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好相反。它怎么可能生病呢。它既高大又强壮，屹立不倒。不过它住的地方是在脑子里，所以只能跟它在脑子里玩。我好像把能量过多地倾注到那边去了，没让它分一点给骨头。”

“啊，我知道了。你那个朋友是数字吧。博士是伟大的算术老师，听妈妈说了。”

“你真聪明，直觉真灵。是啊，除了数字，我没有别的朋友了。所以，小时候得让骨头活动起来，活跃起来。知道吗，挑食，把不喜欢吃的剩下不吃，是不对的。要是肚子还没吃饱，不要客气，把老伯伯的这份也拿过去吃。”

“嗯，谢谢！”

平方根十分津津有味地吃了一顿不同于平常的晚饭。他回答了博士的问题，又为了使他满意，提出再吃一碗。就在我给他盛饭的当儿，他一副抑制不住好奇心的样子，眼睛骨碌碌地在屋子里东张西望，偶尔还小心翼翼地、不被察觉地偷偷看一眼博士西装上的便条。

明天往沙拉里加进生的胡萝卜吧，看博士怎么办。我为自己想到这个恶作剧的计划而感到好笑，于是一边抿着嘴偷笑，一边倾听一老一少的对话。

从出生之时起，平方根就是一个很少得到拥抱的婴儿。看见婴儿给放在产科医院小船形状的透明床上的那个时候，涌上我心头的，与其说是欢喜，不如说更接近于恐惧。他出生才几个小时，眼睑上、耳垂上、脚后跟上都还残留着刚才浸在羊水里泡涨了的感觉。他的眼睛半闭着，可不像是在睡觉。襁褓过大，不合身，他的手和脚从里面伸出来，微微地动着。他的样子简直仿佛在向谁倾诉着被人抛弃在错误的地方的不满。

我把额头抵在新生儿室的玻璃上，也向那个谁抛出质疑：你怎么知道这个婴儿就是我的孩子？

那年我18岁，很无知，孤零零一个人，孕吐一直持续到躺上产床之前那一刻，两颊因此凹陷，头发因为汗水散发着恶臭，睡衣上还沾着破水时的污渍。

在两排大约有15张小床的当中，醒着的就他一个。此刻离天亮还有一点时间，除了灯火通明的值班室里穿白大褂的人们以外，走廊上和大堂里均不见一个人影。婴儿松开握拢的小手，接着又笨拙地把手指头弯了起来。他的指甲小得没有道理，呈黑紫色。他抓破我的黏膜，血凝固在指甲下面了。

“对不起，请你们帮个忙……”我跌跌撞撞地冲进了值班室。“请帮我把孩子的指甲剪掉。他的手很爱动，我担心他会不会划伤自己的脸……”

那时那刻的我，可是企图表现给自己看，说自己是一个温柔的母亲？或者那也许仅仅只是因为无法忍受因此被唤醒的黏膜的疼痛。

打我懂事起，就已经见不到父亲的身影了。母亲爱上了一个无法跟她结婚的男人，生下我后独自把我养大了。

母亲在婚礼会场工作，从杂务做起，做过簿记、礼服指导、插花设计、酒席布置等工作，其间凡是允许报考的资格证书她统统去考了过来，最后做到了营业主任。

她是个好强的人，她最讨厌我这个女儿被别人看成是没有父亲的、穷人家的小孩。她竭尽全力要使我们的外表保持光鲜亮丽，内心保持富足，尽管我们的家境的确贫穷。她从进出服装部的厂家那里要来做婚纱剩下的零碎布头，亲手为我缝制了所有的衣服。她又与会场演奏风琴的老师商量，请他便宜点教我弹钢琴。她还把婚礼结束后剩余的花拿回家精心布置，装点得我们家公寓的窗边总是一派华丽的样子。

