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对于这个教学区域的兴趣，对于它的教育设施，尤其是对于玻璃珠戏所寄予的欣赏之情，像卡斯达里人对于全国人民的生活和命运所寄予的同情之心，也都在不断的低落之中。克尼克早就体会到，此种彼此缺乏兴趣的悲剧，咎在双方，而使他感到悲哀的是，他身在珠戏学园担任珠戏导师，所面对的完全是卡斯达里人和珠戏专家。因此之故，他才愈来愈勤于初级的课程，愈来愈想接近幼年的学生——因为，他们的年纪愈小，与整个生活和外界的关系也愈密切，所受的压制、训练，以及殊化的程度也就愈少。他对世间、对人民、对那种无思无虑的生活，时常感到一种狂热的向往之情——认为这样的生趣仍然存在于他所不知的那个世界之中。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不时为此种向往之情，此种空虚之感所动，而渴望生活在比这远为清净的空气之中。对于这个问题，教育委员会亦颇熟悉，至少它也不时寻求解决的办法，譬如加强体操和游戏，推行各种手艺和园艺的实验，如此等等。假如我们的观察没错的话，教会组织董事会最近有了一种倾向，放弃某些过于精细的专业课目，借以强化静坐的练习。纵然不是命运的怀疑者或先知，纵然不是教会的叛离分子，也可以承认克尼克的看法是对的，因为他在距今很久之前就已看出：我们这个复杂而又敏感的共和国器官，已经成了一种老迈的组织，已有不少方面亟需更新了。

如前所述，我们发现，就任导师之职后第二年，他曾恢复历史研究的工作。除了探索卡斯达里的历史外，他曾利用不少余暇拜读约可伯斯神父所写与本笃会史有关的各种篇章和专论。并且，他不但找机会抒发他对某些历史问题的看法，而且在与杜布瓦先生和科柏汉的一位语言学家（此人身为教育委员会秘书，故能经常与会）交谈的时候再度引发他对历史的兴趣。对他而言，这种交谈不但是一种赏心乐事，同时也是一种令人鼓舞的休闲活动，因为在他日常所见的同事之间，就是缺乏此种机会。实在说来，在这些同事之中，一个漠视历史问题的具体人物，就是他的朋友佛瑞滋其人。我们在许多资料里面发现一纸谈话笔记，德古拉略斯在这次谈话中硬是主张：历史完全不是卡斯达里人宜于研究的科目。

“当然，谈到历史诠释，谈到历史哲学，人们不妨出之以机智的、谐趣的，甚至情绪的语气——只要有其必要，”他如此宣称，“谈论历史哲学，跟谈其他哲学一样，其中自有不少趣味，因此，如果有人愿意以此自娱，我自然没有理由反对。不过，这种玩意的本身，这种娱乐的话题——历史，是一种既陈旧又不祥、既可怖又沉闷的游戏。我真不懂，何以有人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它上面。它的唯一内容，只是人类的自大和权力的斗争。从事此种争斗的人，总会高估它的身价，总会歌颂他们本身的那种事业——但他们所追求的，只是那种残暴的、兽性的、物质的权力——不是卡斯达里人心中所想的一种东西，纵然想到，也不会将它看在眼里。世间的历史，只不过是一连串弱肉强食的枯燥记述而已。将真实的历史，亦即没有时间性的心灵历史，与这种老朽的、愚蠢的权力斗争，与在光天化日之下争一席之地的爬藤相提并论，这种事情的本身，就已背叛了这种活生生的精神，更别说是将两者扯在一起，企图以此释彼了。这使我想到一个在19或20世纪相当流行的一个宗派，因为它的成员真的相信：古代人民所以奉献牺牲、崇拜神祇、建立神殿，以及传播神话，乃至做其他种种愉快的事情，显然都是由于食物或工作不足或过多的关系，显然都是由于工资和粮价不太平衡的结果。换句话说，他们相信，艺术与宗教只是一些表面的装饰而已，所谓高居人类之上的那种观念，所关注的问题，亦只是饥饿和饮食罢了。”

克尼克耐着性子听他滔滔不绝把这一席话讲完，然后谨慎地问道：“思想、文化，以及艺术的历史，与其他的历史之间，难道也没有某种关系么？”

