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话说得非常严正，但他那种低下的语调，加上他那副苍劲的面色，却使他那种过于礼貌的语句产生了一语多义的微妙含意——从真诚恳切到挖苦讽刺，从恭敬谦下到愚弄嘲笑，从热烈参与到滑稽打趣，如此等等，可说应有尽有，就像教廷两位圣人或两位王公大人相见，以不断打躬作揖比赛彼此的礼貌和考验彼此的耐性之时所见的一般。研究过中国语言和生活的约瑟·克尼克，对于这种优越混合着嘲讽和智慧混合着虚礼的作风，颇为熟悉。他不但感到这种调调具有一种无比新鲜的趣味，同时明白到从他上次听到这种语调——玻璃珠戏导师汤玛斯等人对此都极拿手——至今已有相当时日。克尼克以铭感而又愉快的心情接受了神父的这种邀请。

那天晚上，克尼克拜访了这位神父所住的颇为偏僻的居处，那地方位于修道院一个静僻边厢的尽头。他一脚踏入里面的走道，正不知要敲哪一扇门时，忽听一阵钢琴之声传入他的耳鼓，使他颇感意外。那是蒲色尔所作的一支奏鸣曲，演奏得非常朴实，无什么花巧，不仅干净利落，节奏也很完美。这阵纯净的乐音由室内传出门外，它那种打从心底发出的快乐配合着优美甜蜜的三和音响，顿然使克尼克忆起了他在华尔兹尔与他的好友费罗蒙蒂以各种乐器演奏这类作品的时光。他等待着，静静地洗耳恭听着，等待这支奏鸣曲奏完。在寂静而又幽暗的过道中，它显得那样孤高，那样脱俗，那样勇敢，那样纯真，既如童稚，又似长上，就像一切优美的音乐在尚未改变的世间沉默之中所显示的一样。

克尼克敲了门。约可伯斯神父应了一声“进来”，以他那种毫不做作的庄严声调接待约瑟。两支蜡烛仍在那架小小的钢琴旁边燃烧着。“是的，”约可伯斯神父答复克尼克的询问时说道，“我每晚弹琴半小时到一小时。我通常在天黑时停止日间的工作，睡前几个钟头不读书，不写作。”

他俩谈论音乐，谈到蒲色尔，谈到韩德尔，谈到本笃会中的古代音乐传统——在所有一切天主教组织中，该会是最热心此道的一个。克尼克表示想知道该会的一点历史梗概。谈话由此逐渐热络起来，结果触及了上百的问题。这位老神父的历史知识似乎真是出人意料，但他坦白承认，卡斯达里的历史、卡斯达里的观念和组织，还没有引起他的兴趣。他说他几乎还没有研究卡斯达里，但他却又毫不掩饰他对卡斯达里的批评态度，不但将它的“教会组织”视为基督教模式的一种仿效，而且说那根本是一种亵渎的模拟，因为这个卡斯达里教会组织，既无宗教信仰和上帝，又无教堂作为它的基础。克尼克恭恭敬敬地谛听着，但他指出，关于上帝与教堂，除了本笃会和罗马天主教所持的宗教观念之外，不但也有成立的可能，而且还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因此，不论是否定其宗旨的纯净性，还是否认其对于人心所产生的深切影响，都是说不过去的。

“一点不错，”约可伯斯说道，“毫无疑问，在这些当中，你想到了那些新教徒了。他们虽然未能保存宗教和教堂，但有时却显得非常勇敢，同时也出了一些模范人物。我曾用了几年时间去研究他们所作的种种尝试——尝试调和基督教间互相敌视的宗派和教派，尤其是17世纪左右的那些宗派和教派，因为我们发现，那个时期的名流，例如哲学家兼数学家的莱布尼兹和那位怪人新生道夫伯爵等人，都曾努力结合互不相容的兄弟教会。整个18世纪，尽管在批判方面往往显得相当草率和肤浅，却也留下了一部多彩多姿的知识史。我对那个时期的新教徒特别感到兴趣。我发现他们中有一个人——一个很有才气的语言学家，教师兼教育学家——斯华比亚地方的一个虔信派信徒——他的道德影响，单就有明显迹象可求的情况而言，就垂及到他死后的两百余年之久。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暂且不表。且让我们回到真正教会的合法传承和历史任务的问题上面吧……”