我之所以做了保姆这行，是因为从小帮母亲做惯了家务的关系。两岁上，我就知道利用泡澡泡剩的热水自己洗尿湿的裤子了。还在上小学之前，我第一次拿起菜刀切火腿，做了炒饭。等长到平方根现在的年纪，全部家务自不消说，从电费的银行转账到参加街道居民会的集会，也没有一样是我不会的了。

母亲对我描绘父亲的形象，形容词净是英俊和了不起，我从未听她说过一句难听的话。父亲据说是一位实业家，经营饮食店，但母亲有意隐瞒了一些具体情况，只挑合适的话出来每天讲一点。据她说，父亲身材高高瘦瘦的，擅长英语，对歌剧造诣很深，为人既骄傲又谦虚，他的笑容能够感染所有遇见他的人……

在我的印象当中，父亲就像是美术馆里的一尊雕像，摆好了姿势站定在那里，无论我再怎样朝那雕像靠近，它的眼睛总是望着某个遥远的地方，甚至无意朝我伸出手来。

假如他真像母亲说的那样好，那他为何对我和母亲弃置不顾，也不对我们施以经济上的援助呢？我对此感到困惑不解，是在进入青春期以后。但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在乎父亲是个怎样的人了。我只是一味默默地陪着母亲分享她所描述的幻想。

打碎母亲的幻想，将她构筑起来的碎布衣服、钢琴以及鲜花破坏得一塌糊涂的，是我的怀孕。事情发生在我刚升高三不久。

对方是我在打工的地方认识的，学电子工程学的一个大学生。他是一名文静、学识广博的青年，但他却竟然没有那个度量来接受我们之间所发生的事实。那些曾经叫我深深着迷的、电子工程学的神秘知识再也起不了任何的作用，他纯粹成了一个愚蠢的男人，从我面前消失了。

尽管在生下没有父亲的孩子这一点上，我们母女俩是一样的，但或许正因为这一点相同，以至于我无论用怎样的方法都无法平息母亲的怒火。那怒火贯穿着痛苦与叹息的喊叫，她的感情是那样的强烈，以至于我无法看清楚自己的心情到底如何。怀孕22周后，我离开了家。从那以来，我没再和母亲联系。

当我从产科医院把婴儿带回到“母子成长住宅”这所带名字的公立公寓时，迎接我的只有女舍监一个。产科医院给了我一个放脐带的木盒，我把保留下来的唯一一张孩子父亲的照片，折得小小的收进了木盒内。

在通过抽签定下托养婴幼儿的保育所后，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曙光家政服务介绍工会的面试。能够让我发挥我所具备的微不足道的能力的，除了这里，再没有其他地方了。

就在平方根马上就要升小学之前，我和母亲达成了和解。那天，她突然差人送来了一只双肩包。当时正值我离开“母子成长住宅”，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生活的时候。母亲还是老样子，还在婚礼会场努力地做她的主任。

然而，就在那份不自然的感情慢慢变回自然，就在我开始感到单是有一个外婆陪在孩子身边便给人一种莫大的安心感的时候，母亲却因脑内出血去世了。

所以，当我看到平方根让博士抱在怀里，真是比孩子自己还要开心。

平方根加入后，三个人的生活节奏很快上了轨道。除了晚饭准备三个人的分量，我的工作内容并没有改变。最忙的是礼拜五，我必须得把周末的菜准备好，然后放进冷冻室。我要啰里啰唆地对博士解释清楚，肉馅糕与土豆泥以及清蒸鱼与青菜该如何搭配，解冻的顺序应该是怎样的，结果他最后到底还是没能学会使用微波炉。

然而，礼拜一早上过来一看，我准备好的菜已经吃得一干二净，肉馅糕和清蒸鱼也都用微波炉解冻后进了胃里，脏盘子也已经洗好，并且收进了橱柜。

肯定是老太太在我不在的时候帮的忙。但是在我工作的五天里，她绝不会露面。令人纳闷的是，出于什么原因，她要那样严厉地禁止我踏入主屋半步？如何与老太太搞好关系，对于我倒成了新的难题。

