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克尼克已经设法打破此种僵局了，恢复他们两人关系的一种热烈往还，终于又在他本人与戴山诺利之间展开了。多年以来一直赋闲在家过着忧郁生活的普林涅奥，终于不得不承认他这位朋友说对了：他之所以身不由己地被牵引着返回这个学区，实际上就是因为他渴望一种精神休养，渴望得到心境上的澄明，渴求卡斯达里的适性快乐。就在德古拉略斯以一种疑忌的眼光注视着这种新的发展时，普林涅奥对克尼克展开了频繁的拜访，就连在没有公事要办的时候，亦然。不久之后，克尼克对他便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了。这位导师由此发现，戴山诺利的生活情形，并没有他所想象的那样超特或复杂。普林涅奥年轻时曾经有过一些失望和屈辱的遭遇，由于他的天性积极、热情而感到更加难受，关于此点，我们早已听说过了。他曾想沟通俗世与卡斯达里之间的关系，但他的努力失败了；他不但未能设法以他的背景和性情综合俗世与卡斯达里之间的矛盾要素，相反地，却使他自己成了一个孤立无援的局外人。虽然如此，但他并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失败者，因为他已在失败和灰心的情形下形成了一种个性。

对他而言，卡斯达里的教育似乎是白受了。至少，就目前来看，它所带给他的，只有矛盾和失望，以及非他那样的人所能忍受的那种孤单寂寞。尤其糟糕的是，自从他踏入这种适应不良的荆棘之途之后，更因心情不佳而犯了各种行为上的错误，以致格外加深了此种孤独的困境。因此，在他还是一个学生时，他就与他的家人，尤其是与他的父亲，发生了难以调和的争执。

他的父亲虽然算不上实际的政治领袖之一，但他却跟所有戴氏家族一样，毕生以支持保守党的亲政府派为务。他仇视任何种类的革新运动，反对平民要求新的权利和公平分享经济的成果。他忠于旧有的秩序，怀疑一切没有名望或地位的人，随时准备为任何被他视为合法和神圣的事情牺牲奉献。他虽没有什么特别的宗教倾向，但对教会却颇为友好。他虽不乏正义、仁爱、慈心，以及助人之心，但他却顽强不屈地反对佃农为了改善本身命运而作的努力。他常以他那一党的政纲和口号说明何以如此苛刻的原因，说来似乎蛮有道理。实际说来，使他如此做的动机，既非出于信心，亦非出于见识，而是盲目地忠于他那一个阶层及其家族的传统观念。此种精神，皆因热衷骑士精神、爱护骑士荣誉，轻视一切假现代、进步，以及革新之名而行的每一件事情。

对像他这样一个人而言，当他发现他的儿子普林涅奥还在求学的时候就已参加一个明目张胆地以现代化为号召的反对党时，无疑是晴天霹雳，打击非轻。当时有一个身兼政论作家、民意代表，以及动人演说家数职的魏拉古，从一个古老的中产阶级自由党中脱颖而出，组成了一个年轻的左翼。他是一个颇富情绪的人民党员兼自由主义者，对于他自己的雄辩术有一种走火入魔的倾向。此人在大学城中以公开演讲诱引青年学子，颇有所获，而戴山诺利就是被他收服的热情追随者之一。这位青年学子，由于对当时的大学感到失望，正欲寻求某种可以使他自持的东西或某种新的理想和计划，借以取代对他已经失去吸力的卡斯达里精神，因此一听魏拉古的演讲，便被吸引了过去。他崇拜此人的热情和机智，他的煽动作风和战斗精神，他的漂亮面孔和美丽言词。不久之后，普林涅奥就加入了一个被魏拉古折服的学生党派，并为他那一派的本身及其目标效命。