“啊，别忙，”约瑟·克尼克插口说道，“请你再谈谈你刚才提到的那位教师。我几乎以为我可以猜到他是谁了。”

“猜猜看。”

“我起初想到的是哈勒市的佛兰凯，但你说他是斯华比亚人，因此，我想那就只有是约翰·亚尔布烈·班吉尔了。”

约可伯斯大笑起来，一个愉快的表情改变了他的面形。“你倒使我大感意外哩，我的朋友，”他大声叫道，“我心里想到的果真是班吉尔哩。你是怎么碰巧知道他的？或者，在你们那个异常的学区中，有人知道这样一类深奥难解而且已被遗忘的事情和姓名，是否正常？假如你拿这个问题去请教我们这个修道院中的所有神父、教师，以及学生——包括前几代的所有神父、教师和学生，我敢保证，没有一个人会知道此人的名字。”

“卡斯达里也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件事情，或许除了我本人和我的两位好友之外，没有一个知道。为了私人的原因，我曾用功研究过18世纪时的虔信派，结果，以班吉尔为首的几位斯华比亚神学家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在我看来，他似乎是青年人的理想教师兼向导。我对此人敬佩得五体投地，甚至还请人将他在一本古书中的肖像翻拍下来，装在相框里供在我的书桌上面。”

约可伯斯神父继续不断地大笑着。“我们的聚会真是吉星高照，”他说，“你我二人在研究途中居然不约而同地碰上这个被人忘得一干二净的人物，真是奇特。尤其奇特的也许是，这个斯华比亚地方的新教派，居然能够同时影响到本笃会的一个僧侣和卡斯达里的一个珠戏能手。顺便一提的是，据我猜想，你们的玻璃珠戏是一种需要丰富想象力的玩意，因此我有些奇怪，像班吉尔那样一个极度严肃的人怎么会引起你的兴趣？”克尼克也高兴得笑了起来。“好啊，”他说，“假如你记得班吉尔曾花数年的时间研究圣·约翰的启示录，并厘定某种体系解释它的预言的话，那你就得承认我们这位朋友与严肃恰好相反哩。”

“那倒不错，”约可伯斯神父愉快地承认道，“那么这种矛盾你怎样解释呢？”

“如果你容许我开个玩笑的话，我得说班吉尔所缺乏的，以及深心渴求的，正是玻璃珠戏。你看，我将他列入我们玻璃珠戏的秘密先驱和祖师了哩。”小心翼翼地，约可伯斯再度一本正经地反斥道：“不论如何，将班吉尔附入你们的系谱里面，在我看来，是一件颇为狂妄的事情。关于此点，你的说辞如何？”

“我说过这只是一个玩笑，但这个玩笑却也可以言之成理。班吉尔，在他仍然相当年轻的时候，在他埋首于伟大的《圣经》研究工作之前，曾对他的朋友谈起他所拟定的一个计划。他说他希望以一个中心观念为主，以匀称和对观的办法，将他那个时代所有一切的知识做一番整理和总结。那正是玻璃珠戏要做的事情。”

“总括说来，”约可伯斯神父申斥道，“整个18世纪都是玩弄这种百科全书式的观念。”

“确是如此，”约瑟同意道，“但班吉尔的意思并不只是并列各科的知识和研究而已。同时还寻出其间的相互关系，求出一种有机的分母。而那正是玻璃珠戏的根本观念之一。实在说来，我愿进一步提出我的论点：假设班吉尔有过跟我们珠戏提出的一样的体系的话，他或许就不致做出那些引人误解的事情，而陷入计算先知数字和宣布反对基督与千年王国的错误了。班吉尔没有找到他所渴求的东西：使他的各种才能导向一个单一目标的输导之道。相反的是，他有与他那种哲学兴好相关的数学天赋，却以此制造了玄学与狂想兼而有之之人的那种怪异的混合——所谓的‘时代的秩序’，使他平白浪费了多年的时光。”

“好在你不是一个历史学家，”约可伯斯神父评述道，“你太容易让你的想象跟着你奔驰放逸了。不过我懂得你的意思。我本人只有在搞我自己这一科时才会卖弄学问。”

