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届的珠戏年会——至今仍被人称为“中国家屋游戏”，而且往往被人当作经典之作加以引证——对于克尼克和他的朋友德古拉略斯而言，可说是由他俩的劳绩而来的一种善果，而对卡斯达里和教育委员会来说，也证明了他们征召克尼克担任珠戏的最高首长，是做对了。华尔兹尔、珠戏学园，以及英才集团，由此再度过了一次辉煌而又欢乐的庆会。此种年会，已有多年没有像此次这么热闹了，而这是自从卡斯达里有史以来，由这位年纪最轻、最受争议的珠戏导师初次公开露面、小试牛刀的结果。尤足称道的，是华尔兹尔决意补偿、洗刷去年所招的败绩和耻辱。这次既没有人病倒在床，又没有被吓坏了的代理人，在幸灾乐祸的英才分子的冷酷封杀中，在虽然忠实，但有气无力的胆怯职员的勉强支撑下，怀着恐惧紧张的心情等待大会的来临。这次，这位导师、这位祭司长、这个饰以金银的主要祭品，在以符号作成的庄严棋盘上面，以静默无言、不可侵犯的神态，对众发表他和他朋友合作的作品。他浑身放射着任何世俗集会不可企及的那种沉着、强劲，以及尊贵的光彩，在许多助手的簇拥之下进入大礼堂，有板有眼地依照规定的仪式指导他的年度大赛。他拿起一支发光的金笔，以优美的笔触，一个字一个字写在他面前的小板上，而这些清秀的字迹，便以珠戏的字体被放大一百倍，投射到大礼堂后壁的巨大看板上面，被数以千计的人悄声拼读而出，被发言人朗读出来，播放到全国和世界各地。而到第一节完了之时，他便将那一节的节要公式写在他的小板上面，以优雅动人的姿势指示静坐事项，放下金笔，登上他的座位，摆出完美的打坐姿态，而当此之时，在此大礼堂，在珠戏学园，在卡斯达里的里里外外，在全球的许多国家里面，所有一切玻璃珠戏的忠实信徒，也都一起坐下来做与此完全相同的冥想，直到大礼堂中打坐的这位导师再度立起身来。这整个仪式，看来好像已经做过许多次了，但仍是一样的新颖感人。这个抽象而又似无时间限制的珠戏世界颇富弹性，可以上百的微细差别反映一个人的心灵、口音、气质，以及字迹，而这次的这个人是个伟人，其所得的涵养工夫足以使他自己的灵感遵从珠戏本身的不可破坏的内在法则。所有的助手和对手，英才选手，莫不皆像训练有素的军人一般服从指示，而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纵然只是在导师身边奏乐或协助拉幕的人，好像都在依照他自己的灵思演出他的戏局一般。而那些群众，挤满会堂和整个华尔兹尔的广大信众，成千上万的灵魂，都跟着这位导师踏上那神圣的曲径，穿过无数多重次元的珠戏心象，而为这个仪式提供了根本的和弦与动人心魄的洪亮钟声——对于心地较为纯朴的社区成员而言，可说是此次庆会带来的最妙乃至唯一的感受，而对那些高明珠戏鉴赏家和英才批评家，以及珠戏助手和职员，乃至珠戏首长兼导师来说，亦可在他们之间唤起一种肃然起敬的情境。

