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儿子称呼他为“博士”，博士则唤我儿子为“平方根”，因为儿子的头顶就像平方根符号那样平。
“嗬——看来里面装着一颗聪明的心啊，难得难得。”
博士边说边在自己头上摸来摸去，也不管会弄乱头发。儿子讨厌被伙伴们嘲笑，平常总戴着帽子，当下起了戒心，把小脑袋一缩。
“用这个，不管是无穷数还是肉眼看不见的数字，都能给它一个明确的身份。”他说着伸出食指，在积了一层灰的办公桌一角画出那个形状。
<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1/1-200411100611323.gif" />
在我和儿子从博士那里学到的数不尽的知识当中，平方根的含义占有重要的地位。博士相信世界的构成能够通过数字这种语言来表述，数不尽之类的说法可能会引起他的不快。但是除此之外还能怎样表达呢？我们虽然学了十万位数的巨大素数，也学了载入吉尼斯纪录的、数学证明所用的最大数字，还有关于超越无穷的数学概念，但即使再怎样活用这些数字和概念，也无法计算出与我们和博士共同度过的时间密度相等的数值。
还清楚地记得我们三个人一起往根号内填数字，看看会有怎样的魔法发生的情景。那是刚入4月不久的一个雨天的傍晚，昏暗的书房里亮着白炽灯，儿子脱下的双肩包扔在地毯上；窗外，雨水打湿了杏花。
无论何时何地，博士要的都不仅仅是正确答案。比起闷声不响不做任何回答，他更喜欢我们在百思不得其解之下犯错，哪怕错得离谱。一旦错误解答导致新问题产生，新问题的难度又胜过原先的问题，便引得他越发地高兴。他对于正确的错误有着独特的见解，越是绞尽脑汁都解答不出的时候，他越能激发我们的自信心。
“好，现在我们把－1填进去试试看。”博士说。
“只要把同一个数字乘两次求得－1就行了，对吧？”
儿子在学校好不容易才学到分数，可听了博士不到三十分钟的课，就已经接受了比0更小的数字的存在。我们脑海里浮现出<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1/1-200411100611615.gif" />。100的开方是±10，16的开方是±4，1的开方是±1，因此，－1的开方就是……
博士绝不会催促我们，他最爱目不转睛盯着我和儿子努力思考的脸瞧。
“这样的数字会不会不存在啊？”我小心翼翼地开口说道。
“不对，它就在这里。”他指着自己的胸口说道，“这是一个非常拘谨的数字，不会出现在我们看得见的地方，可是它的的确确就存在于我们心里面，用它小小的双手支撑着世界。”
我们再次沉默，想象起－1的平方根在某个陌生又遥远的地方，竭尽全力伸长了双手的样子。屋里静得只听得到外面的雨声。儿子把手放到自己头上，试图再一次确认平方根符号的模样。
博士并非一个好为人师的人，对于自己不懂的事情，他表现得很谦虚，客气程度不输给－1的平方根。有事叫我，博士必定会这样说：
“抱歉，麻烦你……”
比如，甚至仅仅是让我把电烤箱的旋钮搁到三分半，他也不忘加上一句“抱歉”。当我转动旋钮的时候，他就伸长了脖子注视着烤箱内部，一直到吐司烤好。他出神地望着吐司，仿佛我这一转一扭之间就是一个通向某一条真理的证明过程，而他要把这一过程看个清楚明白，他简直认为这条真理具有与毕达哥拉斯定理同等的价值。
曙光家政服务介绍工会首次派我到博士家，是在1992年的3月。工会位于濒临濑户内海(1)的一个小镇上，我虽然是登录在册的保姆中最年轻的一个，但其实相关工作经验已经超过十年。在这期间，我和无论何种类型的雇主都相处融洽，我为自己在家政服务方面的专业水准感到自豪。就算工会组长把其他人都敬而远之的麻烦客户强行摊派到我头上，我也不会抱怨半句。
说到博士，光看客户卡，我就预感到他不好对付。当由于对方的投诉而更换保姆时，卡背面就会盖上一个蓝色星号章，博士的卡上当时赫然敲着多达9个星号，是我曾经服务过的对象中的最高纪录。
