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n entia enim licet d uodammodo levibu squehonfinibus acilius atque incuriosiu s verbis reddere quam entia, verunltamen pio diligentique rerum scriptori plane aliter res se habet：nihil tantum repugnat ne verbis illustretur, at nihil adeo necesse est ante hominum oculos proponere ut certas quasdamres, quas esse neque demonstrari neque probari potest, quaecontra eo ipso, quod pii diligentesque viri iRas quasi ut entiatractant, enti nascendique facultati paululum appropinquant.

ALBERTUS SECUNDUS

tract.de cristaU.spirit.

ed.Clangor et Colloof.lib.I, cap.28.

约瑟·克尼克亲笔译述如下：

……虽然，从某一方面来说，对于浅识之士而言，不存在的事物，比之存在的事物，较为轻易，故而不负责任地形诸语言，但对严谨且有良知的史家而言，情形恰好相反。述说某些事物——其存在既无法举证、又不可推测的东西——固然难之又难，但也有更大的必要。严谨且有良知的人士，以对待存在事物的态度对待不存在的事物，这个事实的本身，就使他们向存在和由无生有的可能性跨进了一步。

我们的意向，是将我们所能搜集得到、与约瑟·克尼克，或如玻璃珠戏档案中所称的珠戏导师约瑟甫斯三世（Ludi Magister JosephusⅢ）相关的少数传记资料，纳入下文之中，以便保存。我们并非不知，这种做法，与当前有关知识生活的法则和习惯似有抵触，或背道而驰。何故？因为，毕竟说来，摒除个人主义，尽量将个人纳入教育专家和学者阶层之中，向来是我们的指导原则之一。就因为这个原则，在我们的悠久传统中，一直受到极为彻底的遵守。以致到了今日，要想求得常在这个组织中以身作则的各种人员的传记与心理资料，这才难上加难，乃至往往完全无法办到。有时候，在许多情况之下，甚至要判定他们的原来姓名为何，亦不可能。这个教会组织，不但抱持隐姓埋名的原则，而且近乎百分之百地达到了这个要求。直到如今，这个事实，仍是我们这个学区的知识生活的主要特色之一。

虽然如此，但假如我们要查出某些与珠戏导师约瑟甫斯三世生平有关的事实，至少是勾出其人的大概轮廓的话，那么，我们相信，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既非出于任何种类的个人崇拜，亦非刻意违背传统的风俗习惯，而是专诚一志地为了服务真理和学术。古人有言，你愈要明白而又合理地去申述一个命题，结果就愈来愈难抗拒一个与它相反的逆叙。对于教育当局和知识生活应当匿名的想法，我们不但支持，而且尊重。不过，我们只要一瞥心灵生活的早期历史，这也就是说，我们只要一览《玻璃珠游戏》的发展历程，就会无可反驳地看出，在其发展的每一个层面上，每一次扩张里，每一种改变中，在其历史的每一个重要环节之中——不论是进步的还是保守的——莫不皆有主持其事之人的明显印记。其人虽然不一定就是其事的唯一的或实际的创作者，但总不失为促成此种变化，使其臻于至善的媒介。

不用说，我们今日对于性格的理解，与此前的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大为不同。对于他们而言，尤其是在偏好传记的作家看来，一个人物的精神，似乎就是其人的偏执性、反常性、独特性，实在说来，往往就是他的病态性。与此相反的是，我们现代人甚至连主要的个性都不提——除非碰到已经超越一切固有和特异性质，达到和光同尘、用超个人的极致之士。关于此点，我们只要深入透视，便可看出古人早已就有这个理想了。例如，古代中国人中的圣人或完人的形象，或苏格拉底伦理学中所定的理想，与我们当今的理想，几乎就没有什么差别可言；又有许多伟大组织，譬如罗马天主教会，在它达到鼎盛的时期，亦曾看出与此相类的原则。实在说来，它的许多尖锋人物，例如圣·汤玛斯·阿奎那（st.Thomas Aauinas），在我们的眼中，就像古代希腊的雕刻一样，所显示的形象，也都是典型的代表，而不是个人的角色。