这真是一次盛况空前的大会，连来自外界的使节也都感到了此点并加以称道了；而在这几天当中，亦为玻璃珠戏争取了许许多多而永远皈依的新信徒。但在这次为期十天的庆会结束后，约瑟·克尼克却在此种胜利之光中对他的朋友德古拉略斯结述此一经验时，说了一些颇为奇异的话。“我们也许可以满足了，”他说，“不错，卡斯达里和玻璃珠戏都是美妙的东西，两者都已接近完美的境地了。只是它们太完美、太美好了。它们实在太美了，美得使人才一想到它们就为它们担忧了。我们只要想到它们也跟其他各种东西一样注定有一天也要成为陈迹，心里就不是滋味。虽然如此，但我们却不得不想到此点。”有了这种历史性的陈述，本传的作者就不得不去探究此一工作之中最为微妙而又神秘的部分了。诚然，他很想将这件工作稍稍延后一点，以便乘着此等清楚明白而毫不含糊的情势，继续描述克尼克的成功、他的公职典范，及其人生的顶峰，但是，假如我们不将这位大师生活和性格中的双重性或两极性先做一番说明的话，那我们不但似有引人误解之嫌，同时也离题太远了——虽然他的这种特性，除了德古拉略斯之外，并无他人知晓。实在说来，从现在起，我们的工作将是：以克尼克心灵中的此种二分性，或其不断交替的两极性，作为他的天性里面的主要特色，并如实地加以证实。实际说来，作为一位传记作家，如果他认为应当完全以写圣徒言行录的精神来写卡斯达里一位导师生平的话——ad maiorem gloriam castaliae（为了彰显卡斯达里的光荣），他就不难将约瑟·克尼克担任导师的那几年时光——除了临终那一段时间，完全写成一系列光荣的业绩，完成的任务，所得的成就。在只信文献史实的史家眼中，克尼克导师的服职行为跟历史上的任何珠戏导师一样，不但无可指责，而且值得赞美，就是比之在华尔兹尔一窝蜂热衷珠戏的时期担任导师的罗德威克·华色马勒，也不逊色。然而，克尼克担任导师的职务，却得了一个异乎寻常、特别轰动的结果——而在许多判官心中，更是一种可耻的结局，但这结局并不只是一种纯粹的意外或不幸，而是一种完全合乎逻辑的前因后果。在此，我们的部分工作就在指出：此种结局与这位可敬导师的辉煌成就并没有什么抵触之处。克尼克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是一位德范长昭的行政长才，是他那种高级职位的一种荣誉，是一位无可非议的珠戏导师。但他不仅看出，卡斯达里的光荣——甚至在他为它献身的时候就已感到了——乃是一种有了危机而正在衰退的伟大。他参与它的生活之中，并非没有顾虑，没有怀疑——就像大部分与他同辈的卡斯达里人一样——因为，他不但知道它的起源和发展，而且晓得它是一种历史的实体，不出时间的范畴，免不了要受无情的时代浪潮的冲击和摧残。他对此种历史脉搏的感触，他对他本身及其活动所得的此种感受，就像一个在成长与转变的血流之中运行的细胞一样，早在他从事历史研究的时候就在他的心中成熟了。这虽受了本笃会那位大神父约可伯斯的影响，但这种意识的根苗，很久以前就在他的心中出现了。不论何人，只要真正有意探测此种生活的意义，分析它的特性，都会轻而易举地发现到这些内在的根源。

这个人，这个能在他生平最得意的一天，能够在他第一次主持珠戏大会之后，能够在他成功地发扬卡斯达里精神之后，说出“我们只要想到它们（卡斯达里和玻璃珠戏）也跟其他各种东西一样注定有一天也要成为陈迹时，心里就不是滋味——虽然如此，但我们却不得不想到此点”这句话的人，对于自然的变幻无常和人为之事的可疑性质，在他尚未洞悉历史的演变之前，早就有了哲学上的感悟。我们只要回顾一下他的童年时代，我们就会记起，每当他的一位同学因使老师失望而被英才学校降调一般学校，乃至从艾萧尔兹消失而一去永不复返时，他就感到心情抑郁而惶恐不安。据记录所载，在被赶走的那些学生中，没有一个曾是少年约瑟的好友；使他感到烦恼的，并不是为了个人的损失，并不只是因了这或那个人消失不见了。而是，使他感到悲哀的，是他儿时对于卡斯达里的永恒性和完美性所抱持的信心，起了轻度的动摇。他自己将他的奉召看得非常郑重，乃至视之为神圣的使命，而有幸进入英才学校的其他孩子和青年，却不知珍惜此种恩典而平白地将它丢了开去。这事令他吃惊，同时也显示了俗世吸引人的魔力。此外，还有一点——虽然，关于此点，我们只能推想——就是：这类事情导致了他对“教育委员会绝不会错”这种说法的怀疑，因为，该会经常把外面的学生选进卡斯达里，随后又将人家赶将出去。至于这些批评当局的早期疑虑，是否也影响到了他的思想，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不管怎么说，孩童时的他总是觉得，开除英才学生，不但是一种不幸之事，同时也是一种不当之举，是一种丑陋的污点，而这种事情的发生，咎在整个卡斯达里。我们认为，这就是学童时代的克尼克之所以在此类情况中感到惊慌和烦恼的根由。在卡斯达里这个学区的范围之外，另有一种与卡斯达里及其规则背道而驰的生活之道，既不为卡斯达里的体系所能接纳，而卡斯达里又无法加以驯服和提升。并且，不用说，他也知道他的心中也有这么一个世界。并且，他也有与支配他的那些法则背道而驰的种种冲动、幻想，以及欲望，而对这些，他只有设法用苦功逐渐加以克制。