普林涅奥的父亲一听这个消息，立即赶到大学城。他非常震怒，有生以来第一次对他的儿子大发雷霆，指控他儿子阴谋出卖父亲，背叛家庭以及家族的传统精神，令他痛改前非，立即与魏拉古及其党派断绝一切关系。不用说，这自然不是影响这位青年的适当办法，因为他已以为党牺牲的烈士自诩了。他勇敢地站起来，面对他父亲的怒吼。他大声宣称，他上英才学校十年并读大学多年，不是为了放弃他自己的判断能力。他说他将不容许一批自私自利的地主规定他对政治、经济，以及正义的看法。他在答辩中利用魏拉古本人为例，说他以伟大的护民官为楷模，只讲纯粹绝对的正义与人性，从来不谈自己或他那一阶层的利益。

普林涅奥的父亲发出一阵苦笑，而后表示他的儿子至少要到完成学业后再插手成人的事务，并且表示他不懂人生和正义，只知已有多代的古老高贵家族出了一个不肖子孙，如今正在背后阴谋暗杀他。他们父子愈吵愈凶，以致口不择言，说出了伤人之话，直到为父的好像突然在一面镜子里面瞥见了他自己那副气歪了的面孔而在耻辱之中打住。然后，他不声不响地走开了。

从此以后，普林涅奥与他父家原有的那种愉快而又亲密的关系便没有恢复过。他仍然忠于他所参加的那个党派及其标榜的新自由主义。尤甚于此的是，他在完成学业后，不但做了魏拉古的门徒、助手，乃至亲信，并且还在数年之后，做了他的乘龙快婿。由于戴山诺利在英才学校所受的教育使他的精神平衡受到了干扰，或者，我们也许应该说，由于他无法调节他对人世的态度和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以致他的精神失去均衡而为种种问题所困扰，乃至被这种新的关系牵入一种毫无遮蔽的复杂处境之中。不过，他不但因此获得一些颇有确实价值的东西，一种信心，某些政治信念，并在党中争得了一席可以满足青年争取正义和进步欲望的地位。他在魏拉古身上找到的是一位导师、一位领袖，以及一位忘年之交——首先，他对此人不但具有无瑕可指的敬爱之情，尤其重要的是，此人对他似乎亦颇需要和欣赏。如此，他的生活不但有了方向和目标，同时也有了实际的工作和使命。这个收获可谓不小，但也必须付出重大的代价。这个青年，或多或少能面对丧失他在父家及其同辈之中应有的地位而来的苦恼；他或多或少得以一种殉道的心情面对他被逐出特权阶级以及由此而来的敌视。并且，除此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些永远无法摆平的事情，而其中使他最难忍受的一种啃噬之感，是他为他所敬爱的母亲所招来的痛苦，因为他使她在他父亲与他自己之间陷入了一种左右为难的困境，很可能因此使她缩短了她在人间的寿命。她在他婚后不久便去世了。她死之后，他便很少回家了，而到他父亲过世之后，他连那座古老的祖传家屋也给卖了。

为了某种地位——一个官职、一桩婚姻、一个职业——而付出重大牺牲的人，往往会因了此种牺牲而更加爱惜和肯定他所获得的那个地位。他所做的牺牲构成了他的幸福和圆满。戴山诺利的例子却与此大为不同。尽管他一直忠于他的党派和党头、他的政治信念和工作、他的婚姻和理想，但他却对与这些事项有关的每一件事情起了疑惑。在他看来，他的整个生活都成了问题。他年轻时代所抱持的那种政治热情和梦想消逝了。到了最后，为了证明自己的看法正确而作的奋斗，几乎跟鲁莽承担的考验一样，没有什么乐趣可言。专业生活的体验自然有它的警醒效果。最后，他终于怀疑起来：他追随魏拉古，不知是出于他的真理和正义之感，还是受了此人的诱惑——因为此人不但能言善道，善于鼓动，而且相貌堂堂，声如洪钟，尤其谈笑风生，敏于应对，并且还有一位聪明而又美丽的女儿。