尽管如此，但早在知识生活改革以前（此种改革始于20世纪初期，因此，我们是它的继承人），那种真正的古代理想，显然就已快要丧失殆尽了。当我们检阅当时的传记，发现作者如何唠唠叨叨地叙述某个人曾有多少兄弟姊妹，或在童年期和青春期，乃至在争取名位和追求爱人方面留下了怎样的心理创痕和疙瘩时，也许要惊异不已。我们现代人对于一位主要人物的病理或其家族史不感兴趣，对于他的精力、他的消化，或其睡眠如何，莫不皆然。纵然是他的心智背景——影响他所偏好的学科、所爱读的书籍，等等发展的事项，对我们亦无特别重要的分量。在我们看来，一个人是否成为一位要人，是否值得特别重视，只看他的天性和他所受的教育，是否能够让他个人近乎百分之百地专注于教会组织的功能，同时又不致丧失那使个人值得吟味的活泼、清新、令人激赏的冲劲。因此，假如个人与组织之间发生了矛盾的情形，我们便将此类矛盾视为考验其人是否具有才干的一种试金石。我们不支持因受欲望和激情的驱使而干违犯法律和秩序之事的叛徒；我们认为，只有为了大体而牺牲自己的人物，才值得我们的敬重和心仪。

后者才是真正的英雄豪杰之士，而就这些足资矜式的楷模而言，对于其人的本身，他的姓名、他的相貌以及他的言谈举止发生兴趣，在我们看来，不但可以容许，而且也是自然的事情。这是因为，我们不将此种最为完善、至为调和的教会组织视为一架由若干一文不值、毫无生气的零件拼凑而成的机器，而是将它视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体，虽然亦由各个部分所构成，却由各有自性和自由的器官加以运作。其中的每一个分子，悉皆参与生命的奇迹。因此，我们就在这种情形之下，着手收集有关玻璃珠戏导师约瑟·克尼克的生平资料，特别是他所写的每一种东西。尤其值得高兴的是，我们已经弄到几篇我们认为值得一读的手稿。

我们对于克尼克其人及其生平所要陈述的一切，不用说，乃是这个组织的许多成员，尤其是玻璃珠戏的球手们，所完全或部分熟知的事情，因为这个原因以及其他一些理由，我们决定，不使本书的对象限于圈内人士，而且要大大扩展，泽及具有同感的读者。

对于为数有限的圈内人士，本书既然不必加以引介，更是不用加以解说。但因我们希望圈内人士亦有机会研究我们这位主角的生平和著述，因而也就碰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在本书前面冠以一篇简短通俗的导言，好让没有准备的读者亦可略知玻璃珠戏的意义与历史。在此我们必须声明的是，这篇导言只以一般的读者为对象，对这个组织本身所要讨论的有关此种游戏的内部问题，无意做任何种类的澄清和说明。要为这个问题做一番客观的说明，尚嫌为时过早。

因此之故，谁也不能指望从我们这里得到有关《玻璃珠游戏》的完整历史和学理。就目前而言，纵使是地位和才能高于我们的作家也无从奉告。这个工作，只好留给后代去做了——假如做这个工作的资料和知识上的先决条件仍未丧失的话。较此更少可能的，是将我们这篇文章视为《玻璃珠游戏》的一种教本；实际说来，这样的东西将不会有人编写。想要学习此种游戏中的游戏规则，唯一的办法是接受一般规定的课程，那得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行；内行之中谁也不可能有兴趣要将这些规则弄到简单易学的程度。

这些规则——此种游戏的记号语言和文法——是一种已有高度发展的秘密语言，系由多种科学和艺术——尤其是数学和音乐（以及/或者音乐学）——聚合而成，故而不但可以表现，同时亦可建立近乎一切学科内容与结论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可知，玻璃珠戏是搬弄我们整个文化内容与价值的一种法式，就像一位画家在伟大的艺术时代在他的调色盘上摆弄色彩一样。人类在其创造时期所得的一切见解、高贵思想，以及艺术作品，乃至由此而起的一切学术研究，皆已简化而成种种不同的概念，进而转化成为知识上的财产——玻璃珠戏好手运用这种集合一切知识价值的总体，就像风琴手运用他的风琴一样。而这架风琴已达到一种几乎难以想象的完美；它的键盘和踏板涵盖整个的知识宇宙；它的音栓之多，几乎无法计算。从理论上来说，这个乐器在此种游戏中可以复制整个宇宙的知识内涵。此等键盘、踏板以及音栓，如今皆已固定。要想改变它们的数目和次序，使其臻于至善，除了理论上或有可能，事实上已经办不到了。大凡增加新的内容，充实这个游戏的语言，都在董事会的最最严格的管制之下。另一方面，在这个固定的组织里面，或者，换句易于想象的话来说，在这个巨琴的繁复结构之中，各个能手可以用到一整个宇宙的可能事象及其组合要件。平均而言，在一千个严格玩出的游戏中，要想找出两个不止是表面相同的游戏，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就算有两个能手碰巧选择两个稍稍相同的题目作为游戏的内容下，这两个游戏也会因为两个能手的性灵、个性、心情，以及造诣有别而出现完全不同的外貌乃至完全不同的历程。