拜访博士家接受面试那天，出来接待我的是一位气度高雅的瘦小老太太，她把染成栗色的头发扎了起来，身穿一件针织连衣裙，左手拄着一根黑色拐杖。
“需要你照顾的是我的小叔。”她说。
最初我并不了解博士和老太太之间是什么关系。
“无论哪位都做不长，让我和小叔非常为难，每逢新来一位，一切都要从头开始，纯粹是在浪费时间。”
我终于理解了她口中的小叔指的是小叔子。
“我们对你没有特别复杂的要求，你只要在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11点钟来做中饭给小叔吃，然后把屋子收拾干净，买好东西做好晚饭，晚上7点就可以回家了。你需要做的，就只有这些。”
从她口中说出的“小叔”这个词，听来似乎有些犹犹豫豫。尽管她在态度上显得郑重其事，但她的左手，就只有左手，却在烦躁不安地摩挲着拐杖。偶尔，她会朝我投来充满戒心的一瞥，并小心翼翼地不和我的视线相撞。
“至于细节问题，就照我们交给工会的合同办。总之，只要你能够让小叔过上任何人都在过的、正常之极的日常生活，我就不会有任何不满。”
“请问您小叔现在在哪里？”我开口询问。
老太太举起拐杖往后院的偏屋一指。只见修剪得漂漂亮亮的红罗宾(2)树篱对面，枝叶掩映间，露出一截暗红色的石板屋顶来。
“请不要在主屋和偏屋之间走动。你的工作场所说到底是小叔家。北面靠马路这头有一道偏屋专用的大门，麻烦你从那里进出。小叔惹的麻烦事，麻烦你在偏屋里就把它们解决掉。你可听明白了？以上这些希望你能够遵守。”说完，老太太把拐杖往地上一顿。
之前的那些雇主向我提出过种种不合情理的要求，有的要求我把头发扎起来，而且每天换头绳；有的要求茶水的温度必须保持在75摄氏度，高一点低一点都不行；有的要求我在金星升空的那一刻双手合十膜拜……相比之下，我不禁认为老太太的要求并不算太难。
“我能见见您小叔吗？”
“没有必要。”
可能因为她回绝得实在太干脆，我觉得自己好像说了无可挽回的错话。
“就算他今天同你见了面，到了明天也会忘记，所以，没有这个必要。”
“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不妨坦白告诉你，他的记忆有缺陷。倒不是痴呆，整体来看，脑细胞运转正常，只是大约17年前，其中的极少一部分出了问题，丧失了记忆事物的能力，情况就是这样。他遭遇了交通事故，撞伤了头部。小叔记忆库的存储活动终止于1975年，那以后，即使再想积累新的记忆，新记忆也会很快消失。他记得30年前自己发现的定理，可昨天吃过的晚饭的菜式却记不住。简单地说，他的状态好比脑袋里就只装得进一盘80分钟的录像带，重录一开始，先前的记忆就会统统被消去。小叔的记忆只能维持80分钟，不多不少，正好1小时零20分钟。”
看来老太太已经反复解释过无数遍了，她说起话来不带任何感情，流畅爽利。
很难赋予80分钟的记忆一个具体的形象。当然，我曾经无数次照顾过病人，可我想象不出那些经验究竟能发挥怎样的效用。事到如今，我才重又想起客户卡上密密麻麻排列着的蓝色星号。
单从主屋望过去，偏屋显得是那样的寂寥，感觉不到有人生活的气息。红罗宾树篱上安着一扇前后开的门，通向偏屋，样式古老。再仔细点，就看到门上挂着一把牢固的大锁，已经锈得不成样子，还粘着鸟粪，看样子早已经是无论插进去怎样的钥匙都打不开了。
“那么，从后天也就是礼拜一开始，你没意见吧？”
老太太似乎不想给我多余的窥探空间，直奔主题。就这样，我成了博士的保姆。
同气派的主屋相比，偏屋简陋过了头，显得寒碜。平房结构，很小，冷然地缩着，给人勉勉强强盖在那里的印象。或许是为了掩饰这种印象，偏屋周围一任树木恣意地生长，不加修剪。另外，大门口日照不足，门铃坏了，揿不响了。
“你鞋子穿几码？”
当我告诉他我是他的新保姆时，博士最先问的不是我的名字而是鞋子的尺码，此外没有一句寒暄，也没有点头或躬身致意。无论在怎样的情形底下，面对雇主都不能用问题来回答问题；我遵照这一保姆铁律，按照他所问的作出回答：