“绝无关系，”他的朋友叫道，“那正是我要否定的一点。世间的历史，只是与时代所作的一种竞走，只是为了求利，为了抓权，为了掠夺财宝而做的一种打劫。凡是手握实力、好运当头，或当利不让的人，都不会错过他的机会。思想、文化，以及艺术的造诣，与此正好相反。它们总是摆脱时间的奴役，从人类的本能粪坑和懒散泥淖挣脱出来，登上一个更高的层次，进入恒常不变，不受时间束缚的神圣境地。它们是完全非历史的，反历史的。”对于这个论题，克尼克让德古拉略斯继续了一会儿，对他的夸张之词以一笑置之，而后平静地以如下的评述为这次对话做了一个结语：“你的爱好文化和心灵产物，对你是一种颇为光彩的事情。但要晓得，文化的创造并不是如某些人所想的那样可由我们充分参与的事情。柏拉图的对话录，或以萨克的合唱曲——所有一切我们称之为心灵产物、艺术作品，或具象精神的东西——都是为了追求净化和解脱而作的一种奋斗结果。借用你的话说，它们都是摆脱时间的奴役，进入自在永恒之境的东西，而在绝大多数的情形之下——此类作品里面的上乘之作，都是洗尽铅华，淘尽烦恼渣滓的纯精上品。我们能有此类作品，是非常幸运的事，不用说，我们卡斯达里人几乎完全为它们而活；我们所剩的唯一创造工作，就在保存它们。我们永恒活在这些作品具体表现的那种超越时空和冲突的境界里面，而对这些作品，若非为了它们，我们就一无所知。而我们更上一层楼，进入纯粹心灵的或纯粹抽象的境界——假如你喜欢这么说的话：在我们的玻璃珠戏中，我们将圣哲和艺术家们的那些作品分解成为它们的组成要素，从它们里面求出组合的规则和模式，而后搬弄这些抽象概念，就像搬弄积木一般。当然，这一切都是很好的；否则的话，就不会有人争论了。但要晓得，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一辈子完全呼吸和吃喝抽象概念而不做别的。历史对于华尔兹尔的教师感到值得一试的事情具有重大的支配力：它可以处理现实问题。抽象符号是很美的东西，但我认为，生而为人，也得呼吸空气，也得吃些东西才行。”

克尼克经常抽空去看衰老的前任音乐导师。这位可敬的老人，尽管体力日渐衰退，并且久已丧失言语的习惯，但精神却一直保持澄明安静的状态。他并没有生病，而他的死亡也只是一种渐进的精神化，一种肉体物质和功能上的逐渐消减，因此，他的生命力也就逐渐向他的两眼和他那副虽在消瘦但仍有光彩的面部集中。在蒙特坡大部分居民的眼中，这已是大家熟知、敬重的景象。只有克尼克、费罗蒙蒂，以及年轻的彼特洛斯少数几个人，有幸沐浴于这种落日余晖和逐渐淡化的纯洁无私的生命慈光之中。他们这几个人，首先调适心情，然后步入老人坐着的小室，如此便顺利地走进灵魂脱离肉身的这种柔和光辉之中，随着老人静静地趋向完美之境。他们就在此种极乐的时刻逗留于这个灵魂的透明氛围里面，犹如处身于一种无形的辐射之间，谛听那种脱俗的神秘音乐，而后带着清净的心情和充足的精神恢复日常的生活，就像从一座高山的绝顶上面返回一般。

一天，克尼克收到他的讣闻。他匆匆赶到蒙特坡，看到老人躺在床上，据说是安然而逝，瘦小的面孔皱成了一幅沉默的古字和奇异的花纹，成了一幅虽不再可读，但仍传达微笑和极乐的魔术图案。克尼克接在现任音乐导师和费罗蒙蒂后面发表致哀之词，他既没有歌颂这位已有所晤的音乐圣哲，也没有表彰这位师表的伟大之处，更没有以他是卡斯达里最高统治阶层的最老成员而赞扬他的仁慈和智慧。他只说到这位老人垂暮和逝世的从容之情，只是谈谈这位老人精神的不朽之美，因为这些都曾透过他本人传达给与他老人家共享最后时光的朋友。

我们从克尼克的几份供述中得知，他本想为这位前任导师写传，但因公务缠身，使他无暇顾及此事。他已习于克制自己的私欲了。其次，他曾对他的一名教师表示：“可惜，你们学生犹未完全明白你们的生活是多么快乐和富裕。不过，我做学生时也没什么两样。我们研究、工作，不浪费太多时间，以为这样就可以自称勤学、用功——但我们几乎不晓得我们能够做到的一切，不知道利用我们的自由所能办到的一切。而后，我们突然接到教阶组织的征召，上级需要我们了，要派给我们一个教职、一个任务、一个岗位，从此升了一级，没想到自身陷入了公务的罗网，愈想活动，困得愈紧。虽然，所有这些工作的本身，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一桩桩、一件件，都得在适当的时候完成，而每天的工作却又多于办公的时间。那也只好接受了；我们不想与众不同，但是，假如我们想到，在教室、档案室、秘书处、医务所、会议室，以及公差之间——只要我们想到我们曾经拥有和已经错失的自由——自选工作的自由、随意研究的自由，我们不但会非常渴望那些日子，而且会作如是想：我们若能再有那样的自由，一定要充分享受它的乐趣，充分发挥它的潜力。”

