁书·钟嵘传》；孔琇之，以国子生举孝廉见《南齐书·孔琇之传》；萧恺，以国子生对策高第，州又举秀才见《梁书·萧子显传》。但南朝唯京都学校尚较兴盛，且学校别有明经策试之科，州郡及民间学校则衰落不振。而北齐则“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伏膺无怠，善诱不倦”，其郡学与察举的关系，显然更为直接、密切。
魏齐之学校，未见明经之举；周代则有了“明经”一科。西魏、北周之太学生，我大略考得宇文宪、宇文邕、李昶、宇文孝伯、杨坚、郑译、元谐、王谊、苏夔、杨希尚、柳謇之、张衡、崔仲方、梁彦光、辛公义、唐直十余人，其中有3人明记以“明经”入仕。《隋书·崔仲方传》：“年十五，周太祖见而异之，令与诸子同就学……后以明经为晋公宇文护参军事。”又《唐直墓志》：“君……起家大学生，寻以明经被荐，蒙授越王府记室，仍加内史治都督。”他们二人之“明经”，不知经过策试与否。《隋书·柳謇之传》：“周齐王宪尝遇謇之于途，异而与语，大奇之，因奏入国子。以明经擢第，拜宗师中士。”可证周之学校，确有明经对策之法。除此之外，《隋书·梁毗传》：“毗性刚謇，颇有学涉，周武帝时举明经，累迁布宪下大夫。”传中未言梁毗是否入学，这可能是史传省略，否则周武帝时就还存在着面向学外士子的明经之科。
隋时承袭了明经之举。《隋书·高祖纪》开皇九年夏四月诏：
京邑庠序，爰及州县，生徒受业，升进于朝，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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