他愈来愈怀疑：他那忠于自身阶层而不理佃农要求的父亲，是否真的短视？他弄不清楚，善之与恶，是之与非，是否确有其事。毕竟说来，只有自己的良心之声才是唯一合法的裁判，而假如此言没错的话，那么，错的就是他普林涅奥自己了。因为他既不快乐、安静，而且有欠平衡；他既没有信心，又没有安全之感。相反的是，他却被不安、疑惑，以及罪疚之感所困。大致而言，他的婚姻既非不幸，亦无差错，但仍充满着紧张、纠葛，以及阻力。在他所拥有的东西中，这也许是最好的一件事情，但它却没有让他获得他所希求的那种沉静、那种快乐、那种纯真，以及他所渴念的那种良知。这需要非常谨慎和自制才行。这使他费了不少精神，尤其要紧的是，他那聪明而又漂亮的小儿子铁陀，不久就成了一个争斗和相夺，乃至争宠和互嫉的焦点，直到这个被父母溺爱惯坏的孩子，愈来愈偏向他的母亲，乃至成了她的一个同党。由此可见，这是戴山诺利生活中最近的情况，故而似乎也是最大的烦恼和损失。但他还没有被这件事情弄垮：他不仅已经消化了这种苦恼，并且还找出了一种忍受的办法——一种虽颇庄严，但亦严肃、累人，而又忧郁的忍受之道。

克尼克在与他这位朋友经常面谈的当中从对方得悉这一切的当儿，同时也将他自己的许多遭遇和问题告诉了他的朋友。他不但小心谨慎地没有让普林涅奥陷入首先坦诚相告而后懊悔的困境；相反地，他不仅以他自己的坦直赢得了普林涅奥的信心，并且还以他自己所得的启示加强了他的信赖。他在适当的时候向他这位朋友透露了他本身的生活情形——在一个层次分明的圣秩组织中过着一种像是单纯、正直，而又有规则的生活，虽然得了不少成功和赞誉，但也作了不少奉献和牺牲，故而实际上仍是一种十分辛酸而又寂寞的生涯。虽然普林涅奥是一个局外之人，仍有很多地方不甚了然，但他总算明白了其中的主要流程和基本情绪。不用说，他对克尼克渴想接近未被不当教育误导的青年和少年学生这种心情，自然可以体会，故而对于他想在低年级学校弄个像拉丁或音乐教师之类的职位，过一种既不必施展权力，又不必扮演大众角色的朴实生活，亦可寄予同情。克尼克运用他那一套教学方法和心理疗法，不仅以他的坦诚赢得了这个病患的好感，同时还在他的心中植下了这样一个意念：他不但可以协助他，同时亦可砥砺他，使他走上正道。因为，实在说来，戴山诺利对于这位导师亦颇有用，这倒不是说他可以帮助他解决重大问题，而是说他可以满足他想识知无数俗世生活细节的好奇与渴望。

我们既不知道克尼克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承担这份教学工作，何以不避艰难地要使他这位忧郁的童年朋友恢复往日的欢笑，也不知道他俩之间是否有一种互为效劳的想法。不论如何，可以知道的是戴山诺利并没有这种想法。据他后来说：“每当我尝试探索我的朋友克尼克如何服侍一个像我自己这样郁郁寡欢的人之后，我就愈来愈清楚地看出，他的力量不但来自魔力，而且，我得补充一下，来自一点淘气的脾性。他是一个十足的无赖，充满顽皮、机智、狡猾的气息，喜欢玩弄魔术师的把戏，善于假托和伪装，真是难测，远非他的部属所可想象。在我第一次出席卡斯达里预算委员会之初，我以为他要诱我入其圈套，对我施展他那特殊影响——亦即想要唤醒我，改造我。但不论如何，他一开始就不厌其烦地争取我的好感。他为什么要那样做？何以对我不厌其烦？我也说不出个道理来。我想象他那一类的人，做起事来总是不经大脑，只是出于一种神经的反射而已。他们一旦碰到一个为烦恼所困的人，就以为有求必应，是他们的分内工作。他看出我苦恼重重而又羞答答，根本无意投入他的怀抱，更别说是向他求助了。