史家要将玻璃珠戏的起源与前例置于历史的哪个时期，毕竟终究是他本人的取舍问题。因为，它跟每一种伟大的意念一样，并没有真正的开始时期；倒是，它是向来就有的东西，至少是它的观念。我们查出，它系以一种隐约的预期和希望显示于若干世代以前。举例言之，我们可在毕达哥拉斯的思想中找到它的线索，而后，到了古代文明的末期，我们又可在希腊诺斯替教的圈子中发现它的踪迹。同样的，我们亦可在古代中国文明中看到它的面目，而后又在阿拉伯摩尔文化的几个顶峰中见到它的足迹；并且，我们还可看到它从史前的小径蹑足前进，走过经院哲学和人文主义，而至17和18世纪的数理学会，并由此继续前进，而至罗马哲学与诺伐利斯的幻视诗篇。这个在我们看来一直在《玻璃珠游戏》中得到具体表现的永恒意念，一直支撑着心灵趋向文科大学理想目标的每一种运动，每一个柏拉图式的学园，每一个知识阶层的联想，严格与自由学科之间的每一种结合，科学与艺术或科学与宗教之间的每一种调和。毫无疑问，哲学家如阿培拉德（中世纪法国哲学家）、莱布尼兹以及黑格尔等人，都曾梦想捕捉集中体系中的知识字宙，将思想与艺术的生命之美与严正科学的神奇表现结合起来。在那个音乐与数学几乎同时达到古典高峰的时代之中，这两种学科之间常有互相接近、彼此交流、相辅相成的情形发生。我们可在两个世纪以前的寇斯的尼古拉斯（Nicholas of cues）的作品中看到大意相同的语句，例如：“心灵不但可以运用它的潜力，以可能的方式衡量每一样东西，而且可以运用绝对的必然性，以统一而又单纯的方式衡量每一样东西，如神所作的一般，并且，它还可运用连结的必然性，衡量与每一样东西的特性相关的一切；最后，它还可以测定潜力的情形，借以衡量与每一样东西的存在相关的一切。而尤甚于此的是，心灵亦可以比较的办法作象征性的衡量，就像它在运用数字和几何图形使它们与其他事物相等时所作的一样。”

附带一提的是，在尼古拉斯的意念中，几乎是暗示玻璃珠戏，或在珠戏中与作为思想游戏出现的某些相似的想象想通的地方，不在少数。我们可在他的著述中找到许多类似的反响。此外，他之以数学自娱，以及他之喜欢并善于运用欧氏几何学的原理与图法作为比喻，借以澄清神学与哲学上的若干概念，与玩玻璃珠戏的心理，似乎亦颇切近。有时候，他那种奇特的拉丁文（他造了许多新字，但其意义，任何拉丁学者都可一望而知）。亦可使我们想到珠戏语言的即兴趣味。

正如本书前面的题词或许业已揭示的一样，亚伯都斯·塞孔道斯，在玻璃珠戏的诸大始祖之中，亦有其应有的地位。并且，我们觉得，尽管无法举证，但我们感到，此种游戏的观念亦曾支配过16、17，以及18世纪那些博学音乐家的心灵，因为他们曾以数学的冥想作为作曲的依凭。在古代的文献中，我们不时读到一些传闻，说是某些精明而又微妙的游戏，系由某些学者、僧侣，或高尚的王公大人构想出来，并尝试着玩过。此等游戏，也许是以下棋的方式进行，但其中的棋子和棋盘，除了具有一般的功用之外，尚有若干秘密的意义存在其间。还有，不用说，每一个人都曾听过各种文明成形时代的寓言和传说：音乐的力量远远超过任何一种单纯的艺术——能够支配人类和国家。这些故事使得音乐成了一种潜在的摄政，乃至成了一种要人民和政府遵守的法典。从中国的远古时代，到希腊的神话时期，我门可以看到人类有在音乐的控制之下过理想的天堂生活的观念。由此可见，玻璃珠戏与此种音乐崇拜结有不解之缘。（“此种歌曲的神秘力量以无穷的转变召引下面此处的我们。”诺瓦利斯如此云。）