他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些冲动，在其他许多学生心中，可能显得十分强烈，以致冲破种种抑制而爆发出来，而使甘拜下风的学子背离卡斯达里的英才天地，走进另一个只受本能支配而不受教养节制的世界。在力求卡斯达里美德的人看来，那个外在的世界，有时似乎是一种邪恶的地狱，有时似乎是一种诱惑的游乐场和斗技场。若干代以来，已有不少有良知的青年体验了卡斯达里规范的这种罪的观念。而事隔多年之后，作了成年历史学者的克尼克更加清楚地感到：如果没有这种自我与本能的罪恶世界为其支持的实质和动力，历史也就无从产生了，而像教会组织这样崇高的造物，也是在此种浊流之中出生，迟早仍为浊流吞没的产品。在克尼克的生活中，这就是支持一切强力活动、志趣，以及上进的基础。对他而言，这并不只是一种理智上的问题而已。因为，它比其他的任何问题都更触及他的最内自我，故而他感到他对它也有部分的责任。他的天性之一是，一旦见到他所信仰的理想或他所爱敬的国家、社会有了弊端，就会生病、憔悴，乃至死去。

我们沿着这条线索继续上溯，来到克尼克初至华尔兹尔时期，他当学童的最后几年，以及他与寄读生戴山诺利相见的意义——关于这一点，我们已在适当的地方做了详细的描述。卡斯达里理想的忠实追随者，与来自俗世的普林涅奥所作的此种邂逅，不仅有其强烈而持久的影响，对于年轻的克尼克，亦有一种深切的象征意义。因为，当时强加在他身上的那种艰难而又重大的任务，使他走上其后所走的道路，从表面看来，似乎完全出于偶然，但实际上与他整个的天性太切近了，致使我们情不自禁地要说他此后的生活，只是一再复演这个角色，且愈来愈能作完美的适应。不用说，他所担任的这个角色，就是扮演卡斯达里的代战者兼代表人。事隔十年之后，他又不得不面对约可伯斯神父重演一次，其后他又以珠戏导师的身份演到终了：演的虽是教会组织的斗士兼代表，但他不但不息努力向他的对手学习，并且，他的努力旨趣，不在促进卡斯达里的严格隔离，而是使它积极地面对那个外在的俗世，并与之合作共勉。他与戴山诺利所做的那种演讲竞赛，多少还有一些游戏的成分；但他与远为实在的朋友对手约可伯斯神父所打的那种交道，就完全是认真不苟的事情了。他以这两个对手为对象考验了他自己，在与他俩所作的对抗里逐渐成熟，向他俩学了不少东西，而在与他们所作的辩论和观点互换中付出了相当的东西。对这两个对手，他一个也没有击败；他与他们争论的目的，自始就不在于此。但他成功地赢得了他俩的敬意，成功地使他们尊重了他所拥护的原则和理想。就算他与那位饱学的本笃会神父所作的辩论没有直接导致实际的结果，但卡斯达里得以在罗马教廷设立一个半官方的特使，亦是一种不小的贡献——比起大多数卡斯达里人所能猜估的功劳要大出很多。