这是一次获益匪浅的对谈，不但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同时也建立了一种友谊关系。他们两人，各各在其本身的限域之内运思——在本笃会的或卡斯达里的宗派观念拘束之下设想——居然发现了这位在武敦堡一所修道院中执教的可怜教师，居然发现了这个既温文又硬臭，既幻想又实际的人物，在本笃会的这位学者看来，似乎并不只是一种巧合而已，或者退一步说，至少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巧合。约可伯斯神父由此得了一个结论：其间必有某种东西将他们两个连在一起，因为这个望之不见其形的磁石，对他们两者的影响真是太大了。自从那天晚上以蒲色尔的奏鸣曲展开以后，这个无形的桥梁就已实实在在地出现了。约可伯斯很高兴他与这个已有良好训练但仍然如此柔顺的青年交换了意见；这是他难得遇见的一种乐趣。而克尼克亦已在他与这位历史学家交谊和领受对方教导当中，感到他又在他的觉悟之道——如今被他称为他的生活之道的道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简单地说：他从约可伯斯神父那里学到了历史。他习知了历史研究与历史编纂之间的法则和矛盾。而在以后的几年之间，他又学到了将现在和他自己的生活视为史实的要诀。

他们的谈话往往形成一般的辩论，既有正式的抨击，亦有正规的反驳。在他两人之中，约可伯斯神父首先发难，显出较大的攻击性。他对这个青年的心智认识愈深，就愈为这个有为的青年感到惋惜：不但没有受到宗教教育的熏陶，却受到了一种知识的与美学的思想体系的熏染。每当他发现到克尼克的思维方式有了可以非议的地方，他就将它归罪于“现代”卡斯达里精神及其玄妙难解之处，乃至它的喜欢搬弄那种游戏式的抽象概念。而当克尼克出其不意地以与他自己的想法相近的健全观念和言辞向他袭击时，他就因为他这位朋友的健全天性能够如此坚强地抗御了卡斯达里教育的损害而高兴万分。约瑟非常平静地接受他对卡斯达里所作的批评，只有在这位老学者对他显得似乎有些过分感情用事时，他才加以反击。但在这位好好神父对于卡斯达里所作卑视评述中，却也有着使得约瑟不得不予承认的部分真理存在其间，而在某一点上也在他驻留玛丽费尔斯期间使他有了彻底的改变。这与卡斯达里思想与世界历史的关系有关，关于这一点，约可伯斯神父表示，不论如何解释，都是卡斯达里完全阙如的东西。“你们数学家和玻璃珠戏能手，”他会这么说，“已经依照你们自己的口味蒸馏了一种世界历史，其中，除了观念和艺术的历史之外，别的一无所有。你们的历史既然没有血肉，更缺现实之性。对于第二或第三世纪拉丁句法的式微，你们无所不知，但对亚历山大、凯撒，或耶稣基督，却毫不知情。你们对待世界历史犹如数学家对待数学一般，其中，除了定律和公式之外，一无所有——没有现实，没有善恶，没有时间，没有昨日，没有明天，一无所有——只有一个永远的肤浅的数学上的现在。”

“可是，研究历史而不尝试加以整理，给它秩序，行得通吗？”

“研究历史当然要加以整理了，”约可伯斯大声吼道，“别的不说，每一种科学，莫不皆是一种整理和简化的方法，以使心智无法消化的东西能够消化。我们以为认识几条历史法则，便可拿来做史实的研究工作。假设一位解剖学家解剖一具尸体，他不会碰到完全使他感到意外的发现，而是，他在表皮的下面发现到一块一块的组织、肌肉、筋腱，以及骨骼，大体上与他用以工作的图式一致。但是，假如这位解剖学者只见他的图式，而无视其解剖对象特有的个别真相的话，那他便是一个卡斯达里人了，一个玩玻璃珠戏的人了；他便是将数学用到最不当用的对象上面了。我不反对这样的历史学者将他对于吾人心灵力量所怀的那种动人的童稚信心用到他的研究工作上，也不反对他以我们的研究方法整理历史的真相，但是，最最不可忽略的一个要件是：他必须尊重那不可以理解的真理、实相，以及各种事象的独特之处。我的朋友，研究历史并不是可以闹着玩儿的事情，更不是不负责任的游戏。一个人要研究历史，首先必须知道的是，他要尝试去做的工作，乃是根本无法办到，但因非常重要而不得不做的事情。所谓研究历史，意思是面对一团乱麻，而对秩序和意义却抱持信心。年轻人，这是一种非常严肃的工作，也许算得是一种悲剧性的任务。”