对于博士而言，难题依旧是数学。他对着要求长时间集中精力的问题苦思冥想，并且解答出来甚至获得奖金，我对此表示赞美，说真是太了不起了，他却并不表示欢喜。

“这种东西，只不过是闹着玩玩而已。”他说，与其说是谦逊的语气，不如说透着惆怅。“设置问题的人是知道答案的。解答一道保证有答案的问题，就好像攀登一座望得到的山峰，像跟着向导在登山道上作徒步旅行。而数学的真理，不为人知地、悄悄地潜藏在没有现成的路可走的路尽头，而且那地方不一定就在山顶，它也许藏在陡峭的悬崖的岩缝里，也许在谷底。”

傍晚，当平方根的一声“我回来了”响起时，博士无论当时正如何埋头于数学问题当中，都会走出书房迎接他。他曾经那样恼恨别人干扰他思考，可却为了平方根轻易就把那点执着给抛弃了。但大多数情况下，儿子照旧放下双肩包就跑去公园和小伙伴们打棒球，博士只得又无精打采地走回书房去。

因此，博士一看天下雨就兴高采烈，因为这样他就能陪平方根一道做算术作业了。

“在博士家学习，我觉得我好像变聪明了。”

我们母子俩住的公寓没有什么书箱之类的东西，所以看到堆满书的书房，平方根好像觉得稀罕得不得了。

博士把办公桌上的大号笔记本和回形针以及橡皮碎屑推到一旁，为平方根腾出空间，接着他们在上面摊开了算术练习册。

是不是凡是研究高等数学的人，谁都能够浅显易懂地教好小学生的算术呢？或者说那是教的人具备特殊能力的缘故？博士能够以完美的方法传授分数、比例以及体积等知识。他让我想到，凡帮助孩子检查作业的家长，都应当这样做。

“355乘以840，6239除以23，4.62加上2.74，<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1/1-200411100612H4.gif" />减去<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1/1-200411100612L8.gif" />……”

不管是应用题还是单纯的计算题，博士首先都让平方根从念题目开始。

“问题是有节奏的，和音乐一样，把它念出来跟上它的节奏，就能看到问题的整体面貌，而且还能猜出隐藏着陷阱的、可疑的地方。”

平方根活泼泼的朗读声响彻着书房的每一个角落。

“假设一个人购买2块手帕和2双袜子花费了380日元，购买2块相同的手帕和5双袜子花费了710日元，那么请问1块手帕和1双袜子的价格分别为多少？”

“好，问题要从哪里入手呢？”

“嗯，有点难度。”

“这个的确可能是今天的作业里面最狡猾的题目。但是你刚才读得真好。这个问题由三个句子构成，手帕和袜子都分别出现了三次。你读的时候确实抓住了其中反复出现的节奏：几块、几双、多少日元。几块、几双、多少日元……一道乏味的练习题，让你读起来就像一首诗。”

博士夸奖起平方根来不遗余力。即使在夸奖期间，时间飞快地流走，作业丝毫没有进展，他也不焦急。即使平方根钻进了多么愚蠢的死胡同，他也会像从河底的淤泥里掬起一粒沙金那样，找出小小的闪光点来。

“那么，就让我们把这个人所购买的东西画出来看看。先是2块手帕对吧？接着是2双袜子……”

“你这个看起来不像袜子。是胖胖的毛毛虫。看我的。”

“啊，对的，你那样画的话就像袜子了，嗯，好。”

“要画5双袜子比较费时间哩。这个人买手帕的量不变，光增加了袜子。我的也慢慢地开始像毛毛虫啦。”

“不会，你画得很棒。平方根说的没错，袜子一增加，价格也跟着贵了。我们来算算贵了多少好吗？”

“嗯——710减去380，等于……”

“最好不要把笔算的过程擦掉，就让它保留着。”

“我平时是在废纸背面随便算算的。”

“不管什么样的式子，也不管什么样的数字，都是有含义的。如果你不好好珍惜它们，它们不是很可怜吗？”