虽然，我们如此将玻璃珠戏的观念视为永恒常住的东西，故而认为它在成真很久之前就已存在于那些隐约的激动之中，但它之以吾人今日所知的形式出现，却也有其明确的历史轨迹可寻。下面，我们就试着将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做一个简单的陈述。

此种知识运动（其成果颇多，就中以组织与玻璃珠戏本身的成立为最）的发端，可以溯自文学史家普尼略斯·柴根豪斯（Plinius Ziegenhalss）所指的“副刊时代”（the Age of the Feuilleton），因为它与这个名称一同流传了下来。这类的名称相当漂亮，但也有其危险性：经常诱使吾人对我们所指的那个时代作偏颇不实的观察。事实上，所谓“副刊时代”，并不是没有软化的时代，甚至也不是知识上的贫乏期。不过，假如我们相信柴氏所言不虚的话，那个时代对于与软化有关的东西只有极为模糊的认识而已。或者，换句话说，那个时代还不知道如何在生活与国家体制之间派给文化以适当的地位。坦白说来，对于那个时代我们所知确实很少——尽管它是使得我们今日文化生活不同凡响的近乎每一样东西所由滋生的土壤。

据柴根豪斯说，那是一个十分“粗俗”的时期，几乎为一种肆无忌惮的个人主义所独占。从柴氏的描述中列举一些与它相关的特色。借以烘托当时的气氛，则我们至少可以确信，那些特色并未经过胡乱杜撰、东拉西扯，或夸张瞎说。我们之所以从这位学者求取线索，是因为，直到现在为止，他是认真探究副刊时代的唯一史家。但我们必须记住的是，在阅读下文的时候，对这个遥远时代的错误和野蛮不可嗤之以鼻，否则的话，那不仅是轻率，而且是愚昧之举。

自从中世纪结束之后，欧洲的知识生活似乎一直沿着两条主要路线发展下来。其一是思想解放与信仰自由，摆脱一切权威的支配。实际上，这是理性的斗争，它终于感到，反对罗马教会统治，争取本身独立的时代已经来到了；与此相反的另一个倾向，是悄悄而又积极地寻求一种手段，以理性的本身建立一个崭新而又胜任的权威，以使此种自由获得它的合法地位。我们不妨概括地说，心灵终于赢得了这场往往极为矛盾的战斗，此盖由于这两个目标基本上是互不相容的。这场战争系由无数牺牲而来，值得吗？我们目前的心灵生活结构得到充分发展了吗？能够持续到足够的程度吗？所有这些牺牲，这些痛苦、动乱，以及反常的变态：审判异端，实施火刑，导致科学“英才”发疯或自杀，值得吗？对于我们而言，这是不容置疑的问题。历史已经如实写了下来。不论它是好是坏，不论它的发生要得要不得，不论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它已有了“意义”——所有这些，如今皆已了不相干。总之，为了人类知识“自由”而作的斗争，终于“发生”了，而到了前面所述的“副刊时代”，人们终于得到了极度的知识自由——自由得几乎使他们感到难以忍受。此盖由于，他们虽然完全废除了教会的“守护权”，甚至还部分地摆脱了国家的“保护权”，但他们却未能制定一套他们能够遵守的真正法律——一种新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对于那个时期所发生的知识的堕落、腐败，乃至自欺，柴根豪斯曾经列举了若干令人咋舌的实例。

我们得坦白承认，所谓“副刊时代”，它的作品如何，我们实在无法给它一个确切的描述。它们在每日的报纸上似乎成为一个颇为吃香的部分，销路有数百万份之多，是缺乏软化的读者的精神食粮的主要来源。它们所报道或“闲聊”的知识项目，有一千零一种之多。尤甚于此的是，在它们的作家中，较有才智的人似乎都取笑他们自己的作品。但无论如何，柴根豪斯认为，许多这样的作品，由于非常难以理解，只可视为作者本身的一种自我解嘲。很可能的是，这些粗制滥造的作品里，确实含有一些讽古和自嘲的东西，除非重新找到它们的关键所在，否则无法理解。这些琐屑的制造者，有的是属于报馆的同仁，有的是属于自由投稿者的代书。他们往往享有响亮的“作家”头衔，但其中也有不少似乎属于学者阶层。著名的大学教授，为数很少。