约可伯斯神父所说的这一类话，除了克尼克当时在写给朋友的信中直接引用的那些之外，尚有如下的一段滔滔讲词：

“对于青年人而言，伟大人物好似世界历史蛋糕里面的葡萄干。不用说，他们也是此种蛋糕的实质材料的一部分，因此，要想把真正伟人与拟态伟人分离开来，也就不像人们所想的那么简单、容易了。就以后者而言，使他们得以藐视真正伟人的地方，是历史关头的本身和他们能够预见历史时刻的来临并加以掌握的本领。不少历史学家和传记家——记者之流更不必说了，都将他们可以预卜和把握某个历史时刻（亦即暂时成功）的能力本身视为伟大人物的一种标记。一名能在一夜之间变成独裁执政者的小小班长，或者，一名能够一度控制某个世界统治者的情绪的妓女，都是这类历史学家偏爱的角色。另一方面，心怀理想的青年，则喜欢悲剧性的失败者、烈士、殉道者，出场稍早或略迟一步的人。就我而言，因为，毕竟说来，由于我主要是我们本笃会的一个历史学家，因此，我觉得最能引我入胜的、最能使我惊奇的，以及最为值得研究的历史方面，既不是某些个别的人物，也不是某些人的揭竿而起，得到胜利或者败落衰亡；而是，我所喜爱，并且使我产生永不餍足的好奇心理的，乃是像我们的圣会这一类的现象。因为它是长住的组织之一，其宗旨在于凝聚、教育，以及改造人类的心地和灵魂，使他们成为一种贵族——既非用优生之学，亦非用血腥手段，而是以人类性灵——一种既能统治又能服务的贵族。拜读希腊的历史，使我难以释手的，既非光辉荣耀的英雄豪杰，亦非在亚戈拉城狂呼猛喝的议士，而是某些社团，例如毕达哥拉斯兄弟会或柏拉图学园，所做的努力。在中国的历史中，一个无与伦比的特色，是儒家一系的历久不衰。而在我们西方的历史中，基督教堂以及作为其结构一部分而存在的教会组织，在我看来，可说是最为重要的历史要素。一个冒险家千方百计地征服或建立一个垂二十年、五十年，乃至达到百年之久的王国；或者，一个登上国王或皇帝宝座的善意理想主义者，一度以更大的诚实推行全国的政治或尝试推行某种长远的文化计划而抵于成；或者，一个国家或其他团体，能在重大的压力之下获得了不可思议的成就或承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艰苦——所有这些事实，对我而言，都远不如为了建立像我们这个教会一样的组织而不息在做的那些努力来得有趣，而在这些努力当中，有的已经持续了一千或两千年之久。至于神圣教堂的本身，我不拟置喙；因为，对于信徒而言，那是超越讨论范围的事情。但可一述的是，像本笃会、道明会，以及后来的耶稣会等类社团，都已生存了若干世纪之久，尽管兴兴衰衰，屡遭攻击，时时适应改进，但总算保住了它们固有的面貌和声音，以及它们的姿态和个别的灵魂——在我看来，这才是最为突出、最可赞叹的历史现象。”

克尼克对约可伯斯神父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对他所作的一连串不平之鸣都很欣赏。但直到那时为止，他对约可伯斯神父究系何许人这个问题，仍然毫无所知。他只将他视为一位学养深厚的学者，而不知这个人正在有意识地参与世界历史的工作，更不知这个人正以其教会组织带头政治家的身份在左右历史的造型。身为政治历史专家兼当代政治学老手的约可伯斯神父，不时有人从许多方面来向他寻求消息，乞求忠言，乃至请求调停。一连持续了两年左右的时间，直到他的第一次休假时间来临，克尼克仍然把约可伯斯神父看作一个纯粹的学者，对于其人的生平、活动、声誉，以及影响，只知这位僧侣小心透露的部分。这位饱学的神父深谙藏身之道，即在友谊方面亦然；而他的院中兄弟亦皆如此，莫不皆比约瑟所想的更加善于隐藏得多。