我坐在床上缝缝补补。当这一老一少开始做作业时，我也把自己的工作拿到书房里来，以求尽量和他们待在一起。我不是熨衬衫，就是去除地毯上的污渍，再就是摘摘豌豆角儿。待在厨房，听着时不时传出的笑声，我会有种仿佛只有自己一个人被排除在外的感觉，会因此感到寂寞；说到底，我希望在有人对平方根好的时候，自己也能够待在一旁。

书房里能够很清楚地听到雨声，仿佛唯有这里的天空比较低。多亏了繁茂的绿叶，待在这里无须担心人们窥探的视线，因此如果夕阳西下后也一直不拉上窗帘，他们俩的脸就会映在窗玻璃上，看上去湿润润的。下雨的日子，纸张的气味比平常更加地浓重了。

“对了，对了，就是这样。把除法也运用进去，就能得到我们想要的答案了。”

“袜子先算出来了，是110日元。”

“好。这时候可不能大意。手帕虽然看起来很老实的样子，说不定是个坏家伙呢。”

“对噢……嗯，数字越小越容易计算……”

桌子对平方根来说有些过高，他伸长了身子把脑袋抵在上面，手里紧紧握着咬满牙齿印的铅笔。博士则悠闲自在地跷起了腿，盯着平方根的手指尖看，一面不时拿手摸摸邋遢胡子。此时的他，早已不是一位瘦弱的老人，也不是一位专注于思考的学者，而成了弱小者正当的庇护人。他们的轮廓靠近、重叠，融合成为一体；铅笔的沙沙声和博士的假牙的嚓嚓声，也都融进了雨声中。

“我可以按照顺序，一个一个式子列出来吗？我们学校的老师，要是我们不统一成一个式子，他会生气的。”

“学生为了避免出错，认认真真地做反而要生气，这老师真是奇怪。”

“嗯，是有点怪……110乘2等于220。再用380减去……等于160……160除以2……等于80。出来了！手帕每块80日元！”

“正确。解得漂亮！”

博士抚摸着平方根的脑袋夸奖道。平方根任凭他把自己的头发摸得乱蓬蓬的，同时不停地抬头瞧瞧博士的脸，像是不愿错过他欢喜的笑容。

“老伯伯也想给你出个作业，行吗？”

“啊？”

“不要摆臭脸嘛。一起学着学着，老伯伯也开始想模仿学校里的老师，给你出出作业了。”

“太狡猾了！”

“就一个问题。听好了：‘把从1到10的数字相加，结果等于多少？’”

“什么嘛，这个简单、简单。马上就能算出来。那么，博士，既然我同意你出作业了，我也希望你答应我一个请求，请你把收音机修好。”

“修收音机？”

“嗯。因为我来了这里之后就不知道棒球比赛的经过了。这里又没电视，收音机也是坏的。棒球锦标赛已经开幕啦。”

“嗬……职业棒球？”博士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手仍旧放在平方根头上。“平方根是哪个队的球迷？”

“你看看帽子不就知道了？阪神虎啦！”平方根说着把扔在双肩包边上的帽子往头上一戴。

“是吗，阪神虎啊！是吗，是阪神虎啊！”博士喃喃说着，不像是在对谁说，而像是说给他自己听的，“老伯伯是江夏丰的球迷，是阪神虎黄金左投江夏丰的球迷。”

“真的？太好了！你不是巨人军的球迷就好。那么，你绝对应该把收音机修好。”

平方根跟博士磨上了，博士兀自在那里喃喃自语地说着什么。

我盖上针线盒的盖子，从床上站起来说道：

“好了，我们吃晚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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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宫泽首相：这里指宫泽喜一（1919—2007），日本政治家，历任外务大臣及大藏大臣等职，1991年11月至1993年8月任自民党总裁、首相。

(2)三木武夫（1907—1988）：日本政治家，历任通产大臣及外务大臣等职，1974年12月至1976年12月任自民党总裁、首相。