“他发现我这个曾经坦诚相交的朋友因为理想幻灭而变得沉默寡言了，但这个障碍似乎却激发了他的兴趣。尽管我浑身是刺，但他却没有因此而退缩，结果他如愿以偿了。别的不说，他给人一个印象，使得我们的相处看来好像是一种互助，好像我的能力与他的旗鼓相当，好像我的价值与他的无分轩轾，好像我的求助与他的一般无二。他在我们第一次长谈时表示，他一直等待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出现，事实上已经期待很久了，进而逐渐逐渐地让我参与他挂冠求去的计划。他总是要我明白他多么重视我的忠言，我的协助，我的守口，因为除了我之外，他没有别的俗世朋友，更别说是俗世经验了。我承认我很爱听这类话，而这不但使我完全相信了他，并且多多少少受了他的摆布。我毫无保留地信赖他了。但是，到了后来某个时候，这整个事情开始显得完全暧昧起来而令人难以置信，使我无法看出他是真的想从我身上得些什么，不知他笼络我的手段究系纯真的，还是政治的；究系天真的，还是狡诈的；究系诚实的，还是阴谋诡计的；抑或只是一种游戏而已。直到此时，他一直比我优越，并且对我也非常之好，故而对于这件事情，我也不便做更进一步的探测。不论如何，直到如今，我仍然将他的处境与我相同，他之需要我的同情和协助亦如我之需要他的支持这种故事，视为一种纯粹的礼貌，视为他在我周遭编织的一面令人感到熨帖的罗网。直到今天，我仍然说不出他跟我玩的这个游戏，究竟有多少成分出于他的刻意预谋，究竟有多少成分出于他的纯真性情。因为，实在说来，约瑟·克尼克导师毕竟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一方面，他要教育、影响、疗治、协助，以及开发他人的意愿，显得十分强烈，以致往往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另一方面，即使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工作，他一旦承担下来，要他勿将整个身心完全投入其中，对他而言，可说是难上加难的事情。但可确信的一点是：那时他像一位好友、一位良医、一位导师一样，将我置于他的翼护之下。他一旦开始帮助我了，便不会中途弃我而去，终而至于唤醒了我的迷梦，并尽其可能地祛除了我的恶疾。一个突出的典型例子是：他假装求我助他挣脱公职的束缚之时，他在以平静的心情和赞许的态度谛听我对卡斯达里作粗鲁而又憨直的讥刺之时，在他本人正在努力挣脱卡斯达里的系绊之时，却实实在在地将我引回那里。他苦口婆心地劝我恢复静坐的习惯，他以卡斯达里的音乐和静坐为手段，以卡斯达里的沉着与坚定为范例，来达到他教导我、改造我的目的。他使我再度成为你们卡斯达里人——尽管我已因向慕你们卡斯达里人的生活之道而成了一个非卡斯达里人乃至反卡斯达里人；他将我对你们付出而无回报的爱转化成了一种有回报的爱。”

这就是戴山诺利的评述，由此可见，他有理由表示此种钦慕感激的态度。借助我们这些屡试不爽的实际教学方法，将教会组织的生活方式教给青少年学生，也许并不太难，但若以此改变一个年已半百的成年之人，那就难上加难了，纵然此人满怀好意，亦非易事。这倒不是说戴山诺利已经成了一个模范卡斯达里人之类的人物，而是说克尼克完全成功地达到了他当初想要达到的目标：祛除了普林涅奥的沉痛压力，使这个刚强而又脆弱的灵魂恢复了和谐沉静的心情，并以许多优良习惯取代了他的不良习惯。当然，这位珠戏导师无法一一亲自承受所有与这些相关的细密工作。他为这位贵宾动用了华尔兹尔和教会组织的设备和人力。有一阵子，他甚至还派遣希尔兰（教会组织董事会所在地）的一位静坐导师去指导、督促戴山诺利练习此道，但有关治疗的计划和方针仍然操在克尼克自己的手中。

克尼克到了就任导师第八年的时候，他终于俯允他这位朋友的一再邀请，到首都他的家中去拜访他。得到教会董事会的许可（董事长亚历山大与他关系密切且私交甚笃）之后，他用了一个假日的时间去看他的朋友。尽管他很早就想作此拜访，但拖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始可成行。部分原因，是他希望首先确知他这位朋友的实际情况；部分原因，毫无疑问的，是他的天性本来就有畏首畏尾的倾向。毕竟，这是他跨进俗世的第一步呀，因为这个俗世，不但是为他保存许多重大秘密的处所，同时也是他的朋友普林涅奥遭受悲惨创伤的地方。