英雄不打不相识，克尼克与他的俗世同学普林涅奥·戴山诺利和本笃会那位智慧的老神父所做的舌战之交，使他对与他本无多大关系的外在世界，有了相当的认识，至少是有了相当的直觉认识。在卡斯达里，能够自称有些认识的人，为数很少。自从他过了幼年时代以来，他一直就没见识过或体验过此种俗世的生活——除了居留玛丽费尔斯那段时期之外，而那几乎也没有使他能够结识真正的俗世生活。但他透过戴山诺利、透过约可伯斯，以及透过他的历史研究，对于它的实际情境获得了一种活生生的感受，他的这种感受，虽然大部分只是直觉的认识而少直接的体验，但也使他比包括高层当局者在内的绝大多数卡斯达里同仁更能认知和接纳那个世界了。虽然，他一向是个忠贞不二的卡斯达里人，但他从未忘记：卡斯达里只是整个世界的一小部分而已——尽管那是他最珍惜、最宝贵的一个部分。

他与佛瑞滋·德古拉略斯（那个难以相处的问题人物，那个卓越的珠戏专家，那个娇生惯养、过于敏感，才到玛丽费尔斯修道院与那些粗犷修士相处不久，就变得鸡飞狗跳，乃至宣称一个星期也待不下去，因而对在那里待上两年时间而毫无难色的朋友表示大为敬佩的纯粹卡斯达里人）之间的友谊，究系怎样的一种性质呢？对于这样一种友谊，已有种种不同的想法，我们不得不排除其中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似乎仍待检讨。所有这些看法大概皆以此一持久友谊的根基与意义为何这个问题为其中心。尤其重要的是，我们不可忘了：克尼克与朋友相交，所扮演的角色，都不是寻找、追逐，乃至有求于人的搭档——他与约可伯斯神父之间的关系，也许算是一个例外。他吸引他人而受到他人的钦慕、嫉妒、爱戴，只因为他具有高贵的气质；而自从他“觉醒”的某一阶段之后，他甚至就已意识到此种天赋了。只因如此，早在学生时代的初期，就已受到德古拉略斯的羡慕和讨好了，但他一向与他保持一段距离。

虽然如此，但也有不少迹象显示他确也喜欢这位朋友。就我们所知的情形而言，克尼克之所以对他发生兴趣，并不只是因为后者具有卓越的才能，突出的风采和悟性——尤其是对一切珠戏问题的敏悟能力。克尼克特别感到兴趣的，不仅是他这位朋友的长处，还有他的缺点，他的多病，使得其他华尔兹尔人感到烦恼且往往难以忍受的那些特性。这个怪人是个十足的卡斯达里人。他的整个生活情调，虽非外人所可想象，但与卡斯达里的文化气氛和水准却完全一致，若非他的性情太怪且过于难以相处的话，“卡城骄子”这个绰号对他倒是名实相当。可惜这个骄子简直无法与他的同伴相处；他在他的同伴面前跟在他的长官面前一样不受欢迎。他经常打扰别人，一再侵犯他人，因此，如果不是他这位细心朋友给他坚定的保护和引导的话，他早就毁在他自己的手里了。因为，他被指为病态的地方，大体上只是一种缺陷、一种性格上的弱点、一种强固的执拗。他的态度与行为完全属于个人主义，与教会制度根本不相为谋。他适应教会组织的生活，只是勉强合乎此种制度的要求而已。

