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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法，有“墨义”法。《新唐书·选举志》：“凡明经，先帖文，然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元和二年……明经停口义，复试墨义十条”。“墨义”即笔答，“口义”即口试。
《陈书·袁宪传》：“宪时年十四，被召为国子正言生……在学一岁，国子博士周弘正谓宪父君正曰：贤子今兹欲策试不?”可知在学一年，即有资格申请考试。又同书《周弘正传》：“十五，召补国子生，仍于国学讲《周易》，诸生传习其义。以季春入学，孟冬应举。学司以其日浅，弗之许焉。博士到洽议曰：周郎年未弱冠，便自讲一经，虽曰诸生，实堪师表，无俟策试。”“应举”是指申请参加策试。周弘正入学不到一年，尚无应举资格，故学司不予批准。亦有在学数年方应策试者。《梁书·王承传》：“七岁通《周易》，选补国子生，年十五射策高第，除秘书郎”；《陈书·萧乾传》：“年九岁，召补国子周易生……十五举明经。”他们大约因为入学年龄太小，须多年学习，方有能力参加策试。
又梁、陈国子生入学后即分经专习。如萧乾、王劢、王质、徐孝克、徐仪为“周易生”；袁宪、张讥为“正言生”“正言”即梁武帝所撰之《孔子正言章句》；刘珏为“礼生”。此外似乎还有“尚书生”。《梁书·江蒨传》：“选为国子生，通《尚书》，举高第。”考试之时，应是依各人所习之专业不同，分别地加以考试。
二、“以文取人”的进一步强化
汉代的察举制度，兼含“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和“以文取人”多种因素，在发展之中，它们也各自获得了不同的制度化形式。在汉代后期，察举之实施还受到了“以名取人”的强烈影响。但自从孝廉、秀才先后实行了射策对策之法以来，考试之环节的分量便一直在不断地加重，“以文取人”的原则在不断地强化。
刘宋时孝廉之举一度较重孝行，但总的说来这不过是一个小小曲折。由宋有《元嘉策孝秀文》、梁有《孝秀对策》一点，可知南朝孝廉之举，似仍以经术策试为中心环节。梁代又别有“纯孝”之举。《梁书·孝行吉翂传》记丹阳尹王志“欲于岁首举充纯孝之选”；同书同卷《刘昙净传》：“会有诏，士姓各举四科，昙净叔父慧斐举以应孝行，高祖用为海宁令”；同书同卷《庾沙弥传》：“族兄都官尚书咏表言其状，应纯孝之举，高祖召见，嘉之，以补歙令”。又《南史·孝义沈崇傃传》：“郡县举至孝，梁武闻，即遣中书舍人慰勉之，乃诏令释服，擢补太子洗马，旌其门闾。”由举主身份各异一点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