克尼克有一种突出的禀赋，可以使他的学生和职员各展其长，以为教会服务。他为各种任务和各种职位遴选人才，特别细心。他为部下所作的报告，显示他的判断十分深切，尤其是对性格的观察，特别敏锐。其他的官员时常向他请教如何处理性格上的问题。譬如前任音乐导师的那位最后得意门生彼特洛斯，即是一例。这个青年人是个典型的安静热狂者，伺候前任导师时扮演伴侣、护士，兼信徒的角色，扮得非常之好。但当前任导师辞世而他所扮的这个角色自然终止之后，他却陷入了一种忧郁症的境地。当然，这不但可以谅解，亦可稍予容忍。但不久之后，他这个毛病变得愈来愈糟，以致引起了蒙特坡现任音乐导师鲁德威格的严重关切。因为他赖着要继续留在已故导师临终时所住的茅舍之中。他守护着那个茅屋，小心谨慎地使得其中的家具和布置保持原来的样子，尤甚于此的是，他要将这位导师过世时所住的那个房间当作一种圣堂，而将其中的安乐椅、卧榻，以及芒琴，视为一些圣物。除了照顾这些遗物之外，他的唯一活动就是守护他所敬爱的先师的坟墓。他认为他的终生天职就是永远崇拜这个死者，永远看守与这个死者生前相关的地方，就如他是一个照顾圣堂的忠仆一样。他也许要眼看着这些处所变成朝圣的地方吧！送葬之后，起初几天他不吃东西，接着就以导师临终前几天所用的微量食物为限。看来他似乎走火入魔，大有效法导师，随他同赴黄泉的意欲。但因他难以如此继续下去，于是便改变做法，而以这些庵堂和墓园的永久看守人自任，作为永久的纪念。由此看来，显而易见的是，这个天生顽固的青年，在有过一度特殊的地位之后，如今因为想要继续守住那个位置而不欲恢复日常的生活义务；毫无疑问，他已暗自感到他已不再能够胜任那些事情了。“顺便一提：奉派伺候先师的彼特洛斯那个家伙发疯了！”费罗蒙蒂在写给克尼克的一纸便函中如此尖刻地报告道。

严格说来，蒙特坡的音乐学生发生什么问题，华尔兹尔的珠戏导师大可不必烦心，不必因了多管闲事而加重本身的责任负担。但事情愈来愈糟，那个青年终于不得不被迫迁出那个茅舍了，而他的激动却并未因为时间的拉长而消退。他仍在哀伤之中，心情混乱到了避不见人的地步，乃至无法接受一般的犯戒处罚。由于他的师长知道克尼克对他颇有慈心，因此，音乐导师办公室里的人就向他叩教并要求排解，同时将这个犯戒的学生送到疗养院的密室中加以监视。

克尼克本来不愿介入这件麻烦的事情，但因他曾为这件事动过脑筋，故而决定助他一臂之力，就郑重地接了下来。他提议将彼特洛斯置于他的翼护之下，以便相机而行，但必须不将他当作一个常人看待，并准许他单独出外旅行，以便作为一种试验。他给音乐导师办公室写了一封信，信里附了一纸简单恳切的邀请函，邀请彼特洛斯到华尔兹尔略事盘桓，并且暗示他希望一叙前任音乐导师临终之前几天的情形。

蒙特坡方面的医生勉勉强强地同意了这个办法。克尼克的邀请函转到这个学生的手中，结果正如克尼克所预料的一样，对于这作茧自缚的青年而言，最受欢迎、求之不得的事情，莫如赶快逃出这种可悲的困境。彼特洛斯不但当下同意了这个邀请，同时也接受了适量的餐饮，而于得到旅行许可后，立即徒步出发。他在良好的情况之下到了华尔兹尔。由于克尼克吩咐在先，大众对他那种神经质的举止都只当视而不见。他被安插在来档案室查考资料的外宾当中，使他感到，既没有被人看作罪人或病人，也没有被视为超于常情的人物。毕竟说来，他还没有病到不能欣赏此种愉快气氛的程度，因此，他也就踏上了这条为他铺好的重返人生的道路，尽管在他初到的几个星期之间，对于珠戏导师而言，他仍是一个不小的累赘。克尼克假装派他一件差事，要他在严格的督导下将先师所做的最后音乐演习和研究记载下来，并且要他在档案室做些小小的常规工作，借口说是目前档案室人手不够，一时忙不过来，如果他愿有暇时去助一臂之力，真是再好不过。