他找到了他的朋友用家传祖屋换来的那栋现代化的住宅，发现它的当家主人是一位聪明、庄重，而又谨慎的女士，而她却又在她那漂亮、忤逆，而行为颇为乖张的儿子支配之下——此子似乎是全家的唯一中心，对于他的父亲，显然从他母亲身上继承了一种颇为嚣张和盛气凌人的态度。

起初，母子二人对于卡斯达里的一切都抱持着颇为冷淡和怀疑的态度，但不久之后，他们便进入了这位导师的咒力之中，在他们看来，单是他这职位，就有一种近乎神秘与神圣的神话气息。虽然如此，但在他刚到之初，气氛仍然相当局促和紧迫。对此，克尼克始终保持静观其变的态度。女主人对他的态度是外表礼貌而内存厌恶之心，就如他是寄宿他家的某个敌国的高级军官一般。其子铁陀，是一家三口中最少拘束的一个，他经常以好玩的心理观望着此类情景。毫无疑问，他也是渔翁得利的一个。他的父亲似乎只是在装扮一家之主的角色而已。他与其妻之间的主要表现，是温和、谨慎，而又颇为热切的礼貌，似乎各人都要踮着脚尖走路一般。这种表现的保持，妻子要比丈夫轻易、自然得多。普林涅奥对于他的儿子，总是露着求友寻伴的神情，而这个孩子往往亦在有利可图的情形下示好一番，但一转头又翻脸不认人了。

简而言之，一家三口生活在一种郁闷的气氛之中，带着罪疚之感勉强隐忍内心的冲动，充满摩擦和爆发的恐惧，可以说是处于一种持久紧张的状态之下。言谈举止的作风，正如整座屋子的格局一样，未免显得过于慎重，过于周到了一点，好像要建一道坚固的围墙，借以防范最后的侵犯和攻击一般。此外，克尼克还注意到，普林涅奥复得的沉静，又从他的脸上消失不见了。虽然，如今在华尔兹尔或在希尔兰教会组织的宾馆之中，他几乎已经完全摆脱了阴郁的心情，但一回到他自己的家里，他不但仍然身处于重重的阴影之间，而且还要招致许许多多的批评和怜悯。

这是一栋颇为精致的住宅，它显露着富有和华丽的气息。在每一个房间中，家具的摆设都有适度的空间比例；两三种色彩的调配，加上几件珍贵的艺术作品，看起来亦颇和谐爽眼。克尼克兴趣盎然地浏览了一遍，但看罢之后，觉得这些玩意未免过于漂亮，过于精致，乃至设想得过于周到了一点：其间没有成长的余地，没有活动的余味，没有更新的余韵。他感到此屋之美及其附属物品，亦有一种符咒的意味和防御的姿态，而这些房间、绘画、花瓶，以及花卉，亦表露了一种虽然渴求和谐与美，但属枉然的生活情境。因为，这种生活境界唯有好好照顾此种调配得宜的环境始可达到。

这次造访，得了一些无甚教益的印象，接着不久，克尼克便派了一位静坐教师到他这位朋友家中。这位导师在那种山雨欲来的气氛中挨过了一天的时间之后，了解了许多他不想知道，但为了朋友不得不知的事情。第一次造访如此，最后一次亦然。接着他又去了几次，而在这次他们将话题转到了少年铁陀的教育与难缠方面。在这次谈话中，铁陀的母亲充当了一个生动的角色。她是一个聪明而又多疑的女士，但这位导师终于逐渐地赢得了她的信赖和好感。某次，他半开玩笑地表示，没有趁早将她的孩子送去卡斯达里接受教育，实在可惜，她将这话看得颇为严重，就像那是一种指责似的，因而提出她的辩白。她说，铁陀是否能够获准，颇成问题：他虽有足够的天资，却也不易管教，并且，她也不想将她自己的观念强加在孩子的身上。毕竟，他的父亲也曾做过此种尝试，到头来也没有得到好的结果。此外，不论是她本人抑或她的丈夫，都没有想为他们的儿子提出此种特权的要求，因为他们不但已与普林涅奥的父亲断绝了关系，同时也脱离了那整个古老家族的传统。最后，她带着一脸苦笑补充说，无论如何，她也不能与她的孩子分开，因为他是唯一能够使她感到值得活着的一切。

