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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里她们变成了大毛头、二毛头、三毛头、四毛头。底下还有三个是儿子，最小的儿子是一个下堂妾所生。
孩子多，负担重，郑先生常弄得一屁股的债，他夫人一肚子的心事。可是郑先生究竟是个带点名士派的人，看得开，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居多，因此家里的儿女生之不已，生下来也还是一样的疼。逢着手头活便，不能说郑先生不慷慨，要什麽给买什麽。在鸦片炕上躺着，孩子们一面给搥腿，一面就去掏摸他口袋里的钱；要是不叫拿，她们就捏起拳头一阵乱搥，搥得父亲又是笑，又是叫唤：「嗳哟，嗳哟，打死了，这下子真打死了！」过年的时候他领着头耍钱，做庄推牌九，不把两百元换来的铜子儿输光了不让他歇手。然而玩笑归玩笑，发起脾气来他也是翻脸不认人的。
郑先生是连演四十年的一出闹剧，他夫人则是一出冗长的单调的悲剧。她恨他不负责任；她恨他要生那麽些孩子；她恨他不讲卫生，床前放着痰盂而他偏要将痰吐到拖鞋里。她总是仰着脸摇摇摆摆在屋里走过来，走过去，凄冷地磕着瓜子──一个美丽苍白的、绝望的妇人。
难怪郑夫人灰心，她初嫁过来，家里还富裕些的时候，她也会积下一点私房，可是郑家的财政系统是最使人捉摸不定的东西，不知怎麽一卷就把她那点积蓄给卷得荡然无余。郑夫人毕竟不脱妇人习性，明知是留不住的，也还要继续地积，家事虽是乱麻一般，乘乱里她也捞了点钱，这点钱就给了她无穷的烦恼，因为她丈夫是哄钱用的一等好手。
说不上来郑家是穷还是阔。呼奴使婢的一大家子人，住了一幢洋房，床只有两只，小姐们每晚抱了铺盖到客室里打地铺。客室里稀稀朗朗几件家俱也是借来的，只有一架无线电是自己置的，留声机屉子里有最新的流行唱片。他们不断地吃零食，全家坐了汽车看电影去。孩子蛀了牙齿没钱补，在学校里买不起钢笔头。佣人们因为积欠工资过多，不得不做下去。下人在厨房里开一桌饭，全巷堂的底下人都来分享，八仙桌四周的长板凳上挤满了人。厨子的远房本家上城来的时候，向来是耽搁在郑公馆里。
小姐们穿不起丝质线质的新式衬衫，布褂子又嫌累赘，索性穿一件空心的棉袍夹袍，几个月之后，脱下来塞在箱子里，第二年生了霉，另做新的。丝袜还没上脚已经被别人拖去穿了，重新发现的时候，袜子上的洞比袜子大。不停地嘀嘀咕咕，明争暗斗。在这弱肉强食的情形下，几位姑娘虽然是在锦绣丛中长大的，其实跟捡煤核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