作为一个卡斯达里人，他是一盏良好的灯，甚至是一盏光灿的明灯，因为，他不但有多方面的心智，对学术与珠戏两者都很积极，而且能够不眠不休地苦干实干；可惜他在性格上，在对教会组织与德育所持的态度方面，纵然不是一个十分低劣，也可算是一个非常平庸的卡斯达里人了。他的最大缺陷是经常轻忽打坐的工夫，从来不肯认真实行。实在说来，打坐的目的就在使人适应教会生活，并且，如加以适当运用，也许早就治好他的神经衰弱症了。由于打坐对他绝对有益，因此，每过一段行为不良、过于兴奋，或心情抑郁的时间之后，他的上级都要他在严格的监督之下依照规定实行打坐，以为锻炼。即连性情敦厚，宽于待人如克尼克那样的人，也不得不时常采用这个办法，借以培植他的定力。毫无疑问的是：德古拉略斯是个十分任性、脾气执拗而又不肯合群的人物。他经常卖弄他的知识和学问。他一旦戴上高帽子，就会变得得意忘形，而显得才情焕发、口不饶人，灵思泉涌、大言不惭。但基本上，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家伙，因为他从来不肯接受矫治；对于和衷共济，以及个人与团体的关系，他根本不管。他只爱他的自由，永远处于学生的状态，宁愿一辈子做那尾大不掉的独行客、有才能的愚人和虚无主义者，也不肯走顺从教会组织、以求安静的路子。他对安静满不在乎，对于教会组织毫无敬意，对于申诉和孤立，也是心不在焉。不用说，在一个重视和谐和秩序的团体里，他确是一个碍手碍脚、难以融化的分子。然而，虽有这种难以同化的麻烦，但在这样一个注重整洁的小世界中，他却是不安生命的一股永恒清泉、一种责备、一种谏言和警告，激发新颖、大胆、禁忌、无畏意念的一种警策，牧群之中一头顽固不化的山羊。因此，在我们看来，这就是他的朋友克尼克之所以爱惜他的根本原因。

当然，克尼克对德古拉略斯的友谊，总是含有一些怜悯的成分。他为这位朋友所具的那种隐含危机，往往不快的状态，付出了一份道义之交的感情。但是，如果仅凭此点的话，克尼克一旦肩负重职而为工作、任务，以及责任所累之后，此种友谊就不足以维持了。我们认为，德古拉略斯对于克尼克的重要性，实在并不亚于戴山诺利和约可伯斯神父。尤甚于此的是，他在克尼克的生活中，正如另外两位一样，乃是一个有力的要素，一扇展望新境界的小小门窗。我们认为，克尼克在这位奇特的朋友身上感到了一种典型的特色。随着岁月的增长，他逐渐明白到：这是一个尚未出现的典型——除了德古拉略斯。因为，卡斯达里的生活如果没有新境遇、新力量注入新生命的话，德古拉略斯可能就成了卡斯达里人的一个前兆了。跟绝大多数的孤独天才一样，德古拉略斯也是一个先驱。实际上，他是活在一个虽然尚未存在，但将来可能出现的卡斯达里之中，活在一个虽仍远离俗世，但内部已因老迈、已因静坐德育的松懈而日渐退化的卡斯达里之中，活在一个心智仍可高翔、仍可专诚致志于崇高目标的卡斯达里之中——但这个已有高度发展、自由翱翔的知性文化，除了以自高自大的心态欣赏它那娇生惯养的成员之外，已经不再含有任何目标了。克尼克看出德古拉略斯一身而兼两个特点：既是卡斯达里培植出来的微妙才华的具体化身，又是此等才能的失德、堕落的一个先兆。职是之故，若要避免卡斯达里沦为满布德古拉略斯族类的梦魇之境，应该采取适当措施了。