在这些文章之中，比较吃香的题材，是出自著名男女生活或函札的奇闻趣事。它们的标题种种不一，如《尼采与1870年的妇女时装》《作曲家罗塞尼所偏爱的小菜》《巴儿狗在名妓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此等等，皆属其例。另一类比较吃香的文章，是以历史为背景的作品，也是当时富人之间时常谈到的东西，例如《若干世纪以来的造金梦》《理化实验对于气候的影响》，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话题，数以百计。我们如将柴氏所列的标题过目一下，对于当时的人竟以吞食此类闲聊作为日常的精神食粮，自然不免感到讶异，而比这更加使我们感到吃惊的却是，那些颇有名望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作者，居然也曾帮着为这种空洞无聊的庞大消费尽过一分“服务”的心力。说来颇有意思的是，“服务”一词不但是当时流行的习语，同时也被用以指称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

在某些时期，访名人、谈热门话题的文章特别流行。对于此点，柴氏另辟专章。例如，化学名家或钢琴好手，会质询政治方面的问题，而名演员、舞蹈家、体育家、飞行员，乃至诗人，则会情不自禁地谈起光杆生活的利弊或财政危机的可能成因。所有这些作品中的要点，总是将某个名人与某个热门话题扯在一起。柴氏为此举了上百的例子，其中不乏惊人之笔，读者不妨参看。

如前所述，毫无疑问的是，所有这种匆匆造出的产品中，一定混入了不少讽刺之作；那也许是一种有些邪气的讽刺，一种不顾死活的讽刺——对于我们而言，要使我们自己设身处地地站在那些人的立场去看去想；好使我们真正了解他们所知所感的一切，实在很难。不过，可以想见的是，那些似乎颇爱看报的多数读者，必然都曾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领受了这些怪异的东西。如有名画易主、贵重的手稿在拍卖会上售出、古老的宫殿遭到回禄之灾，或有贵族头衔的人士涉及丑闻案中，数以万计的专载，读者马上就可洞悉事实的真相。尤甚于此的是，事出当天，最迟不过次日，他们就会收到一份增刊，以当时的时髦语书刊出有关的奇闻趣事、历史串述、心理分析，以及色情资料。不论巨细，哪怕是鸡毛蒜皮的事情，都会有大量的急就章倾泻而出，而所有这些，不论在性质上、种类上，以及用语上，都带有批发标记的货色，都被不负责任地竞相制造出来。

附带一提，报上经常刊出某些游戏项目，作为专载文章的陪衬。在这些游戏中，读者多扮演积极的角色，运用它们的一些知识饲料。柴根豪斯曾以“纵横字谜”这个奇妙的题目写了一篇长文，将此种现象做了一番描述。成千上万的人——他们大多是工作辛劳而生活艰苦的人——利用余暇，附身在用字母拼成的方格和十字上面，依照某些规则填充其间的空隙。但我们必须小心的是，不但不可只看其荒谬或癫狂的一面，而且要避免采取嘲弄的态度。此盖由于，这些人虽玩这些孩子气的猜谜游戏，但既不是天真无知的孩童，更不是喜欢吃喝玩乐的有闲阶级。相反的，他们不但焦虑地处身于政治的、经济的，以及道德的混乱之中，同时还参与了许多可怖的大战和内战。而他们所玩的这些小小的软化游戏，也并不只是没有意义的孩童稚气而已。他们玩这些游戏，完全出自内心的需要，好让他们能够闭起眼睛，尽可能天真地回避一下未了的现实问题，逃避一下想象世界的逼人凶兆。他们勤恳地学习驾驶汽车，玩玩那些难玩的纸牌，让自己沉浸于纵横字谜之中——因为他们几乎毫无保障地面对死亡、恐惧、痛苦，以及饥饿，不但不再能够得到教会的安慰，即连理智的忠实也没有了用处。这些人由于读了太多的文章，听了太多的讲演，以致没有时间和精神锻炼他们本身，抗御外来的恐惧和怕死的心理；他们一时一刻地挨着过活，对于明天没有任何信念。