“24。”
“嗬！真是个爽快的数字。是4的阶乘。”
博士说完双手抱胸，闭上了眼睛。接着一阵沉默。
“请问阶乘是什么？”
我想，虽然不明白他用意何在，但既然对于雇主来说鞋子的尺码意义深远，那我就应该把话题再往上面引，于是问了这个问题。
“把从1到4的自然数相乘就得出24。”博士闭着眼睛答道。“你家电话号码是多少？”他又问。
“576—1455。”
“你是说5761455？很不错嘛！等于1到1亿之间存在的素数的个数。”博士点着头，像是由衷地表示赞叹。
尽管无法理解自己家的电话号码好在哪里，但我能感受到他语气中所含的暖意。他的样子不像在卖弄自己的学识，相反，让人感觉到了谦虚和坦诚。他传达了一种温情，让人陷入一种错觉，以为自己的号码或许蕴藏着某种特别的命运，而拥有这个号码的自己的命运也是特别的。
开始保姆工作、进出这个家一段时间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在不知所措、不知说什么好的时候，博士会搬数字出来代替语言，这是他的习惯，是他为了同别人交流研究出的一个方法。数字是他为了同对方握手而伸出的右手，同时也是他保护自身的外套。这件外套又厚又重，从外面摸不出身体的轮廓，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它脱下来。只要穿着它，他就能暂时确保自己不显得手足无措。
在我辞去这份工作之前，我们每天早晨都要在大门口谈谈数字。对于80分钟一过记忆就会消失的博士而言，出现在大门口的我永远是初次见面的保姆。因此，他每回必定要遵守礼节表示一下对于初次见面者的客气。他询问的数字除了鞋子尺码和电话号码，还有邮政编码、自行车牌照号以及名字的笔画等好几类，但无论哪个数字，他总能立刻给出那个数字的含义。他一点没有竭力寻找含义的样子，倒像是阶乘啦素数啦这些东西随随便便自己就从他嘴里跳出来了似的。
在听博士逐个解释过阶乘及素数的构成之后，我依然对大门口的问答感觉新鲜有趣。当得知自己家的电话号码除连接电话之外还包含着另一层含义，当那含义所带有的澄澈的回响在耳畔萦绕，我就能安安心心地开始一天的工作。
博士64岁，原本是大学数论专业的教师，外表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显憔悴。不单单显老，他给人的印象是营养没能很好地输送到身体的角角落落。他佝偻得厉害，显得他估摸仅有160厘米的身体越发的瘦小；瘦骨嶙峋的脖颈上，皱纹之间积着体垢；一头白发乱蓬蓬的，随心所欲地跳向东跳向西，把一双难得的招福耳遮住了一半。他的声线细细弱弱，他的动作慢慢吞吞，无论做任何事，所花费的时间都是你我所预想的两倍。
尽管如此，只要你不被这样的苍老表象所迷惑，仔细观察，就能发现他长着一张美男子的面孔。残留的面影使人想到，至少在过去，他肯定是美男子。他下巴轮廓分明，五官深刻清晰，营造出迷人的阴影。
无论在家还是次数极少的外出之时，博士无一例外地每天穿西装打领带。他衣柜里的所有衣物包括分别在冬、夏、春秋穿的西装共三套、领带三条、衬衫六件，真真正正的羊毛外套（不是数字编织而成）一件，此外连一件毛衣、连一条棉裤也没有。对一个保姆来说，这倒是一个难得的、容易收拾的衣柜。
他可能不知道这个世上除了西装之外还存在别的衣服款式。他对别人的装扮之类不感兴趣，恐怕更是从没想过把时间浪费在关心自己的外表上。早晨起来打开衣柜，看到哪套西装没包干洗店的塑料袋就拿过来穿上，这样就已足够。三套西装每套都是深色，都穿旧了，与博士的气质非常相称，甚至几乎就像早已化作了他皮肤的一部分。
