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说,克尼克很久以前就将他对卡斯达里面临末运的想法悄悄告诉了德古拉略斯,由于他是以非常关切的态度说出,故而他这位朋友也就同意了他的看法。这位导师将他离职的意图告诉了佛瑞滋之后,他便利用此等观念作为沟通的桥梁。出乎他的意料而使他如释重负的是,佛瑞滋对他这个计划却没有抱持悲观的态度。与此相反的是,一位导师将他的纱帽掷还教育委员会,顿去脚上的卡斯达里灰尘,追求一种合乎自己口味的生活,这种想法在佛瑞滋看来,似乎颇为恰意。实在说来,这个想法使他颇感高兴。身为个人主义者的德古拉略斯,既然仇视所有一切的标准化做法,无可避免的,自然也就毫不畏缩地偏向反抗权威的人。只要有反抗、痛骂,乃至以智克制官方权力的情况存在,他总是附而和之。
他的这种反应,对克尼克如何继续进行的问题提供了一条线索。这位导师立即体会他这位朋友的态度,由于感到良心稍安而发出了会心的微笑。他既没有纠正佛瑞滋把这整个事情视为反抗官僚的一种coup de main(突击或奇袭),也没有派他担任同路人、合作人,以及共谋者的角色。他认为须由导师署名写一纸陈情书给教育委员会,申述使他挂冠求去的所有原因。这纸陈情书的草拟工作,主要由德古拉略斯着手。最重要的是,他必须先将克尼克对于卡斯达里的起源、发展,以及现状所持的历史观加以吸收消化,而后搜集可以记述克尼克的意愿和他提示的历史资料。这件工作将使他进入他以前一向排斥和轻视的一种境地——亦即历史的境域,不过,德古拉略斯对此似乎并未感到烦恼,因此,克尼克很快就将必要的手续告诉了他。不久之后,德古拉略斯便以他一向支持孤立无援的冒险工作所具有的那种热情和干劲埋首于这个新的差使了。这个刚强难化的个人主义者就这样兴致勃勃地开始了他的历史研究工作,因为这个工作不但使他得以向当今的大亨和整个圣秩组织提出挑战,而且可以使他有机会揭开他们的缺陷和疮疤。
克尼克对于此种努力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对于它们的结果也没有什么信心。他既下定决心使他本身摆脱目前的拘束,就让他自己毫无牵挂地等待他觉得已在等他去做的工作。但他完全明白,他既无法以合理的论证说服委员会,而他的代表德古拉略斯也做不了必须去做的实际工作。虽然如此,但他知道佛瑞滋已有了可以使他转向的事情可忙,也就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又可使他俩彼此接近一阵子了。如此一来,他下次见到普林涅奥·戴山诺利时,就可对他如此报告了:“德古拉略斯这位朋友此刻正在忙着,正在弥补他认为由于你的再度出场而遭受的损失。他的醋意几乎已经完全消除了,而今正在为我出力,而反对我的同仁,对他似乎很好。他现在几乎快活起来了。不过,普林涅奥,你可不要以为我对这个计划存有任何具体的奢望——除了对他自己有益之外。要我们的最高当局俯顺我这个陈情,似乎是件不太可能的事。实在说来,这是一件提也不用提的事情。说得好一点,他们顶多以一种温和的申斥作答而已。我们圣秩组织本身的性质,注定我的请求遭遇失败的命运。话说回来,一个俯顺陈情而放走它的珠戏导师,而派他到卡斯达里辖区外面去工作的委员会,不论怎么说,也是不合我的脾性的。何况,我们现任教会导师亚历山大这个人,也是无法说得动的。无法可想,我只有单枪匹马去打这场硬仗了。目前,我们且让德古拉略斯去磨炼磨炼他的心智吧!我们顶多只是损失一点时间而已,而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因为不论如何,我得把这里的事情料理得停停当当了,然后离开,才不致使华尔兹尔受到损害。不过,同时你得为我在外面找个栖身之处和某种工作才行,好歹不拘:事非得已,弄个音乐教师之类的职位,我也会感到满意的。只要有个开头,有个踏脚石,也就好了。”戴山诺利表示他认为可以找到某种事情,届时,他的家可以暂时供他的朋友使用,要住多久随他便。但克尼克谢绝了这个提议。
“不行,”他说,“要我做客,我是办不到的;我必须有事可做才行。并且,在府上小住几天,固是美事,但日子久了,那就只有制造紧张和麻烦了。我对你很有信心,而尊夫人最近待我亦颇友好,但我一旦不再是个来宾,不再是珠戏导师,而成了一个难民和永久的食客之后,那情形可就大为不同了。”
“关于此点,你可真是未免有些拘泥了,”普林涅奥说道,“你一旦脱离此处,住到首都去,不久就会获得合适的职位,至少可以到大学里当个教授——这点你可以十拿九稳。但你知道,这类事情需要时间,并且,不用说,我只有等你得到自由之后才能开始为你进行。”