克尼克对于最后一句、显然未加思索即脱口而出的话吟味了好一阵子。如此说来，她这栋陈设优美而又调和的房子，她的丈夫，她的政治哲学，她的党派观念，她那她曾引以为荣的父亲——所有这一切，可见皆不足以给她的生命以意义了。只有她的孩子可以使她感到值得活下去。并且她宁可让她的孩子在这种不良的家庭环境之下长大，也不愿为了孩子的未来而与他分离。就这样一位通情达理，而且看似颇为冷静明智的女人而言，这实在是一种令人讶异的告白。克尼克既无法像帮她丈夫一样直接助她一臂之力，同时也没有些许姑且一试的意图。但因他的造访乃稀有难得之事，而普林涅奥又在他的影响之下，故而在不知不觉间将一些折中调和与注意改进的办法引进了这个被歪曲误导了的家庭情况之中。然而，这位导师本人，尽管在戴府的影响力和权威性随着造访的次数逐渐增进，但他自己对这些俗人的生活却愈来愈感到困惑不解。可惜的是，由于我们对于他的首都之行及其耳闻目睹与亲身体验，所知实在太少了，因此，我们也就只好以我们已曾指出的一些事情为满足了。

在此之前，克尼克与希尔兰教会组织董事长之间的亲密关系，只是以公务上的需要为限，从未超过此点。他大概只有参加在希尔兰举行的教育委员会的全会时才会见他一面，而即使是在那个时候，这位董事长通常也只是行使比较正式和充充面子的职务，以及一些迎新送旧的应酬事项，而将指导全会的重要工作交给发言人去处理。前任董事长在克尼克担任珠戏导师时已是一位老人，故而颇得这位导师的敬重，但他对于他俩之间的距离却未做过任何缩短的表示。对于克尼克而言，他几乎不再是一个凡夫之人了，可说已经不再有任何凡夫的性情了；他是一位高居于整个圣秩组织之上的高级祭司，是一种尊贵自在的象征，是一座静默的山峰和一种无上的荣耀。不过，这位可敬的长者已于最近逝世，而教会组织亦已选了亚历山大担任新董事长。

亚历山大是教会当局在若干年前约瑟·克尼克就任珠戏导师初期派来的那位静坐导师。自那以后，克尼克对他在圣秩组织精神方面所作的这种典范表现怀有了深切的感激之情。而亚历山大本人则因在此一时期逐日观察这位珠戏导师的性格和行为，成了他的告解神父并对他有了爱护之意。自从亚历山大做了克尼克的同事和教会董事长那一刻起，他们两个就已发觉到早就存在的潜在友谊了。自那以后，他俩不仅经常见面，而且时常一起工作。诚然，这种友谊缺乏一种日常工作的基础，正如它缺少年轻时期的共同经验一样。我们毋宁说它只不过是处于不同职位顶点的两个同事之间所表现的那种同情而已，因为，他们只是以一种较点头之交稍大一点的热情，只是以互相怜惜的圆熟，顶多只是以开会休息时间闲聊上几句的方式表示他们的友好罢了。