但是说到西装，最令我困惑的是上面这里那里用回形针别着的无数张便条。这些便条占据着领口、袖口、口袋、上衣下摆、裤腰带以及纽孔等所有你能想得到的地方。西装被回形针别得皱皱巴巴，都走样了。便条有的是随手撕的纸片，也有的已经发黄，眼看要破了，上面都写了些字。要想知道内容，就得凑近了凝神去看。大概是为了弥补80分钟记忆的不足，记下必须记住的事情，又为了怕忘记把便条搁哪儿了，就把它们别到身上——这一点我能理解，至于如何接受他的这种形象，这问题可远比回答鞋子尺码难多了。
“总之你先进来。我还有工作要做，顾不上招呼你，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博士说着招呼我进屋，然后径直进了书房。他一动，便条随之擦响，发出沙沙沙、沙沙沙的声音。
根据我从那九个被解雇的保姆同事的话里一点一点收集到的信息，主屋的老太太是孀居，她去世的丈夫和博士是兄弟关系。博士的父母去世得早，尽管如此，博士之所以依然能够去英国的剑桥大学留学，继续专攻数学，全靠他哥哥辛辛苦苦把父母留下的纺织厂发展壮大，为比自己小一轮的弟弟缴付学费。而就在弟弟拿到博士学位（他是真真正正的博士），在大学的数学研究所找到工作，终于能够独立的时候，哥哥却得急性肝炎死了。遗孀不曾生养小孩，就关了工厂，在原来的那块地上建起了公寓，开始靠房租收入维持生计。叫两人平静的生活为之一变的，是博士47岁时卷进去的一起交通事故。那天，反向车道有辆车的车主瞌睡驾驶，撞上了博士开的车，致使他脑部遭受到无法治愈的损伤。结果，他失去了研究所的工作。从那以后，他除了依靠解答数学杂志上的悬赏问题赚取可怜的一点奖金外再没其他收入；他也没结婚，直到64岁的现在，他都离不开孀居老太太的资助。
“有这么个怪人小叔子跟个寄生虫似的黏着甩也甩不掉，吃空她老公的遗产，那个寡妇也真是可怜哪！”一个老资格保姆无限感慨地说道。她招架不住博士的数字攻势，大叫吃不消，才一个礼拜就被辞退了。
和外观一样，偏屋的内部也是那样的凄凉。总共就两间房，一间厨房兼饭厅，一间书房。先不说狭窄，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凄凉的氛围：家具无论哪件都是廉价货，墙纸灰蒙蒙，走廊地板一踏上去就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嘎吱声。而且不只门铃，其他一应物件不是已经岌岌可危就是看着岌岌可危。厕所的小窗开裂，厨房的半个门把手一碰就掉，橱柜上面的收音机任凭你怎么按开关愣是不肯出声。
最初的两个礼拜我感到无从着手，累得精疲力竭。照理说根本没干过粗重活，可肌肉就是僵硬，身体沉重。无论被派到哪个雇主家，在掌握工作节奏之前是会有些辛苦，可在博士家却是特别的辛苦。雇主通常会发出指示说那事该干这事不该做，这样，我们自然而然就能渐渐摸清他们的性格，从而掌握注意力的分配比例，知道避免起争执的方法，领会工作要求。但博士从不吩咐我做任何事。他无视我的存在，仿佛我静静地待着一动不动就是他最大的希望。
假如按照主屋的老太太所说的去做，那么首先需要做午饭。冰箱自不必说，厨房里所有的橱柜我都查看了一遍，除了发潮的燕麦片的盒子和在四年前就已到保质期的通心粉以外，没找到一样看起来可以放入口中的吃食。
我敲敲书房的门。没听到回应，又敲了一次。仍旧没反应。我知道这样做很失礼，但还是打开门对着坐在办公桌前的博士的后背开口说道：
“对不起，打扰您工作了——”
后背纹丝不动。我猜想他不是耳背就是戴了耳塞，于是靠近他问道：“请问您中饭想吃什么？您有什么偏好，不爱吃什么，什么食物会让您过敏？请您告诉我，方便我做事，您看呢？”
书房里充满纸张的气味。也许是通风差的缘故，气味在房间角落里沉淀了下来。窗户被书箱堵住了一半，架子上到处是堆成小山的书本，靠墙摆放的床上有张磨破了的床垫。桌上只摊着一本笔记本，也没台电脑，博士手中甚至连笔也没拿；他只是凝视着空中的某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