事隔大约两年之后，克尼克已像任何贵宾和外人所能做到的一样，完全适应了这座修道院中的生活。他不时协助那位风琴师，以使该院小型圣歌合唱队原有的一线悠久而又伟大的传统得以延续下去。他在该院音乐档案中得到了几件发现，抄了几件副本寄给华尔兹尔，尤其是蒙特坡。他训练了一小班玻璃珠戏新手，其中最用功的一个学生是年轻的安东。他没有教嘉华修斯院长学习中文，但总算将操持蓍草的特殊技巧和默思卦辞的改良方法传给他了。这位院长既已习惯了他的性格，也就不再勉强他这位嘉宾来上一杯老酒了。这位院长每年寄两份报告给玻璃珠戏导师，是应公务上的需要，考核约瑟·克尼克的工作情形，其中尽是赞美之词。卡斯达里方面，审查克尼克的珠戏课程计划和成绩，甚至比看这些报告还要仔细；此种教学程度虽是差强人意，但当局者对于这位教师为了配合该院的程度、习惯，以及精神而采取的适应办法，大体上尚称满意。使他们喜出望外的是，他与那位著名的约可伯斯神父有了频繁而又友好的交往——虽然，对于此点，他们只是心照不宣，暗自欢喜而已。

这种友好的交往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果实，因此，我们也许不妨在此略叙数言，纵使是稍稍泄露故事的情节，也还值得；或许，无论如何，我们只是说说克尼克最为珍惜的那个成果也行。这个果实成熟得非常之慢，就如被种在肥沃低地的高山树种一样，一直作着小心而又谨慎的生长；这些移居肥沃土壤和温和气候之中的种子，带着祖先的遗传性质一直作着自制而又疑惑的成长；这种缓慢的生长速度为它们的遗传性质所特有。这个惯于小心避免受到种种可能影响的世故老人，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让他这个年轻的朋友、正好与他相反的同道将卡斯达里的精神要素向他传来，因而在这里勉为其难地逐步生根。但无论如何，它总算萌芽了；克尼克在该院多年所经验到的各种事物中，对他而言，最为美好，最为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位世故老者的信赖和开放，起先似乎难以发端，但终于在迟疑不决的情形下勉为其难地慢慢增长了起来，这位老者不但对他这位年轻的羡慕者慢慢地有了同情心，甚至还对其人心中的卡斯达里精神慢慢有了共鸣之情。这个看来似乎不比门生、听众，以及学徒好到哪里的年轻人，终于一步一步地将当初只是讽刺，且往往谩骂“卡斯达里”和玻璃珠戏的约可伯斯神父带进先是容忍，终而至于恭敬接纳这另一种心地法门，这另一种教会组织，这另一种尝试——尝试创造另一种精神贵族的境地。自此以后，约可伯斯神父不再苛求这个教会组织的年轻稚嫩——尽管比之成立才不过两个世纪的卡斯达里，本笃会要长1500岁的年纪。他不但不再将玻璃珠戏视为一种纯粹的美学时尚，而且也不再排除这两个年纪如此悬殊的教会组织之间或有亲善和结盟的可能。

克尼克将他赢得约可伯斯神父的部分信赖视为他个人的一种赏心乐事。他仍然不知道卡斯达里当局将这件事视为他被派往玛丽费尔斯工作成绩中最高的功勋。他不时徒然自问：他派到这个修道院来的真正目的究系是什么？虽然，当初那似乎是被他的竞争者们嫉羡的一种破例擢升，然而，那不也是一种可耻的遣退而被打入冷宫之中？如果说是学习，任何地方都可学到东西，这里又有何不可？另一方面，从卡斯达里的观点看来，这所修道院，既非学习园地，又无学者模范——只有约可伯斯神父是个例外。同时，他还暗自寻问：他孤陋寡闻，只和这些玩玩的半票选手在一起，是否影响到了他的珠戏能力？他是否正在退化之中？他也无法说个明白。然而，尽管他显得如此疑惑不决，但他那原来就已缺乏的耐心和他那已经晋级的amorfati（命运之爱，对于命运的默受），倒使他受益匪浅。大体而言，作为一个宾客，兼任一名无关重要的教师，生活在这个安逸的古老修道院中，比离开华尔兹尔之前几个月处身于那群野心人士之中，更能投合他的脾性。如果命运有意永远将他弃置在这个小小的边远地区的话，他在这里当然会尝试改变他的某些生活层面——例如，设法弄一个朋友来到此地，或者，至少每年弄一个较长的假期到卡斯达里走走——除此之外，其余的一切也就不难满足了。