董事长一职——亦称教会导师——在组织章程上，地位并不高于他的同事，亦即其他各科导师。但因教会传统的关系，他有了一种难以界定的优越性：最高委员会开会时由他担任会议的主席，已经成为一项不成文的习惯法了。而在过去几十年间，由于教会当局逐渐重视静坐清修的生活而使他的地位日见提高——虽然，这只是圣秩组织和教学区域内部的事情而已。在教育委员会委员诸公当中，教会董事长与珠戏导师两人，已经愈来愈像卡斯达里精神代表中的一对典型人物。此盖由于，比对从卡斯达里前期传下来的古典学科——例如文法、天文、数学，或音乐之类——玻璃珠戏与静坐练心这两个课目，如今已经成了卡斯达里特别重视的法门。因此，现在在这两个方面担任头目的这两位导师出面互示友好，乃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对于他们个人而言，这是自身价值的一种表白，是个人生活中的一些额外温暖和满足：对于他们两人而言，这是一种额外的激励，可以促使他们完成他们以身作则的教学工作，发挥卡斯达里世界的内在价值和神圣力量。

因此，对于克尼克而言，这无疑是又一种关系，对于他那渐欲放弃每一样东西，进而突破难关，迈入另一种生活境地的意愿而言，可说是又一种平衡之力。虽然如此，但这种意愿，仍是不屈不挠地向前推展着。自从他本人完全意识到这个意愿之时——可能在他就任导师之职的六七年之间——它就已经开始日渐壮大了。他像过去奉事“觉醒”这个观念所做的一样，一直坚定不移地将它纳入他的意识生活和思维之中。我们相信我们可以这样说：他欲挂冠求去的念头，自从那个时候起，他就了然于心了。有时候，就像一个囚犯相信他终有获得自由的时候；有时候，就像一个病重之人自知他的死期将至一般。

他第一次与普林涅奥恳谈时，就是他第一次将这事形诸语言之时。他之所以这么做，也许只是为了争取朋友的好感，借以劝他敞开心胸；但也可以说是借此初交的机会，将他这种新的觉醒，将他这种看待人生的新态度，推向外面。这也就是说，以让人知道他的秘密为手段，作为达到目标的第一个步骤。克尼克在与戴山诺利作进一步交谈时，他说他迟早要摆脱目前的生活方式，进而跃入另一种新的生活境界，这种意愿就曾占有一种决定性的地位。与此同时的是，他谨慎小心地与普林涅奥建立友谊的关系，因为而今的普林涅奥之所以与他有了不解之缘，不仅是出于以往的倾慕，同时也出于病愈患者对良医的一种感激之情。克尼克如今既有这个友谊作为桥梁，就不难步向外面的俗世去体验那充满哑谜的俗世生活了。

说来不足为奇的是，这位导师等待那么久的时间才让他的好友德古拉略斯一窥他的挣脱秘密和计划。尽管他一向以好心和善意与人交往，但他对于此种关系不仅尽力保持一种清楚、独立的看法，并以此种观点指导它的发展。现在，普林涅奥，既然再度进入他的生活之中，无形中也就成了佛瑞滋的一个对手——一个有权关心克尼克的兴趣和情感的新老朋友。对此，德古拉略斯以一种猛吃干醋的姿态表现出来，几乎没出克尼克的意料。这位导师，有好一阵子，直到完全赢得戴山诺利的信赖之后，都可将佛瑞滋的恼羞生怒视为一种求之不得的解脱；但到后来，另一种顾忌又在他的思虑之中占据了一个更大的位置。对于德古拉略斯这样一个人，怎能使他听信他要弃官溜出华尔兹尔的意愿呢？因为克尼克一旦离开华尔兹尔了，那他便是永远失去这个朋友了。带着佛瑞滋走上眼前那条狭窄而又危险的道路，简直是一种连想都不能想的事情，纵使是佛瑞滋出乎意料地明白表示此种冒险的意愿和勇气，也是行之不通的事情。

克尼克在将佛瑞滋引入他的计划之前，等待、思量、犹豫了好久一段时间。最后，他在下定决心离职之后又等了很久一段时间，终于将他的计划告诉了佛瑞滋。将朋友蒙在鼓里，或瞒着朋友去做将使对方遭受打击的预备工作，那完全不是克尼克的做法。如果情形许可的话，克尼克不但要使他跟普林涅奥一样成为一个入伙人，而且还要使他担任一个真实的或假想的助手，因为行动可使每一种情况显得较易忍受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