“直到那时为止,我的决定仍须保密。在我的上级将他的决定通知我之前,我不能将我自己交给你的当局;这是自明之理,且不必说。但你晓得,我目前根本不想去找什么公家的事做。我的需要很少,可能比你所能想到的还要少些。我只需要一间小小的房间和一日三餐的面包,最主要的是有事可做,有某种教书先生的工作可做;我只要有一个或少数几个我可以接近和影响的小学生教教就好了。大学里的教席是我最不想要的职位。我乐意——不,我宁愿做一个孩子的家庭教师或诸如此类的事情。我要寻找的,我所需要的工作,是一种单纯自然的事情,一个需要我的人。受聘于一所大学,无异一开始就将我自己安置在一个神圣化、机械化的传统官僚机构之中,而那正是与我愿望相反的事情。”
戴山诺利迟疑不决地将他自己在心中酝酿已久的一个计划提了出来。
“我倒有个提议,”他说,“希望你至少愿意考虑一下。倘若你有可能接受了,那倒是帮我一个大忙。自从我第一天到这里来看你,你已帮了我不少忙。并且,你对我的家庭背景和现状也已知道大概了。我的处境并不太好,但比起前几年来已好多了,其中最棘手的问题,是我父子两个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被宠得实在太不像话了;他在家中为他自己建立了一种特权地位——这是你已知道的了,实际说来,他自幼就被他母亲和我自己惯坏了。他自幼就偏向他的母亲,日子久了,我只要稍加管教,都被轻轻挡了开去。我对此点早已死心了,就像对自己窝囊的一生一样。但是而今,我又恢复了一些信心,多亏你的指点,我又有希望了。你不难看出我要追求的目标。目前正是铁陀在学校里遭遇难关的时候,如果能有一位家庭教师愿意接手,那将是一件大大的幸事,我知道这是一个自私的请求,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你对这事是否感到兴趣。至少是有你的鼓励,我才提出这样的建议。”克尼克微笑着伸出了他的手。
“谢谢你,普林涅奥。对我而言,这是最受欢迎的建议了。一切具备,只差尊夫人的同意。还有,你们二位必须准备将你们这位少爷暂时完全交给我。如果我对他有什么处置的地方,日常的家庭影响必须排除。你必须与尊夫人商量,说服她接受这个条件。你去小心进行,但不必过于紧迫。”
“你真的以为你能应付铁陀吗?”戴山诺利怀疑地问道。
“哦,是的,为何不能?他有良好的血统,有双亲的优秀天分。所缺的是这些要素的调和发展。我的工作就是唤醒他要求此种调和的意欲,或者强化这种内在的意愿,终而至于使他明白它的意义。对于此点,我乐于尝试。”
克尼克就这样让他的两个朋友各以不同的方式,为他的这件事情忙了起来。戴山诺利依计在首都将这件新的计划告诉他的太太,并以让她听得入耳的言词征求她的同意;而德古拉略斯则仿效克尼克的办法,坐在华尔兹尔图书馆的书库之间寻求草拟陈情书所需的资料。这位导师已在他所开列的阅读材料中放进了诱人的香饵,使得一向憎恶历史的佛瑞滋一旦咬住了战争时期的历史之后,便放它不开了。他以业余娱乐的兴致到教会组织成立之前的那个黑暗时期之中发掘遗闻轶事,所得资料之多,到他拿去交差时,他的朋友克尼克只能采用十分之一而已。
这段时间,克尼克又到首都戴家走了几趟。由于健全而又完整的人,比较易于接近难于相处、但心有烦恼的人,因此之故,戴山诺利的太太对他也愈来愈加信赖了。不久之后,她就同意了她的丈夫所提的那个计划。至于铁陀本人,则在这位导师某次来访时大胆地告诉他,从今以后,他希望人家不要再用通俗的代名词称呼他,就像他是一个小孩似的,因为现在每一个人,包括他的老师在内,都用礼貌的代名词称呼他了。克尼克非常礼貌地向他表示了谢意,同时也表示了歉意。但他解释说,在他那个学区里面,老师都用通常的方式称呼学生,即使是对已经长得很大的学生,也是如此。用过晚餐之后,他邀这个孩子出去走走,并要他带他去看市内的某些东西。
散步途中,铁陀将他带到位于旧城的一条庄严大道之上,只见那儿矗立着许多已有数百年之久的富有的贵族家屋,看来好像排列成为一种连续不断的行列。铁陀止步在一座坚实、高耸的庞大建筑之前,指着大门上面的一块盾牌问道:“你知道那是什么吗?”当克尼克表示不知道时,他便解释说:“那是戴氏家族的武器,而这便是我们的祖屋。它曾属于戴家,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而我们现在所以住在那栋俗不可耐的屋子里,是因为家父在祖父死后莫名其妙地将这座雄伟的古屋卖掉,建了那座现在已不再时髦的现代住宅。做出这种事情的人你能够谅解吗?”