简而言之一句话，这个暂时误入歧途的学子又被导上了正路。等他逐渐安静下来，并且似乎可以适应教士生活之后，克尼克便开始对他施展一种直接的教育影响。这位导师以一系列简洁的谈话解除了这个青年的妄想：将已故的音乐导师当作一种偶像崇拜的对象加以崇拜，在卡斯达里，既不是一种宗教行为，也不是一种合乎情理的勾当。不过，尽管他看来似乎已经痊愈，但因他仍然害怕返回蒙特坡，于是，克尼克便给他委派一个职位，要他在一所英才学校担任低年级助理音乐教师。有了这样一种职掌或资格，从此之后，他的行为也就变得颇为令人满意了。关于克尼克所做的精神治疗和陶冶感化工作，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许许多多的实例。但更重要的是，有不少年轻学生，由于受到他的人格熏沐，因而克服生活上的障碍，体会卡斯达里的真正精神，恰如克尼克本人当年受前任音乐导师的人格感化一般。所有这些例子都可证明：这位珠戏导师什么都是，就不是一个问题人物；所有这些情形，莫不证明他是一个健全而又均衡的人。不过，他如此好心尽力帮助性情欠稳而又危险的人物，例如彼特洛斯和德古拉略斯等人，却也暗示了他对卡斯达里人所患的此类病症或其易感特性具有一种高度警觉的感受能力。这表示出，自从他第一次“觉醒”之后，对于卡斯达里生活中固有的问题和危机，一直保持着警醒的感应。不用说，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假思索地或自以为是地拒绝正视此等危机，唯有大勇不忮的他无法任其发展。在绝大多数当权同事当中，他可以说是一个不同流俗的人，因为，他的同事虽也看出这些危险，但原则上却又视之为空穴来风。他不但看出这些问题的发生，并且因为他熟知卡斯达里的早期历史发展而将处于此类危险当中的生活视为一种奋斗，而这也是他已证实的一点。他喜欢面对危险，而绝大多数的卡斯达里人，却把他们的社区和他们在这个社区里面所过的生活视为一首纯粹的田园诗。此外，他还从约可伯斯神父纵论本笃会教团的著作中吸收了这样的观念：应将教会视为一个战斗的社群，并将虔诚视为一种战斗的态度。“不知妖魔鬼怪为何物，”某次，他如此说，“不与妖魔鬼怪周旋到底，便没有什么尊贵而又高尚的生活可言。”

在我们这个教学区域之中，占据高位的人士之间很难见到显然的友谊表现。因了这个缘故，当我们发现克尼克在就任珠戏导师的最初几年竟未与他的任何同事建立这样的关系时，也就不足为怪了。他不但打从心底喜爱在科柏翰任教的那位古典语言学家，对于教会组织的董事们亦有深切的敬意。但在这些关系中，个人的感情几乎都被排除了，私下的关切几乎都被表面化了，以致超过公务合作的亲密关系几乎都无从建立了。虽然如此，但也有这样的一种友谊确确实实地在发展着。

由于教育委员会的秘密档案非我们所可得而窥视，因此，克尼克出席会议时的态度如何或怎样投票，就只有从他偶尔对朋友所作的谈话之中去推断了。在他上任之初，每逢出席此类会议时，他都保持沉默，后来他虽开口说话了，但那似乎也是难得一见的事情——除非他本人必须提出某种动议。有人述及，他很快就学会了教阶组织高层人士的传统语调，并以优雅、巧妙，以及机智的态度加以运用。如众所周知，我们教阶组织的头头们、教会组织的导师们和董事们，都以一种小心演示的仪式做法彼此相待。尤甚于此的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异议愈多，争论的问题愈大，就愈是小心谨慎地运用老练而又严格的礼数，不知始于何时，但这已经成了他们的习惯、倾向，甚或秘密的规则。这种礼式大概是从过去的仪式及其可能含有的其他功用一齐传了下来，主要的目的系被作为一种安全气阀或活门加以运用。讨论报告时运用极为礼貌的语调，不但可使当事人避免情绪发作，有助他们保持无懈可击的气度，而且可以维护教会组织和高层当局者们本身的尊严。它为他们穿上大礼长袍，并以神圣面纱将他们遮掩起来。毫无疑问的，这就是此种互相恭维的微妙艺术的理论基础或根本理由了——尽管成了学生不时取笑的对象。在克尼克当权之前，他的前任汤玛斯·冯·德尔·卓夫导师，就曾是此道的一位特别受到钦慕的大师。实在说来，就此而言，克尼克既算不上他的继承人，更不是他的师法者，但更甚于此的是，他是礼仪之邦的一个信徒，因此，他的礼法就较圆融而少讥讽。虽然如此，但在他的同事之间，他也被视为此种礼术的能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