因为，此外尚有大量的演讲，也是此种专载文章的一种较为庄重的变体，是故，我们也得在此略加申述。各种专家与知识掮客两者，都以大量的讲演供给那个时代的中产阶级市民（他们仍然依恋着固有文化观念——尽管它早已丧失了以前的意义）。这些讲演不仅具有在特殊场合举行节日演说的性质，而且有一种热烈的交易存在其间，故举行的场次之多，几乎无法理解。那时，一个中等城市的市民或其妻子，每周至少可有一次（大城市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机会出席，听他们为某个讲题——艺术作品、某些诗人、学者、研究人员、环球旅行——提出学理的说明。此类讲演的听众大多抱持纯粹被动的态度，此盖由于，尽管听众与所讲内容之间不无某种关联，但因缺乏某种程度的基本知识、心理准备，以及感受能力，故而大都沉默无言。有些是具有娱乐性的热情或机智讲演，如讲歌德的事迹，便描述他穿着一袭蓝色的大礼服，从一辆驿马车上下来，勾引史特拉斯堡或魏滋拉尔的某个女子；或者大谈阿拉伯的文化。但不论讲些什么，都会有不少时髦的语句，像骰子一样从盘子里面掷将出来，使得每一个听众都感到开心不已——假如能在隐约中听出一两句流行新语的话。人们时常聆听谈论作家的演讲，有时还可看到投影在银幕上的相片，但他们过去从未读过那些作家的作品，将来也无意去读。他们聆听这些演讲，就跟拜读报纸上的专载文章一样，往往得非常吃力地穿过一道由孤立的文化事实和失去意义的知识碎片构成的洪流才行。简而言之，他们已经面临贬低语言价值的边缘——此种情形，首先在某些小圈子里面潜滋暗长，形成那种苦行式的英勇反动，不久之后，开始作显明而又强大的流动，最后终于导入新的自我训练和人智的庄严之中。

我们必须承认，那时的知识生活，曾有许多方面显得生气勃勃而又辉煌壮观。我们现代人将与之俱来的那种不安和虚假解释为一种恐惧的征候——人们在一个显然胜利和成功的纪元完了之后，忽然发现他们所面临的是一片空虚：物质奇缺，民生困乏，成了政治和军事悉皆陷入危机的时期，因而对于知识的本身，对于它的长处和庄严，乃至对于它的存在，愈来愈加怀疑。不过，那个时代尽管充满了灭亡的预兆，但在知识上却也获得了若干良好的成绩，其中，使我们后代感恩不尽的，是一种音乐科学的发端。

然而，尽管我们不难巧妙而又明白地将任何过去的碎片嵌入世界历史的模型之中，但要当代人见出他们自己在这个历史模式之中的地位，却非易事。因此之故，纵使是知识上的雄心和成就在那个时代迅速地衰退了下去，但那时的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却碰到了种种可布的疑惑和一种绝望之感。他们刚刚完全体会到——（自从尼采以后就不时悬在空中的一种发现）我国文化的青春期与创造期已经过去，老年和暮气已经来临。突然之间，每一个人都感到了此点，而不少人则率直地将这种识见表达了出来，于是有人以此来解释那个时代的许多险象：可厌的机械生活、深沉的道德堕落、国际间的信心衰退，以及艺术上的虚假。“衰世之音”已经发出，就如那篇微妙的中国寓言所说的一样；就如风琴上一道轻弹的低音一般，经过数十年的余音缭绕之后，它的震波终于逐渐消退下去；它的悸动可以闻之于中小学校、各种期刊，以及大专院校的腐败之间，乃至可以见之于仍可正视的艺术家和批评家的忧郁和癫狂之中；在各种艺术中，它以缺乏节制又颇泛滥的过度生产大吵大闹。对于这个已经破城而入，且已不再能够逐出的敌人，可以采取种种不同的态度，最好的办法是默默地承认并静静地忍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有些人企图否认它的存在，多亏某些预言文化没落的文学预言家露出了思想上的破绽，因而在他们的论文中寻出了不少弱点。尤其重要的是，凡是对上述预言家提出异议的人，都可在中产阶级之间得到发言权而产生影响力。此盖由于，认为他昨日还引以为豪的那种文化而今已经死去，认为他曾尊重的教育和艺术如今已不被视为真正的教育和真实的艺术，这种主张和论调，在中产阶级看来，简直像突然的通货膨胀和威胁其累积资本的革命一样，使他感到刺耳而难以忍受。