此种危险虽然仍颇遥远，但已出现了。正如克尼克所知的一样，只要卡斯达里将它那贵族式的孤立围墙筑高一点，只要让教会组织的纪律松弛一点，只要将教士的德育降低一点，那么，德古拉略斯就会不再是一个怪人了；那样的话，他就变成一个颓堕的卡斯达里的原始典型了。克尼克导师的深切洞察，他所关切的一切根源，乃是：此种颓废的潜在势力已经形成了。此种败落的倾向已经存在了，实在说来，已经展开了。关于此点，假如这个未来的卡斯达里人，如果没有活在他的身边，如果对他没有如此适切的认识，他也许要很迟才会明白，也许永远没有明白的一天。克尼克的敏锐本能使他感到，德古拉略斯是个危险的信号，就如一位很有悟性的医生看出第一个得了某种新奇病症的患者一般。而德古拉略斯又绝对不是个泛泛之辈；他是一个贵族，一个才华出众的人物。即将落在这位先驱人物德古拉略斯身上的此种怪病，万一因为传播开来，改变整个卡斯达里人的形象；这个学区和教会组织，万一有了潜伏其中的那种退化的病态模样的话，那么，这些未来的卡斯达里人，可就不全都是德古拉略斯其人了？毕竟说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他那种难得的才能，他那种忧郁的性情，他那种闪烁的热度和绝妙的艺术手法；相反的，他们大都将会只有他那消极的一面：他那不可信赖的特性、他那浪费才能的倾向、他那缺乏纪律或没有团体意识的性情。在焦虑不安的时候，克尼克似乎曾经有过此种阴暗的预感；因此，不用说，他必然费了很大的精神，才能克服心头的这些暗影——部分以静坐为法门，部分以积极工作为手段。

德古拉略斯这个案例，为克尼克尝试以直接面对的办法克服病态心理和脾气障碍提出了一个颇有教益的范例。如果不是克尼克加以细心的观察并予适当的引导，他这位危险的朋友可能早就遭逢可悲的命运了。尤甚于此的是，他必然会为珠戏学园带来无止境的纷乱。就这样，佛瑞滋自从成了一名英才分子之后，就已引起了不少这类的倾轧。这位导师运用巧妙的手段，一面使他这位朋友保持可以让人容忍的状态，同时为了珠戏运用他的天赋，展露他在这方面的长才。他永不厌倦地以耐心用这位朋友的长处克服他的怪癖，在应付人际关系的技巧方面，实在可以称之为杰作或绝招。顺便在此一提的是，如果将克尼克任内所主持的珠戏年会的风格特色做一个切实的分析，那将是一个很好的计划，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发现（我们非常乐意向某些珠戏史家推荐这个工作）。这些如此庄严而又散发着可喜灵思和系统公式的火花，在韵律上如此光彩、如此富于创意，绝非自鸣得意的绝技可比拟的年会，它们的背后意念、它们的发展，以及它们那一系列静坐观想的见地，悉皆归功于克尼克的运思，而珠戏技术上的精微修饰和次要细节的处理，则多半是与他合作的伙伴德古拉略斯的工作。对于后代而言，纵然是这些竞赛会被人遗忘了，克尼克的生平和工作也不会失去它们的吸引力和适当性。但，我们感到非常幸运的是，所有这些，已跟其他一切正式珠戏一样，不但都被记录、保存了下来，而且，并不只是埋葬在档案室里而已，还在我们的圣传中活到今天，受到青年人的研究学习，被许多珠戏讲习班和研习会奉为宝贵的范例。而他的合作者的名字，也跟着流传了下来，倘非如此的话，早就被人忘得一干二净了，顶多也只是往昔许多逸闻趣事之中的一个怪异的影子人物罢了。

克尼克就这样设法为他这位倔强难化的朋友佛瑞滋安排了一个位置，给了他一个能够有效工作的范围，因而，不但充实了华尔兹尔的历史和文化，同时也使他这位朋友在世人的记忆中获得了某种程度的不朽。顺便在此一提的是，这位伟大的教育家，对于他对这位朋友所发生的教育影响及其真正基础，颇有所知。这个基础，就是他的朋友对他的爱戴和敬慕之情。如前所述，这位导师的和睦个性，他那与生俱来的驾驭意识，几乎一开始就使他赢得了其他许许多多同辈和学生的好感，以致使他在维持他的权威地位方面，倚重此种特点更胜于运用他的职权——因为他有的是仁慈而又温和的性情。他可以非常精确地感觉到一句善言问候或欣赏、一句退让或轻视之言的效果如何。很久以后，据他的一个十分热情的学生表示，某次，克尼克在课堂上和研习会中对他一句话也不说，就好像他根本没有见到他一般，完全无视他的存在——并且表示，在他求学的那几年所受的处罚中，以这一招最难忍受，但也最为有效。