“你为这座老屋感到非常遗憾吗?”克尼克问道。
“非常遗憾,”铁陀痛惜地说道,接着再度问道,“你对做出这种事情的人能够谅解吗?”
“如果你从适当的角度去看,原来不可谅解的事情就会显得可以谅解了。”这位导师说道,“老屋是一种美好的东西,因此,如果将它与新屋并置一处而要你父亲从中选择其一的话,他可能会保留老屋。当然了,老屋不但漂亮,而且非常突出,特别是像这样一座,真是太棒了。但建造一栋属于自己的屋子,也是一件美事,因此,一个有志青年若有机会去做这样一种选择:搬进一栋安适的旧巢,还是另建一栋全新的新屋?我们不难看出,他可能会选择后者:自建新居。令尊大人,据我所知——在他还是一个像你这么大的年轻小伙子时我就认识他了——因为把这栋房子卖掉而所受到的痛苦,恐怕没有任何人比他更深的了。他曾与他的父亲和家人有过一次激烈的冲突,由此看来,他在我们卡斯达里接受教育,对他似乎并不是一件完全适当的事情。无论如何,这种教育并没有能够使他抑制几次暴躁的情绪冲动。这栋屋子的出售说不定就是出于此类冲动。他以为这就是向传统所作的一种突破,这就是对他的父亲、对他的家人、对他的整个过去和依赖心理所作的一种宣战。至少这是看待事物的方式之一。但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因此,另一种想法,在我看来,亦非完全没有可能——这也就是说,你的父亲卖掉这栋老屋子,与其说是存心伤害家人,不如说是有意伤害自己。不用说,他对家人非常恼火:他们将他送到我们英才学校就读,要他接受我们那一种的教育,结果使他毕业后无法适应世间的工作、需要,以及非他所能应付的要求。但对此点,我还是不做进一步的心理分析为妙。不论如何,这个售屋的故事生动地表露了父子之间的冲突——表露了这种憎恨,这种由爱而生的恨意。这种冲突,在有能力、有才能的人身上,多半会朝正的或好的方面发展、升华——世界史中比例甚夥。随便说说,我不妨想象:一个后来的小戴将以为他的家人收回这栋屋子作为他的平生使命,不惜任何代价。”
“好啊,”铁陀叫道,“难道你不认为他是对的吗?”
“我对他不想有所批判。假如一个后来的小戴能够想到他的家族的伟大之处和此种伟大所给他的义务,假如他以他的全部力量为他所属的那个城市、乡村、国家、正义,以及福利服务,而在这些当中逐渐成长,乃至有足够的能力收回这栋老屋的话,那时,他将是一个不虚此生的人,而我们将乐意脱帽向他表示敬意。但是,如果他只以收回这栋老屋为务而没有其他人生目标的话,那他只不过是一个着了迷的人,一个盲目的热狂者,一个被某种激情俘虏的家伙。而尤其可能的是,一个永远不能体悟父子冲突真意的人,以致成年很久之后,仍然肩负着那种沉重的包袱而不得自由。我们可以谅解,甚至怜悯他,但他就是不能提高他那一系的家声。一个古老的家族永远和睦地聚居它的祖屋之中,固然不失为一件美事,但只有为比家族更大的目标服务的这种子孙,才能恢弘和光大其祖先的基业。”
在这次散步中,铁陀虽然不但聚精会神,而且非常温顺地谛听他父亲追求理想的故事,但在另外一些场合却又展示了他的厌恶和轻蔑。在这个连他那失和的父母两人似乎都很尊重的人身上,他感到了一种威胁他本身任性的力量,因而不时以十足的粗鲁对待这位来宾。但每次做得过火之后,不免又因感到抱歉而尝试补偿他的过失,因为在这样一位沉静有礼,好像披着闪光甲胄的导师面前暴露他的弱点,是有损自尊的事情。此外,他也在他那既乏经验,又颇狂妄的心中隐隐感到:这也许是他值得敬爱的一个人。
他的这种感觉,在他碰见克尼克独自等待他那正在忙于家事的父亲的那半个钟头中,特别显著。当时铁陀一脚跨进琴室,猛见他家这位客人正半闭着眼睛像雕像一般静静地坐在那里,浑身放射着宁静而又安和的光辉,使他情不自禁地放轻脚步,踮起脚尖悄悄退出门外。而就在那个时候,这位导师睁开两眼,向他打了一个友好的招呼,站起身来,指指室内那架钢琴,问他喜不喜爱音乐。
