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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清官”要求以中正之高品作为资格，而“帝室茂亲”、“贵游子弟”，却大抵才行无可称述却可“悉从高品”，由此步入“清途”。九品中正制与“清途”的配合，成了士族门阀入仕的康庄大道。
可以这样概括，九品中正制是“以名取人”与“以族取人”的结合与制度化。必须指出，九品中正制优遇士族门阀，可是它与任子制、门荫制、恩荫制等等绝不相同。前者形式上中正必须征诸“乡论”、“清议”，考校士人“功德材行所任”，而后者入仕资格的确认则仅仅在于父祖的官位品阶。我们已经指出，可以把“士族”视为名士与官族的合一，他们并不同于汉世金、张、许、史一类世族贵戚。后者纯是权势与亲缘的结合，前者却有鲜明的文化性质。九品中正制恰恰反映了士族的这一特征。我们也已经指出，“清途”也有同样特征。士族所习居之“清官”，大抵是那些侍从顾问、文翰著述性的、需要以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人担任的官职，这“清”原是从文化素质与文化素养上引申而来的。
所以中古之高门名士，每以“才地”、“人门”并称自矜。王珣欲得西镇，“自计才地，并应在己”；王僧达“自负才地，一二年间便望宰相”；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王朝选官，亦核之“才地”、“人门”。吏部郎张绪“以王俭人地兼美，宜转秘书丞”；蔡凝称“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王蕴为吏部郎，“一官缺，求者十辈，蕴连状呈宰录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不得者甘心无怨”。又北齐阳休之“多识故事，谙悉氏族，凡所选用，莫不才地俱允”。“才”言其文化之优越，“地”称其门第之崇高。“才地俱允”、“人门兼美”，遂成选官之通例。中古士族以其独特文化素质强化其家族对官位的垄断，因而其文化的一面，又使选官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一部分“择优”形式；当然这“优”又是根据士族特有的标准来衡量的。
在入仕居官特权有充分保障的情况之下，业已成为知识群体主体的士族名士，遂可在精神文化生活中自由发展。士族名士，大多为士林领袖，其言论风标足以主导一世之士风；在哲学、文学与艺术上，他们也留下了灿烂的遗产。但其由士族政治所保证的精神贵族的生活方式，却严重损害着官僚政治与行政。 “才地”之“才”，所择之“优”，未必是就行政才能而言的。《文选》卷四九注引王隐《晋书》：“论经礼者，谓之俗生；说法理者，名为俗吏。”汉代文吏儒生共同构成行政骨干；而由魏入晋，不仅“说法理”之文吏被视为“俗吏”，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