我们之所以认为上述的回顾工作不可或缺，是希望我们的读者能够在克尼克的性格中体会到两个相反的倾向。读者既已跟着我们的叙述到了克尼克的卓著生平的这个顶峰时期，接着就要预备面对它的最后几个阶段了。在他生活中所显示的这两个倾向或相反性格——它所显示的阴面与阳面——一方面是他对于忠于并毫无保留地奉事教会组织所显示的保守倾向，而另一方面则是他对“觉醒”和体会实相所显示的进步倾向。对于扮演信徒和忠仆的约瑟·克尼克而言，教会组织、卡斯达里、玻璃珠戏，都是不可侵犯的圣物。就其所扮演之觉悟的、有慧眼的、开拓者的角色而言，所有这些，不论价值如何，都是已经完全成熟的制度，而它们的奋斗早已成了过去，故而也都有着老化、乏力，以及衰颓的危机。尽管支持它们的那个理念在他心中一直保持着神圣不可侵犯的状态，但他也已体会到那个理念所撑持的这些特别形态，也是无常多变、容易腐败、需要批评的。他所奉事的这个心智社团，它的力量和理性，都是他所敬服的；但他认为，如果将它本身的存在视为一切的一切，无视它对整个国家和外界的义务，那将是一种极为冒险的做法。如果这样继续下去，逐渐与整体的生命脱离关系，无疑的，势非招致落败的命运不可。早在若干年前，他对这种危机就有了预感；这就是他何以总是那样迟疑不决，不敢贸然毫无保留地献身玻璃珠戏的原因。这个问题，甚至是在他勇敢地为卡斯达里辩护的时候，在他与那些修道士，尤其是在他与约可伯斯神父讨论的当儿，就以较大的势力在他的心头骚动了。打从他返回华尔兹尔就任珠戏导师之职之后，他就经常看到这个危机的显著征候，在他自己的部属和其他部门的许多官员之间、在那些很有知识但颇为傲慢的英才专家当中，以及在他的朋友德古拉略斯那种非常感人但颇难缠的性格上面出现了。

他在就任导师之职、度过艰辛的第一年之后，恢复了他的历史研究工作。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睁开眼睛检讨卡斯达里的历史，没用多久工夫就已感到：事情的发展并不如这个学区的居民所想的那么顺当。卡斯达里与外界的关系，它与全国生活、政治，以及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一直在衰退之中，已有数十年之久。虽然，在教育与文化问题方面，联邦会议仍然就教于教育委员会，这个教学区域依然以优秀的教师供应全国，并对一切学术问题表示意见，但所有这些事情，早已成了一种例行公事和机械模式了。出身卡斯达里各科英才学校的青年，对于extra muros（校外）教学工作，如今愈来愈不热心，愈来愈少自告奋勇了。全国各地的朝野人士亦愈来愈少向卡斯达里叩教了——而在此之前，卡斯达里的意见，曾被外界视为法律等等事项的重要范例而加以援引和听受。如果将卡斯达里的文化水准与整个全国的教化程度做一个对比研究的话，显而易见，这两者不但没有互相接近，反而背道而驰。卡斯达里的知识教育愈是受到过度特殊化的培植，俗世对这个学区就显得愈是不相闻问，愈是不将它视为一种必备之物，一种每天必吃的面包，愈是将它视为一种外来的异物，好似一件值得向人夸耀的珍贵古董，虽然不愿白白丢掉，但却因为缺乏实用价值而束之高阁。对于此种情形不甚了然的外人，虽将那种心智发展、道德教化，以及自我意识归功于卡斯达里，但所有这些，已在实际生活之中失却生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