铁陀说他喜爱音乐,不过他已好久没上音乐课了,连带练习也丢开了,因为他在校中还没有学得很好,而那些自称老师的教练却总是不息地紧迫盯人。虽然如此,但他一向喜欢欣赏音乐。克尼克揭起琴盖,坐在琴前,发现琴已调好,于是便弹了史卡拉蒂所作的一个慢板乐章,那是他最近用来作为一局珠戏练习的基础。然后,他停下手来,因见这个孩子显出一副爱听的样子,于是便开始将这种练习的情况做了一个大略的概述。他解剖了这支音乐,并且举例说明了若干可以采用的分析方法,以及可将这种音乐译成珠戏象形文字所取的途径。
铁陀第一次没把这位导师看作一位贵宾,没有将他看作一位危害本身自尊的博学名流。相反的是,他这次所看到的这位导师是位正在用功的人,是位已经学到一种精确微妙的艺术,并用精练的手腕加以表现的人。铁陀虽然只能模糊地感到这种艺术的意义,但他知道它似乎是一个身心健全的人值得全心全力去做的事情,而这个不但认为他已长大、并且还以为他有足够的智慧去尝试这些复杂的事情,也使他有了大大的自信。他静下心来,开始在这半个小时当中卜测这个奇特之人所具的这种快快活活而又镇定沉着的精神根源究系什么。
克尼克的最后这段时期的公务活动,几乎跟他刚刚就职后的情况一样繁难。他曾决定为他下面的各个部门留下一个示范性的榜样,这个目标他达到了,但还有一个使他本人让人看来可有可无、至少不难取代的目标,没有达成。这种情形,在我们教学区中,几乎已经成了高级职位的常例了。身为导师,高居于他所管辖的复杂事务之上,好像一枚最高的勋章,犹如一枚发光的国徽一样。他如天马行空,来去匆匆,说几句话,点一点头,表示同意,挥一挥手,表示差遣,一转眼,人已不见——已与另一个部属交谈去了。他指挥他的公务机构,恰如乐师把弄他的乐器一般,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几乎不动任何脑筋,然而事事顺利,有条不紊。但他这个机构中的每一个职员悉皆知道,这位导师一旦离开或生病,将会发生怎样的情形,一旦有人代他职务——哪怕只是几个钟头或一天的时间——将会发生怎样的事情。
克尼克再度穿梭于整个珠戏学园这个公国之间,把他的时间用于考查每一件事情,不厌其烦地悄悄挑选他的“影子”——即将代表他本人处理他工作的职务代理人。然而,尽管他如此忙碌,但他心里明白,骨子里他不但已经脱离了这些束缚,而且早就远走高飞了。这个秩序井然、过于讲究的小世界,已经不再能够系得住他那已经翱翔的心灵了。他已把华尔兹尔和他这个导师的职务看成了一种身后的事情,一个已经路过的境域:所有这些虽曾使他获益匪浅,但现在已经不再能够诱导他去创造新的境界,已经不再能够诱导他去倾污新的精神了。在这段逐渐挣脱枷锁、告别官场的时期之间,他对他这种背离的真正原因和逃避的实际意欲,愈看愈为清楚。他想,他之所以要如此做,可能的是,既不是因为他看出了卡斯达里的危机,也不是因为他担心卡斯达里的前途,而是他那一直懒散,一向空虚的自我、心智、性灵,如今已在争取充实它自己的权利了。
这时,他再度仔细研究了教会组织的法令与规章,结果发现,逃离这个教学区域的问题,并不如他起初所想的那样困难,也不是什么行之不通的事情。只要以良心为理由,他不但有权挂冠求去,甚至离开教会也行。入教的誓言也不是一种必须终生遵守的事情——尽管教友中要求此种自由的人,少之又少,而最高委员会的成员中想要享受此种权利的人,更是从未之闻。在他看来,此一步骤之所以显得如此难以下足,与其说是在于法令的规定太严,毋宁说是在于圣秩组织精神的本身,在于自己内心的忠诚。当然,他并没有打算一走了之;他正在准备一份请求准予离职的陈情书,把实际的情况申述一下,而他那位敬爱的朋友德古拉略斯正在日以继夜地赶写这份文件。但这份陈情书的效果如何,他并没有什么信心。当局者们或许会给他一些安慰、保证和训勉,或者给他一段假期,让他到罗马或玛丽费尔斯走走——那里的约可伯斯神父刚刚过世不久。但他们不会将他放走:那似乎已是愈来愈为明显的事情了。让他走开,将会违背教会组织的传统习惯。设使教育委员会这样做了,那无异承认他的请求确有正当的理由,无异承认卡斯达里的生活,尤其是位居这样的高位,在某些情况之下不能满足一个人的需要,无异承认这种生活没有价值,甚至是一种拘人的囚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