对付普遍灭亡的情绪，另一种可能的办法，是讥诮人生的犬儒主义。人们以跳舞排除忧郁，将挂虑未来视为一种过了时的愚行；人们写作迷人的文章，畅论即将来临的艺术末日、科学末日，以及语言末日。人们在他们用以建立报社的副刊世界中大谈心灵的完全投降，观念的彻底破产，并且故作姿态，以讥诮的镇静或闹饮的狂欢看待一切，以为，不仅是艺术、文化、道德，以及诚实而已，就是整个欧洲乃至“这个世界”，也都趋向毁灭的命运。因此，好人之间流行着一种谦逊的忧郁，而坏人之间则盛传着一种恶性的悲观。实际说来，若要打倒过时的形式，并以政治和战争为手段，重整这个世界和它的道德，必须先使文化的本身变得能够作真正的自我分析而成为一种新的组织才行。

然而，在这数十年的过渡期中，文化并未打盹。倒是，在它的衰落期，以及似由艺术家、大学教授，以及专栏作家带头的投降期中，它却进入了一种高度警觉和自我检讨的层面。这个变化的中介在于少数几个人的良知。就是在副刊时代的旺盛期，随处也曾有过若干个人和小团体，决定继续忠于真正的文化，而不遗余力地为未来保存一份优良的传统、戒行、方法，以及知识的活力。当时的实况如何，已非如今的我们可以得而知之了，但一般而言，为了防御没落而作的自我检讨、反省，以及意识抵抗的历程，大致上似乎分成了两组。学者的文化良知在音乐史的研究与教法之中寻得了栖身之处，此盖由于这个学科当时恰好达到它的顶点，因此，即使是在副刊世界当中，亦有两个著名的养成所，培养一种以细心和周到为特色的模范方法学。尤甚于此的是，好似命运曾对这一小队勇敢的人马有意眷顾一般，竟在这个悲惨无比的时候出现了那个虽属事出偶然，但有神谕效果的光辉奇迹：巴赫的11篇手稿——一直保存在其子佛瑞得曼的手中——再度被发掘了出来。

抗御退化的另一个焦点，是东方旅游联盟。这个联盟的同人开出一门精神而非知识的学科。他们不但提倡孝道，而且敬老尊贤，我们目前的文化生活和玻璃珠戏形式，尤其是静思的要素，可说都是他们之所赐。此外，这些旅游之人尚有另一种贡献，就是重新透视我国文化的性质及其延续的可能，但不是运用学者的分析法，而是依照古代的密法，以他们的本能与远古时代和文化状况作神秘的结合。例如，他们之中有些巡回乐师和行吟诗人，据说可用十足的古法演奏此前若干世纪的音乐。就这样，他们可以准确地演唱1600或1650年的一首乐曲，对于其后的手法、改良，以及名家的成就，就如仍无所知一般。这在大家疯狂地追求那种支配一切音乐演奏的动力学与渐层法之时，在大家讨论指挥的“构思”与执行时几乎把音乐本身忘得一干二净之际，确是一种令人讶异的绝招。当旅游联盟的一个交响乐团最初以另一个时代和世界的天真与纯洁——不加任何渐强和渐弱的技法——公开演出韩德尔以前的一组舞曲时，据说观众之中曾有人表示完全不知所云；但另外一些人，不仅感到耳目为之一新，而且觉得好像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聆赏音乐。在介于布丽嘉登与摩尔比奥之间的一座音乐厅中，有一位团员做了一架巴赫式的风琴，可以说跟音乐大师巴赫所要做的一样完美——假如他有机会和办法去做的话。这架风琴的制造人，为了遵守当时流行于联盟的一项原则而隐藏了自己的姓名，只是采用18世纪时的一位老前辈的姓氏，姑且名之为西尔柏曼。

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当中接近了现代文化观念产生的源头。其中，领袖群伦的一个，是新近的学术科目，音乐历史与音乐美学。另外的一个是不久随之而起的数学方面的突飞猛进。锦上添花的是东方旅游者们的一点智慧的传布，而与音乐的新构想和新诠释密切相关的，则是对于文化的老迈所取的那种勇敢的新态度——沉着和忍从。对于这些问题，不必在此多说，因为这已是人人熟知的事情了。对于文化历程采取的这种新态度，或者，与文化历程保持此种新的从属关系，所产生的一种重大后果，是人们大都停止创造艺术作品。尤其重要的是，知识分子逐渐退避了扰攘的尘世。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实在说来，确是整个发展的高潮或顶点——玻璃珠戏由此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