阅览这部传记速写的读者，也许会期待我们描述克尼克在修道院所得生活体验的另一面，亦即宗教生活的一面。但我们只敢作某些试探性的提示。不用说，克尼克在修道院期间必然曾对宗教——亦即那里日常修行的基督教——有过深切的体认。实际说来，从他以后的言行与举止看来，显而易见，他确曾有过此种遭际。但他曾否信奉基督教及其信奉的程度如何，则是我们不得不置而不答的一个问题；这些方面与我们的研究具有密切的关系，除了尊重卡斯达里广泛培植的种种宗教信仰之外，克尼克还有一种内在的敬意，而这种内在的敬意，我们如果称之为虔诚的信念，也不会错到哪里。尤甚于此的是，他在学校求学时代，特别是在研究教堂音乐时期，就在古代基督教义方面得了良好的教益。更甚于此的是，他对圣礼的意义与弥撒的祭仪也都了如指掌了。

他在本笃会修士之间发现了一种活的宗教，使他感到颇为惊讶而又肃然起敬；在此之前，他对这种宗教只在理论和历史方面略有所知。他曾参加多次的礼拜仪式，而在他熟读约可伯斯神父的若干著述并与他作过一些恳切的交谈之后，他终于完全明白这个基督教是一种多么令人讶异的宗教——在若干世纪的生活历程之中，它曾有多次因为变得过时而不再时髦，曾有多次因为显得陈旧而失却活力，但每次又因接上它的生命源头而得到新生，而将那些曾因一度时髦而占便宜的层面置之脑后。对于常在交谈中在他心中出现的那个观念：卡斯达里文化或许只是西式基督教文化的一个世俗化的暂时支流，终有一天会被生出它的父母吸收回去，他并没有认真地加以抗拒。某次，他对约可伯斯神父表示，纵然如此，他约瑟·克尼克本身的立场，仍然站在卡斯达里的一边，而不是倒向本笃会的一面；他必须为前者而非后者服务，才能证明他不失立场。他的任务是为他是其中一分子的那个系统工作，而不问它是否可以永垂不朽，乃至可否有一个长寿人的寿命，他都不管。他说他只能将改宗视为一种颇不体面的逃避勾当。同样的，他俩都很敬重的约翰·亚尔布烈·班吉尔，在世时也曾为一个渺小而又短命的宗派服务，也没有疏忽他对那个永恒者必须要尽的义务。所谓虔诚，亦即赤心服务且忠实到不怕牺牲个人生命的敬信，乃是有关个人成长的每一个信念和每一个阶段所不可缺少的要件；这样的服务和忠诚乃是衡量虔诚的唯一有效尺度。

克尼克在与本笃会的神父们相处大约两年之后，忽有一位不速之客来访这座修道院，并且小心翼翼地避免与他碰面，甚至连通常的引介都省掉了。他对这些处置办法发生了好奇心理；他一连用了几天的时间观察这位贵宾的来访；他作过种种不同的思索之后，终于相信这个陌生人的宗教习惯实是一种伪装。这个不知名的客人不但经常与院长和约可伯斯神父在关起的门后举行冗长的会谈，并且不时收到和发出紧急的信息。截至目前，由于克尼克至少已经风闻到该院的政治关系相传承，故而猜测这位贵宾若非一位地位颇高的政治家，就是便装巡行的君主之类。他在如此思索时，忽然想起前几日也曾有一些贵客来访，在他看来，似乎也有相同的神秘感或重要性。这时他忆起了卡斯达里的“警察”头子，同时也是他的良师益友的杜布瓦，同时也记起了他曾请自己留意该院的此类事件。虽然，他对打这样的报告既无兴趣又无感应，却也因为一直未曾写信给这位好好先生而感到有些歉疚。毫无疑问，杜布瓦对他必然感到失望了。因此他写了一封长函，尝试解释他之所以保持缄默的因由，同时，为了使得此信有些实质而不致显得空洞起见，也就将他与约可伯斯神父交往的情形略述数言。至于卡斯达里方面会有多少要人以及怎样细心拜读这封长函，他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